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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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 钧
[摘要]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时主要有两种优势可以利用,一是比较优势,另一种是后发优势。目前,学术界大多重视比较优势的作用,而对后发优势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价值缺乏深入地探讨。因此,将后发优势理论应用于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分析,把后发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理论解说,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从而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3―0042―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的对外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已成为各国经济学家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国际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格外令人瞩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1990年的1470亿美元猛增到2004年的1万亿美元;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正在成长为跨国企业,《财富500强》中发展中国家企业已从1998年的29个增加到2005年的45个。[1]
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竞争一方面向发达国家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现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笔者把后发优势理论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认为后发优势可以对现有的投资理论起到丰富和补充的作用,从而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才初步形成,至今仍无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其中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五种。
(一)小规模技术理论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用小规模技术理论从技术角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来源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发挥其低成本优势,这种优势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发展中国家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2)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颇具优势。(3)低成本产品营销战略。
(二)技术地方化理论
拉奥(Lall)在小规模技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技术地方化理论。拉奥认为,第三世界跨国公司技术的形成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有优势”。这主要表现在:(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下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2)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适合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条件和需求,他们的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近市场的需要。(3)第三世界企业在新的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4)在产品特征上,第三世界企业能够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国内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第三世界的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上述优势还会由于民族的或语言的联系而得到加强。
(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维尔(Cantwell)和托兰惕诺(Tolentino)主要从技术累积和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是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过程,而企业技术能力提高则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同时,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提高是国际直接投资累积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1)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2)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3)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四)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认为,任何一国的比较优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发生转移或自然消失,因此他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一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后,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也随之变化,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按照这一理论,使本国比较优势不断增强从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外资进入的国家演变成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小泽辉智把这一阶段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阶段。(2)外资流入阶段向对外投资阶段的转型阶段。(3)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投资向贸易支持型和技术导向型的对外投资过渡阶段。(4)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生的阶段。
(五)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几点评价
从上述四种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可以看出,比较优势原则是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原则或核心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途径均是各国如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比较优势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静态比较优势,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一国应该努力寻找各国不同产业或产品之间的差异和比较优势的所在,再根据比较优势的分布来确定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如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二是动态比较优势,静态比较优势原则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长期变化,将其动态化则可以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如小泽辉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引导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产业的演进。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出更多地是一种理论上的论证,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之间如何转化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逻辑解释。
发展中国家FDI理论强调的比较优势原则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发展中国家如果只利用自身已有的优势进行对外投资,还只是“顺梯度投资”的投资方式,即对外投资并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处于低位的状况。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想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大力发展逆梯度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动获得世界最新技术,拓展国际市场并促进国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影响的实证分析显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后,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高,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2]
此外,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技术演进的角度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寻找比较优势,强调技术转移、技术积累以及技
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扩张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而忽略了制度因素,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所起的作用。而在当今世界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已经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性政策措施。因此,重视制度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发展中国家FDI后发优势分析框架
(一)后发优势内涵
一般在各项研究中,后发优势只是笼统地定义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所形成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后发优势假说(Gerchenkron,1962)提出之后,一些学者用这一理论来检验拉美以及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如赫尔希曼(Helpman,1991)、南亮进(南亮进,1992)等。国内也有学者用它来分析经济增长过程,如陆德明、李清均、施培公和张伟等。但就整体而言,这一理论假说尚未引起众多研究者的重视,国内外对后发优势假说进行研究与应用的文献并不多见,专门利用它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也尚未出现。
发展中国家主要有两种优势可以利用,一是比较优势,另一种是后发优势。目前,学术界大多重视比较优势的作用,相对忽视后发优势的作用,而事实上后发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和追赶发达国家非常重要。[3]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投资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缺少名牌产品等。如果不能利用后发优势,难以实现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发展中国家FDI也难以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因此,把后发优势假说引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将其作为现有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补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现有理论的以比较优势原则为理论核心的不足。静态的比较优势容易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难以自拔,而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出更多地是一种理论上的论证。把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是合乎逻辑的推理,但其中的转化机制却模糊不清。笔者认为,正是后发优势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转化器的作用。发展中国家通过发挥后发优势,促使本国原有的比较劣势产业转化为新的比较优势产业,从而使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促进本国的FDI的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FDI后发优势的作用机制
