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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进展

作者:未知

  摘    要: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伴随中国城市化发展而生的必然现象,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近年来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普遍关注。本文将现有研究划分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点与存在问题、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因素、劳动力转移的效应、转移劳动力的管理等4个方面,通过总结已有研究的重点、难点与不足,了解与把握劳动力转移相关研究的现状与进展,进而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为日后开展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转移;驱动因素;影响效应;进展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9.01.015
  Abstract: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is a phenomenon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 key to solve the "three rural issues" as well. Thus it has drawn a wide range of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pap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was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including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surplus rural labor transfer, studies o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labor transfer, studies on the effects of labor transfer and studies on the management of labor transfer. Then the focus, difficulties and inadequacies of the documentations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was proposed. The review would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help the researchers to explore further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surplus labor force; transfer; driving factors; influence effect; progress
  農村转移劳动力是指乡外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或者虽然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内到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1]。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这与“三农”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因此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研究人员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2-4]。根据研究侧重点,现有研究主要可分为4个方面: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点与存在问题、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因素、劳动力转移的效应、转移劳动力的管理等。这些研究使得研究人员得以理解与把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5],探讨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对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与数量加以预测,从而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管理提供对策建议。本文从上述四个方面对现有文献加以梳理,总结已有研究的重点、难点与不足,进而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从而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与把握劳动力转移相关研究的现状与进展,为开展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
  1 研究概述
  1.1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点与存在问题
  在农村转移劳动力研究中,对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研究较为常见,学者们通过回顾劳动力的转移现状与发展历程,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特征、劳动力转移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以及区域转移模式进行了研究与总结。梁永郭和徐俪[6]从产业、文化水平、转移范围、身份4个角度入手,总结出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呈现由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处于较低的文化水平、以本省转移为主和亦工亦农兼业比重大的特点;张蕾等[7]以杭州市萧山区孙家村村民为研究对象,认为目前农村劳动力存在向发达城市转移,眼界狭窄,男性比女性转移意愿更强等特点。劳动力转移在不同阶段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程名望和潘烜[8]指出1949—2004年劳动力转移整体表现出周期性、转移形式多样性、兼业性、短期性、地域性和产业性等特征,他们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进一步将研究时段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至2004年2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相当乏力,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建设均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转移进展良好,就业结构变动和产出结构的变动基本同步,且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快于就业结构的演进。朱敏和黄洪琳[9]重点研究了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和地域转移两方面的变化,将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细分为5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加速—停滞—扩大—减缓—加速曲折上升的趋势。张向群和王朝晖[1]按照区域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研究区域划分为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指出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劳动力转移会具备不同的特点,其中不发达地区的外出劳动力比例高于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劳动力转移首选就地就近从事非农产业,而不发达地区劳动力倾向选择跨区域流动。周丽萍[10]进一步指出,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型转移仍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的主体,而回流型转移、创业型转移、培训型转移将不断增加。研究人员立足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特点,进一步总结了转移模式,如孙峰华[11]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划分为苏南、温州、阜阳等七种模式;李斌[12]基于典型地区的调研,根据劳动力转移的理性程度总结其模式;李玉江和吴玉麟[13]从区域经济差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地域分布。   在较短的时期内,我国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转移,因此造成了涉及社会经济环境、政府管理以及劳动力群体等诸多方面问题。社会经济环境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6]、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14]、农民工就业环境恶化[15]、流动成本偏高、资金短缺[16]阻碍了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此外,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受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的双重制约,农民工身份转换通常滞后于职业转换,农民家庭迁移往往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17],农业人口“真正市民化”较难[18],导致回流人口数量逐渐增多。政府管理方面,农民制度保障体系的欠缺和政策扶持力度的不足[19]导致高额的房租和子女教育费用,给转移的劳动力带来了沉重的重担。劳动力群体的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劳动力自身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劳动力结构的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20];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较低的劳动力素质[14],严重地限制了劳动力就业的空间;与此同时,劳动力大规模自发而盲目地涌入城市[1],给城市管理带来负担,也容易影響当地的社会治安。二是劳动力产生的影响问题,农村劳动力兼业比重较大、转移范围受限的特性既不利于转出地土地的经营流转,更不利于转入地经验和技术的长远发展[6]。
