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土地流转与农业规模化经营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曹利平

　　摘 要：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但流动过程是以青壮年男性为主的“候鸟式”循环流动，他们“弃农不弃地”、“离土不离乡”。进入21世纪，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转变和“新生代”成为流动大军的主体，常年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在增加，举家外出者占到一定比例，流动方式逐渐由“候鸟式”向“迁徙式”转变。基于此，本文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与特点进行了梳理，并以河南省固始县为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契机。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士地流转；土地利用效率；农业规模化经营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90128)。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项目(B019)。
　　作者简介：曹利平(1971－)，女，河南固始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农村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304.6；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4-0084-04　收稿日期：2009-04-16
　　
　　1984年以来，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民以外出务工和从事非农经营为主要的增收方式，农业经营日趋副业化，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也随之降低。随着我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与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必将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往城镇迁移流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以一家一户分散承包经营为主要特点的农村土地制度显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城市化进程、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规模化发展都有很大的制约，也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以市场化、规模化、信息化等为主要特点的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因此，如何保持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等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政府作为决策者需要思考的大事，也是农民迫切希望得到妥善处理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大事和问题，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和特点进行梳理，探寻其发展趋向，对于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改革和发展现代农业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趋势与现阶段的新特点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趋势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一部分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得以在农业外谋求就业。因此，自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以不可逆转之势大规模流动(刘怀廉，2004)。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仅有几百万人，80年代末达到2000多万人，1994年增至6000万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1996)。1996年以来，农村实际常住人口已经连续10年以每年超过1000万人的幅度持续减少，农业从业人员自1999年起以年均400万人的速度递减(黄宗智，2006)。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全国31个省(区、市)农村住户和行政村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在逐年增加，2005年农村常住户外出务工半年以上的劳动力人数达10038万人，比2004年增长7.3％。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半年以上的劳动力为13212万人，比2005年增长5％。其中农村常住户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10568万人，增加530万人，增长5.3％；举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2644万人，增加104万人，增长4.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06、2007)。今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城市化、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食物消费和农业产业结构的持续转型，必将还会有大批的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并将最终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黄宗智，2007)。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杨云彦等，2007)。
　　
　　(二)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特点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与发展壮大、农业比较收益较低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过去17年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上升了近12倍(李实，2008)，近几年农村流动的劳动力在流动观念、动因、行为和生活预期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村劳动力流动方式由“候鸟式”循环流动向“迁徙式”永久流动过渡，常年外出和居家外出的比例在增加。长期以来，由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土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和户籍制度等原因，我国农村劳动力都是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大规模、暂时性地流动，而不是部分、永久性地城市化转移，但近几年“迁徙式”转移在增加。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对全国17个省区、20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749个行政村的调查资料显示，以常年外出计算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全国平均水平为18.1％，其中东部地区为23.55％，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3.69％和13.60％，这表明转入非农产业的全部农业劳动力中，已经有接近40％的属于常年在外从事非农产业，并且举家外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环境的农村劳动力比重已经占到一定比例，全国平均水平为5.29％，东部为4.71％，中部为4.99％，西部为6.61％(韩俊等，2007)。
　　2　农村流动劳动力年轻化、男性化和知识化趋势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数据，近几年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略有增加的趋势，但农村流出劳动力仍以青壮年男性为主。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3000多万人，其中男劳动力8400多万人，占64％。外出从业人员中，40岁以下的超过八成。而全国农业从业人员34874万人，其中男性占46.8％，女性占53.2％。按年龄分，20岁以下占5.3％，21～40岁占39.1％，41以上占55.6％；按文化程度分，文盲占9.5％，小学占41.1％，初中占45.1％，高中占4.1％，大专及以上占0.2％。(国家统计局，2008)。农忙季节，女性和老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3　农村劳动力流动仍是“弃农不弃地”、“离土不离乡”。改革开放后，国家进行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效率，更加重视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调节作用，更加重视人民生活的改善。经济开始起飞时，生产要素实现了合理流动，农村劳动力也快速向二、三产业流动。但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推行的方针政策是“离土不离乡”，因此，流动的农村劳动力长期从事非农就业，但仍是农民身份，并以村集体成员资格的权利均分农田，是标准的“弃农不弃地”、“半工半耕”的兼业农民。
　　
　　4　“新生代”农村流动劳动力对土地的情结弱化。随着“80后”农村青年大量进入城市务工就业，“新生代”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产生，并逐渐成为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的主

