我国利用外资３０年的主要经验简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裴长洪

　　到2007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近63.5万户，实际累计使用外资超过7700亿美元。2006年外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8.2％，外资企业缴纳各类税款795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近60％。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已有480多家在华投资，我国已成为一些重要工业品的全球制造业中心。
　　除了外商直接投资，我国还通过政府和企业贷款途径利用外资，但在利用数量上比较谨慎，到2007年底，我国外债余额约3736亿美元。此外，我国政府还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证券市场融资，其中在香港H股、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已超过120家。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中，累计批准了50多家境外合格的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投资，批准的外汇规模超过300亿美元。虽然数量还不大，但这不仅是利用外资政策的新突破，也是资本市场改革以及国际收支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改革的综合体现，具有十分长远的改革意义。
　　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经验是：
　　
　　一、坚持解放思想的坚定性与统一认识的实践性相结合
　　
　　大胆利用外资要破除许多思想框框和种种疑虑，从开始的姓社姓资论、保护幼稚工业论，到后来相继出现的市场换技术失败论、内资被挤出论、危害国家经济安全论、利用外资转向论等等，都在不同阶段对利用外资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质疑，直接、间接地对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形成一定程度的思想阻力，党的领导集体和各级党委、政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坚持大胆利用外资，并在实践中不断改善利用外资的政策和实际工作，最终用利用外资的有效成果和经济增长的事实来教育人民，提高人们的认识，包括那些对利用外资开始持怀疑态度或提出质疑的人们的认识。
　　
　　二、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条件下，坚持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
　　
　　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是解决人民的就业和温饱问题，发展工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当务之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市场开放必然先从工农业产品，特别是消费品市场开始，然后依次向服务业各个领域开放市场，金融业的市场开放只能在商品和服务市场开放有了一定经验和金融业自身改革有了重大突破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因此，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的开放不可能作为吸收外资的前提条件，同时，在我国外汇储备实力还很薄弱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大规模举借外债，利用外资只能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解决了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扩大了国内生产规模，增加了人民就业，使我国实体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壮大，为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打下物质基础，为多渠道、多形式利用外资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正确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利用外资战略
　　
　　在开放型经济建立的改革之初选择出口导向型利用外资战略作为促进改革的突破口，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并不是盲目模仿某些东亚经济体的巧合。
　　首先，通过吸收外资并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是实现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目标最现实的路径。当时能够生产出口产品的工业企业，仍然在计划体制的束缚下，不仅难以释放比较优势，而且也缺乏国际市场的联系渠道。而利用外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通过灵活的用工制度释放中国的比较优势，利用境外投资者的市场联系解决产品销售，利用境外资金市场解决外汇平衡问题；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我国都要求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自我解决外汇平衡问题，直到1994年我国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后才实现了经常项目下货物贸易的人民币可兑换。同时，在中国关税的保护下，外商投资企业的一部分产品还可以内销，得到国内市场利润的激励，从而使出口导向制造业发展起来，增加中国本土的生产和经济总量，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其次，选择出口导向型的利用外资战略作为突破口，也是当时经济生活实际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十分贫穷，解决温饱是民生的头等大事。贫穷的根源是缺乏工作就业岗位，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以剩余劳动力形式出现的隐型失业问题暴露出来，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需要投资和生产，但国内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购买力，也就是没有市场。因此产业发展必须以出口为导向，而能够实现出口导向目标的，当时只能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就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伊始的1979年就制定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的根本原因。
　　第三，出口导向型生产，既是中国开放战略的选择，也是国际资本的投资选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东亚经济体的制造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开始弱化后，国际资本就已经在寻找更具有竞争优势的投资区位，并酝酿国际化生产布局和跨国公司价值链的重新调整。中国的改革开放立刻吸引了国际投资者的目光。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中国有着既定现存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而且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更具有竞争优势，中国工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周边所有发展中经济体。但仅有这个优势是不够的，中国贸易体制的改革，不是急于去搞贸易自由化，而是先解决体制的高度集中垄断的弊病，先解决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实现外贸企业自主经营问题。暂时被搁置的贸易保护，既给予了国内产业发展的过渡期，也为外商投资生产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也就是说，中国贸易体制改革进程的安排，尽管是中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但却与国际资本的投资策略不谋而合，从而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资本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
　　
　　四、在体制转型中实现贸易自由化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条件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次序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建议的方式。关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顺序，一般认为首先应将配额、外汇管制的非关税手段关税化，然后再将关税水平降低，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如果是那样，中国的市场有大量进口产品与本土生产竞争，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头15年左右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机遇。然而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不同，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基础是改革开放的初始经济体制约束环境――计划经济，因此贸易自由化进程必须在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完成，从而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不是一个单纯贸易自由化问题，而是必须顺应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次序和步骤。在我国向市场化转轨过程中，就贸易措施而言，先逐步放松对外贸易计划，代之以许可证、配额及其他行政控制手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扭曲的程度逐步减少，对外贸易数量控制也随之减少，直至最后取消数量控制措施。就改革目标而言，是要通过体制改革，释放比较优势，扩大出口贸易以缓解经济发展中的外汇需求压力；通过贸易保护，发展新兴产业与特定产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措施组合是，一方面继续维持对国内产业的有选择保护；另一方面采取出口补贴、外汇留成、出口退税等出口鼓励措施，抵消保护政策造成的扭曲，优化资源配置，使一部分产业和产品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扩大出口规模。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使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五、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创造了区域突破的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随后又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在这些地区实行了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通过大量吸引外资，提升外资经济的比重，创造了与内地不同的体制与政策环境，改变了原有的商品流通计划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在这些地区，市场机制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逐渐占主导地位，计划体制退居次要地位，形成了区域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局部性贸易自由化创造了体制环境。
　　
　　六、经济技术开发区创造了产业积聚的环境空间
　　
　　由国务院和各个地方政府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仅成为各级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和载体，而且事实上成为境外投资项目的产业积聚地，为产业的配套创造了必要条件，成为新兴的工业区，为我国90年代后期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以及城市中心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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