  1.2 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力因素
  在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因素研究中,国外有不少较为成熟的经典模型,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式、乔根森模式以及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这些模型对推进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制进行了阐释,其中推拉模型的应用最为广泛。英国学者雷文斯坦(Ravenstein E G)最早对人口迁移开展研究;赫伯尔(Iterberle R)在1938年指出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力”引起的,一部分为推力,另一部分为拉力;首先将之概括为理论的是博格巴格内(Bagne),他认为人口流动取决于生活条件是否能得以改善;1966年美国学者Lee[21]提出了系统的推拉理论,他认为推力是消极因素,促使移民离开原居住地,而拉力是积极因素,吸引移民迁入新的居住地。
  国内研究往往以这些模型为基础,立足于我国国情,对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力进行探讨。不少研究人员都从推拉模型着手来研究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力因素,一些学者将输出地特征视为推力,输入地特征视为拉力。输出地特征包括地理环境、交通和通讯等的发达程度、当地非农工作机会的多少等;输入地特征包括移民网络、工作机会的获得、失业状况以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等[22]。除了按照地区来划分推拉力因素之外,学者们还从社会经济、政府管理和劳动力群体自身等方面进行因素的分析,如王兰[23]提出转移的推力主要包括转移收入差异激励、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三个方面;而拉力主要包括产业政策导向和社会政策导向两个方面,产业政策鼓励引导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以满足劳动密集企业更大的发展规模,而社会政策考量如何缩小即有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景普秋和陈甬军[24]不仅分析了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拉力与推力,还在分析框架中添加了转移过程中的摩擦力,他们认为摩擦力包含个体因素和总体因素,其中个体因素偏向微观,包括转移成本、心理成本等;总体因素偏向宏观,包括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总量、供求结构的失衡,以及在转移过程中遭遇到的制度性、政策性、观念、地域性等摩擦力。李浩[25]的分析视角则有所不同,他从劳动力自身因素和外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探究,指出外在动力来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内在动力来自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分化。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人员[9,26-27]会采用数据模型来进一步分析这些驱动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定量影响。
  1.3 劳动力转移的效应
  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会对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其效应包括为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农村转移劳动力对社会经济的正向效应,可以从移入地和移出地两个方面加以探讨。转移劳动力对移入地的积极影响表现为向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刺激城市商业活动、推动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以及加速城市化建设进程等诸多方面;对移出地的积极影响表现为推动农村经济的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率、缩小城乡收入差异、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素质和整合农村资源等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的助推作用得到了国内众多学者的一致认同,胡兵等[28]指出改革开放后,包含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内的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实现了资源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17.26%。张广婷等[29]认为1997—2008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GDP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了16.33%和1.72%。而张勇[30]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城市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和就业率提高的重要源泉。谭婷婷[31]从劳动力再配置的角度着手,指出随着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对生产要素进行了重新配置,从而提高要素利用率;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流动能实现产出的规模经济,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刘秀梅和田维明[32]和蒲艳萍和吴永球[33]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加以论证,指出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能改善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缩小产业间的劳动收入差异,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异,促进经济增长。万晓萌[34]从空间溢出的视角开展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能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影响“相邻”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对于改善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武国定等[35]综合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配置效应、节本效应、聚集效应和提升效应,判断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会促进农民收入提高,为农业发展和农民消费提供资金,促进耕地资源合理配置,还会较大幅度地降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成本,创造就业机会,促进GDP增长,加速城市化进程。刘甲朋等[16]指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地区农民的观念变革,甚至引发了农村地区基层领导结构的变化。
