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对吸引FDI的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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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方 领
摘要:文章主要以1986-2006年的我国13个省、直辖市的税收优惠与职工平均工资以及FDI相关数据进行区域对比以及整体随时间变化趋势的计量分析,力求论证相应变量对经济开放区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作用,同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职工平均工资;劳动力成本;税收优惠;FDI
一、相关文献综述以及假设
(一)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Dunning(1973、1981)首先提出了一个较为完善和综合的解释外国直接投资的理论,通常称为“折衷理论”,根据该理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备三个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该理论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Bond在东道国政府和外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条件下,建立了一个税收优惠作为政府信号发出的理论模型,他们分析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可视为东道国政府发出的一种信号,表明本国的经济发展潜力,以区别于其他国家,从而达到有效吸引外资的目的。对于工资水平对FDI的影响,Yeon(1992)在研究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本流向时得出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都为获取廉价劳动力的结论,Coughlin等对1981-1983年美国50个州外商直接投资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人均收入、交通设施等与外资呈现正相关关系,高工资、高税收则呈负相关关系。
(二)相应变量假设
我国自1979年起,随着《中外合资企业法》的出台,首先在东南沿海建立了经济特区,实行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并逐步扩展到整个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外商对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对到中国投资普遍存在信心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提供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起到很强的信号作用,因而对FDI可以起到较大的激励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对于税收政策我们提出假设1: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促进FDI的引进。而对于收入水平,这既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的一个标准,同时又是一个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体现,而根据上文的文献综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效应是呈相反关系的,所以我们的设想是:外资更倾向于非劳动力密集型的直接对外投资,在一定范围内,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并不明显。
二、计量回归检验以及相关解释
(一)数据来源以及变量描述
1、数据的选择
本文选择13个省市作为分析样本,其中包括:3个最先开放省市(广东、福建、海南)、6个沿海开放省市(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山东省、天津、辽宁省)和4个内陆省市(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利用上述省市1986-2007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各期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变量描述
(1)因变量的描述。本文主要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影响,因此各地FDI的规模是本文的因变量。考虑到地区的经济规模会影响到外商投资的绝对金额,因此,我们用各地区每年吸引的实际外商投资金额除以该地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得到外商的地区投资倾向。(2)解释变量的描述。税收优惠(Tax Preference,TP)程度的测量一直是一个很难以量化的指标,本文设计了一个税收优惠指数来反映一个地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程度,即税收优惠指数与享受税收优惠的程度成正比。为了反映税收优惠政策的阶段性和层次性,本文按照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时间和优惠程度来确定各个城市不同时期的税收优惠指数。我们以1992年作为分界点,1992年以前,经济特区的税收优惠指数为2,沿海港口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为1,内陆省会城市为0。1991年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考虑到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作用的滞后效应,从政策调整的下一年,即1992年起,经济特区和沿海港口城市的虚拟变量值增加1。1992年进一步开放了内陆省会城市,因此,1992年起内陆省会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从0增加到1。2001年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给予西部地区更优惠的税收待遇,因此,2002年起西部省会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增加到2。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FDI的区位选择总是受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成本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同时由于FDI大量流入我国与我国低廉的劳动成本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模型中我们只选取工资作为代表变量,来替代四者综合因素的影响,即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来衡量劳动力成本。
(二)模型的建构
回归模型如下:为了使FDI和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更接近线性,我们对取值为绝对值的变量取对数,由于某些省市在某些年度的税收优惠指数为零,无法取对数,因此我们采取对优惠指数统一加1来处理。然后对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模型基本设定如下:
lnEDIit=β0+β1lntp1it+β3lnWit+εit
下面我们将采用面板回归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处理,以观察在考虑不同界面效应下的回归关系。这里我们仍以全部数据作为样本,观察税收优惠对FDI流入的促进作用。通过HAUSMAN检验,我们发现在该样本中,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所以以下回归结果都是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如下所示:
方程1:
lnFDIit=-20.6+1.18lntp1it+3.97lnWit+εit
方程2:
lnFDIit=-10.2+1.37lntp1it+2.30lnWit+εit
方程1是对1986-1991年各变量对FDI影响的估计。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在统计上非常显著,但回归系数(1.183)小于总体样本回归得到的系数值(1.34)。可以认为这是我国的投资环境尚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劳动力素质低下、基础设施不完善等不利外部条件阻碍了FDI的大量流入。所以在1986-1991年,即使政府给予很高的税收优惠,也无法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同时考虑到1989年、1990年我国的政治环境很不稳定,为避免投资风险,外商也不会在这时对我国贸然投资。方程2是对1992-2006年各变量对FDI影响的估计。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更加明显。回归系数(1.37)远大于1992年以前的系数(1.18)。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质量都大大改善,为FDI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我国经济20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也不断促进中FDI的涌入。这时,政府的税收优惠就会被这些外部因素放大,使FDI对税收优惠的弹性较1992年以前更大。
观察上述两个个方程,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即工资一直与FDI保持着正相关关系。同时我国的工资总体水平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很低,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工资一定程度的涨幅对企业成本并没有实质影响,工资水平的高低更多地是反映了企业的劳动力质量。而对比1992年前后劳动力成本对于FDI量的影响,我们发现,劳动力成本的系数明显降低。这说明随着我国劳动力质量总体水平的提高,以及工资水平大幅上升所导致的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优势的逐渐丧失,同时随着内地和中西部地区的逐渐开放,外资也大量流入低工资水平的地区,使得工资对FDI的正的影响逐渐减弱。同时,工资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也和整体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而根据集聚效应理论,同类厂商集聚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大量国际厂商的投资集聚本身就是一个吸引FDI的重要原因。同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在税收优惠政策实行的同时,其他相关的政策措施的出台放大了税收政策的效应。所以,开放程度以及整体国民经济状况的向好等其他因素对FDI的吸引作用大于其带来的相应人力成本上升的损失。而针对假设二,我们将上述13省份分成各个区域,优先开放省市、沿海省份、内陆省份,并将各个省份中的数据求简单平均值,并得出以下回归结果(见表3、表4):
由以上结果不难看出,lntpa即税收优惠政策的效用为经济特区(4.13)〉沿海地区(1.96)〉内陆地区(0.82),而且内陆地区的相应变量还没有通过5%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内陆地区由于其所处区位问题,对于FDI的吸引力不强,最终导致了外商投资者对内陆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冷淡,同时,由于内陆的发展迟于沿海,可以预见在聚集效应理论下,其对外商的吸引显然小于已有相应外资的沿海省份。同时,人均工资此时出现沿海经济特区对其敏感程度要远小于其他两个区域,这很可能是经济特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所以其作用已趋于弱化,相反,劳动力成本可能影响并没有减弱,这就直接导致了其相关系数的减小,而内陆和沿海地区则反映出对工资水平的反应相对更为敏感。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模型回归结果显示,税收优惠政策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动力。除此之外,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等因素也对外资的流入有显著的影响。
第二,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我国以往实施的区域型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FDI、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是这种自西向东的梯度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了地区发展的差距,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目前我国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倾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规模必然会有所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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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小霞,李练军.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4).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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