1.政府的干预。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4]政府的干预与后发优势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图1中纵轴代表发展中国家FDI的后发优势,用字母B(Backward Advantage)来表示,横轴代表政府的干预措施,用G(Government Intervention)表示。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投资的初期,后发优势通常随着政府的干预力度的增强而增加。这是由于,投资初期资本市场通常未能得到完整的发育,缺乏投资的有效资本,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也严重缺乏。此时,为了使企业较快地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立足之地,企业力量的弱小和企业家的缺乏可以先由政府替代的方式进行解决。政府可以采用国家组织,或者国家与民间资本结合等方式,使企业迅速形成较强的企业有效资本与管理能力。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达到M点时,潜在的后发优势已经全部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企业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政府的干预度已达到最佳。M点之后政府干预所能起到的作用逐步下降,这意味着若政府长期替代资本市场和企业家的功能,则会导致企业依赖政府,缺乏创新精神,企业家因没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而难以成长,社会上寻租活动盛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也缺乏持久的推动力量。因此,到投资发展的中后期,政府应逐步退出和还原。
2.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由于知识和技术具有溢出效应,学习与借用知识和技术能够带来后发利益。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从发达国家中获取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大量节省下来的研发费用、创新成本或探索成本,包括时间节约和经验教训等,就可以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巨大后发利益的一种表现。[5]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转换成本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优势,通常发达国家企业的转换成本要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大多数企业设备较先进,使用年限不长,固定资产投资尚在回收之中,应用新技术而报废现有设备必然遇到很大阻力,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生产设备陈旧,资产存量小,软系统也不稳定,转换成本小,采用新技术的阻力小。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尽可能多地采用先进技术,跨越某些发展阶段,以比较低的转换成本形成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有效追赶。图2表示了后发优势与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图2中B表示后发优势,T表示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企业在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从t1~t2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企业的技术学习主要以积累和内部化为主,这对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没有太大的贡献;在t2~t2阶段,企业对技术的学习导致企业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从而迅速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t3~t4阶段,随着企业技术的进步,企业通过技术学习所能带来的后发优势的边际效率将逐步减少,企业必须由技术学习阶段转向技术的自我创新。
除模仿创新之外,一个重要的技术的后发优势就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即在一定条件下跨越技术发展的某些阶段,直接进入技术的前沿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信息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充分利用先进国家开发的现代信息技术加速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步伐是新时期发挥技术的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3.制度学习和制度变迁。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够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活动的效率,激励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最终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较大发展。杨小凯认为,制度学习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的根本性手段。发展中国家往往学习技术比较容易,学习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会倾向于技术学习。然而,政府的推动,技术的学习和进步,能够在发展初期带来比较好的效果,但如果没有制度变革作为保证,这种增长很可能是不能长期维持的。
后发优势理论另一方面也认为,制度因素不可能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生产力才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活跃的成分,制度可带来的经济效应只能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制度不均衡或是没有达到适应生产力的状况下才会发生。而一旦制度已达
到新的均衡,起作用的将不再是制度,而是技术(生产力)。制度学习和制度变迁与后发优势的关系可以用图3来表示,图中横轴以I表示制度学习和制度变迁,纵横以B表示后发优势。如上所述,后发优势随着制度的学习和变迁而不断增加,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是由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线(图3中的虚线)所决定的。
(三)发展中国家FDI后发优势的约束条件
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并不能自发实现,后发优势的实现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或者说存在一些障碍。对后发优势持怀疑态度者过分夸大了这些约束条件的负面影响,有人还针对后发优势提出后发劣势。[6]笔者认为,与其说存在后发劣势,不如说是后发障碍或约束更合适,而且这些障碍或约束并非不可逾越。
1.观念约束。后发优势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落后能够刺激人民的忧患意识,激发企业和国家学习先发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制度。然而,不同的国家和企业,学习的内在动机的强烈程度也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绩效的差异。解除观念束缚的主要措施有:政府应以企业为主体,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提高企业经营决策效率;完善内部激励机制,培育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等。
2.先天禀赋约束。企业的先天禀赋主要可以从资本、技术和制度三个方面来看:(1)资本约束。传统的过剩资本论和垄断优势资本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过程中受到极大的挑战,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FDI行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提出的“有效资本”概念弥补了上述理论的缺陷。所谓有效资本是指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跨国性行业增殖链的资本[7]。有效资本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强调资本的要素整合能力、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和对投资区位优势的适应性反应能力。其中要素的整合能力和跨国性产业增殖链的建构能力是企业开展FDI的必要条件,而对投资区位优势的适应性反应能力则是充分条件。(2)技术约束。首先,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落后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其内生的科学技术的作用极不显著……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性问题不能视为与发达工业化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情况等同的原因。[8]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并非是同一发展轨道上的前后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有其独特性。其次,世界性技术进步有成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经济发展阻碍因素的趋势。发达国家能够为自我保持的技术和经济进步提供持续的手段,而这种进步却超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财政和技术的能力,这就是穷国与富国之间鸿沟似乎逐年扩长的一个真正潜在的经济学原因。[9]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走学习型创新道路,建立发展自主技术能力是寻求突破技术约束的最有效的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建立发展自主技术能力才能更有效地使用引进技术,并在引进技术上加以改进并创造出具有适用技术特征的新技术,从而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3)制度约束。如前文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一般比较落后,同时,由于技术模仿比较容易,制度模仿比较困难,发展中国家会从比较容易的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把比较难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从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比较容易在短期内取得资本积累、结构变迁、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比较快,但这样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制度可能会成为设置长期发展的一个障碍[6]。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为解决内部制度约束问题而寻求外部制度供给时,更应注重外部制度与自身条件的整合和优化。
3.东道国环境约束。国际投资可能遭遇的风险比国内投资大得多,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与投资者所熟悉的本国投资环境有很大差异,其变化程度也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等,有时为投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时又极大地妨碍甚至中断了投资发展的进程。此外,国际投资行为必然包含的其他文化差异对投资也可能产生影响。
[收稿日期]2006―11―20
[作者简介]吴钧(1980―),女,江苏淮安人,淮阴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
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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