  农村转移劳动力对社会经济的负向效应,也可以分为移入地和移出地2个方面。对移入地的影响体现在加重中国及地区经济发展负担、严重加剧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造成城市环境污染、破坏社会治安、对城市管理体系形成冲击等多方面;对移出地的影响体现在产生负反馈效应、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影响农村基层组织的发育以及激发农村养老问题等方面。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劳动力转移拉动经济增长模式下过速、过量的劳动力转移致使农业发展受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负担[36],如我国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使经济收敛性质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变化[37]。易莹莹和凌迎兵[38]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指出劳动力流动对重庆经济增长的效应只存在“弱正效应”,物质资本、本地劳动力和流出劳动力在促进重庆经济增长的同时,劳动力的流入却对重庆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负面作用。陈浩[39]指出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带来了工商、税务、劳动就业和计划生育等多方面的问题。当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流出地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短缺、劳动力流出地的农地荒废,抬升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成本,使农村劳动力投入产出效率下降时,称为劳动力转移的负反馈效应[40]。张以顺和崔成富[41]重点研究了农业劳动力转移趋势下的农村养老问题,他们认为劳动力的大量转出会打破传统的家庭结构、削弱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导致赡养老人的家庭观念逐渐淡漠。   1.4 劳动力转移的管理
  针对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研究人员也提出了一系列对策。立足于政府管理职能的举措包括修订和建立各类相关政策以及从城乡统筹发展角度来规划国家发展战略。在产业政策方面,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二、三产业[6],提高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42];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43],破解所需资金瓶颈问题[5],鼓励农民自主创业[6]。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建立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户籍制度,调整住房制度[15],提高保障水平[5]。在统筹规划方面,重点改善城镇化城乡统筹质量[44],并优化就业环境;加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1],从以往通过发展工业化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转变为重点推进城镇化解决农村人口市民化,以此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创造条件[17]。最后在制度创新方面,要与时俱进創新体制机制,推动制度改革。从农民的个人视角出发,在自发性方面,要转变其落后的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的就业积极性[19]。就能动性而言,第一要加强自身的劳动力素质,掌握专业技能[6];第二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减少盲目自发的行为,最大限度发挥劳动力集聚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1]。
  为了对劳动力转移进行更好的管理,学者们对未来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与趋势做出了预测,但是他们的观点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劳动力转移很快将呈现递减趋势,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如徐晓华等[43]预测劳动力转移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之后将逐年递减,并于2018年出现“刘易斯拐点”,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供给的不足。有的学者指出劳动力转移仍将保持一定规模并持续一段时间。如何建新[45]指出2010—2020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仍将保持逐年增长的趋势,至2020年将达到26 707.26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有的学者提出近期未来将出现劳动力转移资源配置的契机,如王国霞[46]用城乡人口比重预测法推断出2000—2020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将大致保持每年1 800万左右的水平,2010—2020年将成为农村劳动力作为稀缺资源进行公平配置的最佳时期。总的来说,中国未来的劳动力转移形势严峻,政府及各部门可采取调整农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增加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建立面向全国的统一劳动力市场,重视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非正规就业以及大力开拓国际劳务市场、拓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空间等措施来积极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与科学配置[47]。
  2 研究特点
  2.1 研究尺度与数据来源
  总体而言,国内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以全国及省域尺度居多,如李迅雷等[36]以全国为研究对象得出中国劳动力转移正趋于均衡,发达地区劳动力比重大、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比重小,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结论。发达地区的研究多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域,如高慧和王桂新[48]研究了浙江省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的关联,谭亭亭[31]探究了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顾益康等[49]对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景做出了预测;而欠发达地区的研究大多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来开展实证分析,如杨钧[50]分析了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熊军红[51]研究了河南省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研究所用数据一般可分为两类:统计数据和问卷/访谈数据。其中统计数据使用较多,一般直接采用来自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公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的官方数据,如李菁和向玲[52]利用统计数据研究了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态效应。而在问卷/访谈数据方面,学者们往往会采用问卷调查或问卷访谈两者结合的方式,如张蕾等[7]对杭州市萧山区孙家弄村村民发放问卷,以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决策及影响因素,全村共有17个村民小组,共836户家庭,人口累计2 768人,该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所占比例较高,近三成的劳动力属于剩余劳动力;又如左晶和黄璐璐[53]运用问卷和访谈两者结合的方式对河南项庄村80余户村民的劳动力流动状况进行了调研,调查发现,约400人中有常住人口240多人,其中近200人是留守妇女、儿童及老人,近80%劳动力流动到其他地区,从而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当地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原因和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2 研究方法
  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方法包括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类。在驱动力研究和效应研究中,定量方法较为常见,如唐美丽等[26]以福建省为研究对象建立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来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张广婷测算了中国劳动力转移对GDP的贡献。此外,基于管理目的的预测研究中,定量方法的应用也较为普遍,如齐国友等[47]预测了2004—2020年中国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