体。他们与其父辈(我国第一代农村流动劳动力)相比，无论是流动行为动因，还是流动行为目的，都是不同的：新一代农村流动劳动力对土地的情结弱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日趋城市化。目前，他们已经代表着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主流，正发生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寻求谋生”向“追求平等”、“寻求机遇”转变(张永丽，2008)。
　　从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与特点的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农村劳动力正以不可逆转之势大规模流动，这一流动过程中以青壮年男性为主，主要是“候鸟式”循环流动，他们“弃农不弃地”、“离土不离乡”，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转变和“新生代”成为流动大军的主体，常年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在稳定增加，举家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也占到一定比例，流动方式也逐渐由“候鸟式”向“迁徙式”转变。这些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带来了挑战，但同时也给农村的土地流转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带来了新的契机。对此，本文选取河南省固始县进行实证研究。
　　
　　二、实证调查及其结果
　　
　　(一)调查对象的选取及其劳动力流动的描述
　　本文选取我国第一农业大省、第一农村富余劳动力大省和第一劳务经济大省――河南省(王世林，2007)中的第一人口大县、第一农业大县和第一劳务输出大县――固始县作为调查对象，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契机。
　　固始县位于豫皖交界处，总面积294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40万亩，总人口16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4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5％，人均耕地不到1亩，剩余劳动力70余万人，是河南省第一人口大县、农业大县和劳务输出大县。改革开放前，固始县人口多、底子薄、条件差、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是其真实写照，“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蹲闲”是当时固始农民的真实写照。直到1993年，固始县的GDP也只有12.93亿元，人均仅为904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固始县农民深刻感受到“一亩地里刨不出小康生活，穿着农装走不上小康之路，靠天吃饭算不上小康社会”(徐光春，2005)，于是他们就开始蜂拥奔向城市。在随之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固始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人数也急剧增加，到2008年，全县年外出人员已超过53万人，年创劳务收入约66亿元，超过全县GDP的二分之一(2007年固始县的GDP是115.6亿元)(河南省统计年鉴，2008)，劳务经济成为固始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固始县城也是一座由“打工仔”建立起的消费型城市。
　　在全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趋势中，固始县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所显现出的势头更加凶猛，并带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一是1984―1988年的启蒙阶段。这一阶段劳动力流动规模不大；二是1989―1996年的有序流动阶段。此阶段农民深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流动规模迅速扩大，到1996年达20万人；三是1997～2003年的间接有序流动阶段。在此阶段中，固始籍外出农民工开始融入大中城市，站稳了脚跟，并开始成批带走亲朋邻里，甚至带走整村、整组剩余劳动力。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关系的案例调查结果与分析
　　1984～1988年，固始县流动人员相对较少，到1988年，全县外出务工人员仅有6万人左右，基本上不影响家里农业生产活动。但到1996年，该县外出务工人员已达20万人，2008年，在外务工时间半年以上的劳动力更是已超过了53万人，特别是自1997年以来，外出农村劳动力融入大中城市、站稳了脚跟后，开始成批带走亲朋邻里，甚至带走整村、整组剩余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河南“劳动力输出第一县”――固始县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就出现了雏形：家里没有了足够的劳动力，农民开始将土地委托亲友耕种。随着土地收益的增加，开始出现了一部分流出户将土地租赁给不外出农民耕种，并且超出了亲友之间租种范围，在承租对象的选择上基本采取了市场行为，并且这部分非亲友之间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在全县范围内日益增多。2008年春节期间。笔者对固始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在固始县域内土地经营权流转已超过三成，有21户农民成了上百亩耕地的承包大户，50亩以上的承包经营农户有586户，20亩以上的农户达到了3610户。全县参与流转的土地面积超过54万亩，占全县常用耕地面积的38，57％，有13万农户将自家承包的土地“流转”给了别人，占总农户数的36.6％。2009年3月，固始县还依据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今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成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在政府的引导下，流转的土地都集中到种田能人的大户手中。因此，可以说在固始县，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该县农村土地的大规模流转，促进了该县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新契机
　　
　　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它有利于改变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有利于土地、技术、人才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和优势重组，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也是我国现阶段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解决劳地紧张、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从固始县的个案中我们可以发现，经历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农村正由传统的“全耕社会”演进为“半耕社会”，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契机。当然，所有的这些变化都与我们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所作的政策调整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式的就地转移，到80年代中期以后，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开始松动。1984年中央1号文件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十三大”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并首次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提了出来。到90年代政府进一步调整了政策，从限制农民流动，逐步转向承认流动、接受流动、鼓励流动。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在地区间有序流动。“十五大”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拓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思路，提出立足农村。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发展二、三产业，建设小城镇。同时适应城镇和发达地区的客观需要，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进入21世纪，无论是从国家的经济基础、体制基础，还是从全社会对城乡关系、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深化上来看，都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为顺应发展要求，“十六大”报告指

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给予充分肯定，而且制定了“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指导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方针。新一届政府领导，又进一步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有一是提出取消城乡就业方面的各种不合理界限，改善农民进城就业、创业的环境，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二是进一步放开户籍管理，积极稳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和“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的决定。正是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指导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流动的速度迅速加快，这为有效促进当前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要特点的农村土地的规模、合理、规范和市场化流转提供了契机，为提高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一点从固始县的个案分析中，我们可窥一斑。
　　
　　四、结论与思考
　　
　　固始县是河南省第一人口大县、第一农业大县和第一劳务输出大县。选择固始作为调查对象，分析其农村劳动力流出后给当地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其土地流转及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的影响及契机，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和现实意义。结合固始县这个个案，对农村劳动力在流动中所呈现出的新特征进行梳理，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由“候鸟式”循环流动向“迁徙式”永久流动过渡。常年外出和居家外出的比例在增加，并且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的主体，他们对土地的情结比其父辈相对减弱很多。但是这些流动的劳动力却仍在以村集体成员的身份均分农田，他们是离开了农村和农业生产，却仍拥有农村户口，是“弃农不弃地”、“离土不离乡”。这些情况不但制约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而且对城市化进程、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都产生着制约。但同时，这种现状也为现阶段推行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提供了极大地可能性和可行性，为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对于固始县这样的农业人口绝对多的大县来说，如何一方面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流动，另一方面又确保粮食生产安全，是一个政府需要多方思考的大事，也是广大农民迫切希望得到妥善处理的问题。为此，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速农村劳动力流动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1)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2)政府积极参与，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3)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以有效地转移农村劳动力；(4)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进一步开展“阳光工程”培训，让其掌握必要的职业技能以增加他们进城就业的可能性和竞争力；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编校　书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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