  在驱动力研究和效应研究中,最常用的定量方法是多元回归分析,如王国刚等[27]利用第二三产业产值、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工业企业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等5个因子建立了劳动力转移数量和劳动力转移强度两个回归模型。依据因子的进入方式,回归分析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子直接进入模型,如赖作莲和王征兵[54]选取非农就业比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城镇化率三个指标代入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城镇化对劳动力产业转移效应,采用城镇就业比重与城镇化率两个因子就城镇化对劳动力空间转移效应进行回归分析,选用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非农业生产收入三个指标因子进行城镇化发展对已转移劳动力的收入效应分析,宋淑丽和齐伟娜[55]的研究也与之类似。另一类是先因素后因子进入模型,如朱敏和黄洪琳[9]首先进行主成分分析,将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分为农业排斥力因素、非农化和城市的吸纳力因素以及转移过程中的摩擦力因素三类,再根据指标在不同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以及不同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再将指标因子代入回归模型进行运算分析。   总体而言,研究人员在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时,最常用的是非农就业比重和人口城镇化率两个因子,如朱敏和黄洪琳[9]将其作为非农化和城市的吸纳力因素下的自变量指标,赖作莲和王征兵[54]选取两者进行了城镇化对劳动力产业转移的效应分析。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普遍考虑了摩擦力因素,如彭荣胜和覃成林[42]认为影响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因素就包括制度因素,制度因素以市场化分配资源比重、市场化指数、非国有化率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度作为测定指标进入模型;朱敏和黄洪琳[9]将转移过程的摩擦力因素作为建立模型的自变量之一,包含转移成本、心理成本、从业人员素质等属于微观层面的个体因素,以及制度、政策、观念等总体因素。
  3 研究难点
  转移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测算是劳动力转移管理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的难点。研究人员往往会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估算,这些方法包括基于定义的方法、生产函数法、农业技术需求法、综合法等。基于定义的方法是指研究人员从转移劳动力的定义与内涵出发来构建公式,如陆学艺[56]将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估算为地域转移与职业转移的总和,其中由农村进入城市的转移劳动力为城镇从业人数与城镇职工人数之差,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为乡村从业人员数与农业就业人数之差。生产函数法,如王红玲[57]从C-D生产函数着手,分析农业生产总量达到最大时,各生产要素(仅指劳动力与耕地)按最优配置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从而推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农业技术法是根据中国22种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技术和成本参数估计了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然后再用统计年鉴中的劳动力数量,从而推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如蒋江林[58]就借鉴此方法通过土地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减去理论需求而测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徐晓华等[43]也对农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当农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时,就认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之后假设农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乘以社会劳动力数量为实际产生效益的劳动力数量,将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减去实际产生效益的劳动力数量即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有些研究学者综合运用多种劳动力转移人口估算方法,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如胡景北[59]统筹考量了不同研究人员提出的方法[33,56,60-62],对1953—2012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进行了标准化研究;李迅雷等[36]也采用了这一思路[45,56,63-64],分析并测算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其他方法如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法[65]、国际标准模型法[66]、耕地劳动比例法[67]和有效工时法[68]也都被国内学者采纳运用。
  4 不足与展望
  4.1 已有文献的研究尺度和研究区域都有所偏重
  大量文献的研究尺度主要集中在国家及省域层面,市域及以下中小尺度的研究较少,研究结论侧重宏观视角,影响了它们在中观与微观层面的指导性;实证研究中发达地区如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如河南省是重点研究区域,研究开展得较为充分,虽然浙江与河南两省在经济發展水平方面都具有典型代表性,但其他地区的实证研究也很重要,研究区域的单一化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外推性。
  4.2 研究内容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其一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的关联研究不够深入。研究人员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之间的关联开展了大量研究,如赖作莲和王征兵[54]、李秀霞和温欣欣[69],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相伴而生的过程,现有文献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的关联研究往往较为浅显,对于工业化的分析通常仅局限于三产结构的调整,更缺乏对二者互动关系的深入思考。其二是在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因素和效应研究中较少涉及循环机制研究,以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因素研究为例,城市化水平通常被视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驱动力,但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也会对城市化水平产生影响,进一步推动城市化水平的发展。虽然转移劳动力与其驱动因素、转移劳动力及其效应之间的循环因果关系在理论上已有充分论证,实证研究仍然注重二者的单向作用,对双向作用关注不足。
  4.3 已有研究的现势性不足,对宏观和中观层面社会经济变动的敏感性较低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目前我国社会特征已经由乡村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却很少有研究人员对与之相应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变迁特点和地域分布开展研究。此外,近年来为了推动城镇体系的良性发展,一些特大城市开始控制人口的增长,而二三线城市则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人才,由此产生的政策变化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亦应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
  因此,基于上述不足,本文对未来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提出以下三点展望:一是拓展研究区域,除了传统的研究区域之外,对其他地区也应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外推性;二是在研究内容方面,需要重视工业化与劳动力转移的互动关系和转移劳动力驱动因素与效应的双向作用,此外农村劳动力留守人员问题、劳动力回流现象也值得关注;三是增强研究的时效性,研究人员开展研究时要贴近当前的政策形势,对于政策的变化要具备敏感性,有预见性地分析这些变化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更好地为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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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8-06-13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16YJAZH067)
  作者简介:徐梦洁(1973—),女,江西宜春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工作。
论文来源:《天津农业科学》 201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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