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下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准备新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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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本刊记者
访谈时间：2008年12月25日
访谈地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08年9月以来，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逐渐蔓延全球，中国经济难免也受到较大冲击。您如何看待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卢中原：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好像很突然，其严重程度也出乎许多人的预料。2008年5月我在美国参加哈佛公共管理培训班期间访问了美国财政部，当时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与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还比较乐观，说美国政府已经投入了1，000亿美元拯救美国经济，并且已经见到了一些效果，还将投入4,000亿美元，预计到2008年底美国经济将走出衰退。结果到9月份金融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对美国、欧盟、日本这些大的经济体和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这说明象保尔森这样的美国重量级人物也没有预料到这个情况。
当然，这次金融海啸的爆发并非凭空而起，它是美国次贷危机累计和蔓延的严重恶果，国际上包括美国也有不少人早就作出了悲观的预测。2008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美国卡特比勒公司的总裁曾对我说，他认为当时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而且预计这次经济衰退将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漫长的。我觉得，对这次金融海啸的深刻原因和演化过程，应当从美国次贷危机、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去反思，而不应把它简单归罪于美国之外的世界经济失衡，更不应以中国的所谓高储蓄和出口造成世界经济失衡为借口，而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否则，美国就难以对症下药，从而使金融海啸进一步恶化。现在，国内外不少有识之士对这一点已经表示了担忧。
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了一些直接冲击，但是相对有限。更广泛而深刻的负面影响主要反映在实体经济方面，这些负面影响已经由沿海扩散到内地，由出口行业扩散到其他行业，由中小企业扩散到大企业，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收到冲击尤为严重，造成大量农民工返回流出地，我国经济增速在2008年第四季度明显下滑，当季度GDP增幅只有6.8％。因此，我国在2009年面临的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的形势十分严峻，防止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除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世界贸易增速放缓也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一定下行压力。2004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美、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进口增幅曾达到24％，之后就逐年回调了，2005年回调到16％，2006年大概是10％左右，到2007年就下降到10％以下了。所以说，就算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贸易的这种回调趋势，也表明我们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正在紧缩，必然会制约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全球金融海啸，再加上世界贸易已经进入回调期，因此我国经济受到的负面冲击比预想的要更大。
也就是说世界经济贸易本身的回调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双重冲击，中国经济增长由此出现放缓趋势。那么您认为经济增长会放缓到什么程度?
卢中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波动周期的上升期大体为3-4年。这一轮上升期可以从2002年走出1998年以后的经济低迷算起，到2007年达到11.9％的峰值，持续6年，比以往几次延长2-3年，持续时间之长是罕见的。在这一轮上升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也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从稳定性角度看，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连续5年保持在10‰12％的区间，最近两年连续高于11％。尽管其间出现过局部地区和行业的投资过热，国家随即采取了总量紧缩和结构调整并举的宏观调控措施，但并没有伤及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从协调性角度看，支持经济增长的基础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例如粮食连续5年丰收；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现合理变化，2005年和2007年消费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略大于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由于经济增长存在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规律，持续一段时间的上升期达到顶点后自然会进入回落期。2007年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开始小幅度回落，2008年前三季度继续呈现回落态势，这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正在进入下行通道。不妨把回落期视为“休整期”。毕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节能减排降耗的形势相当严峻，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仍然迟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不够理想，有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例如在产业构成中，近年来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三产业比重下降。因此，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些，进入休整期，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有利于为解决这些矛盾创造比较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冲击，再加上我国经济增速本身也在周期性回调阶段，两者叠加会使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较大。如果宏观调控措施力度不够或不及时，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持在8％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国政府已经迅速地、力度很大地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并且还会根据形势需要加大政策力度和加快实施进度，因此2009年我国经济增速高于8％是很有希望的，我个人认为甚至是有把握的。综合我中心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的研究和模型预测结果，预计2009年我国经济增速可以达到9％。当然，达到这一预期目标的难度比前几年要大得多；同时也要看到，这个目标经过努力仍然是可以达到的，主要依据或信心来源在于，我们有多年高速增长打下的雄厚物质基础，例如粮食连续5年丰收，企业经济效益、国家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连续多年大幅度增加，已经采取和相机抉择的短期刺激政策将陆续见效，中长期增长的潜力巨大(这一点后面还会展开)，等等。我认为，即使从短期看，我们的信心也应当是相当充分的。
2008年企业遇到的困难，除了金融危机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困难就是经营成本的增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2008年8月到10月期间，对5,920家企业的法人代表进行了问卷调查，关于“当前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在首位的是“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其次是“人工成本上升”，选择比重分别达到了79％和71.7％。
卢中原：2008年10月份以前，特别是2008年上半年，国内企业(部分出口企业除外)遇到的主要困难并不是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下滑带来的冲击，而是高成本带来的挑战。一方面能源、原材料价格暴涨，另一方面人工成本也大幅上升，这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明显上升，不少企业出现了较大困难。
可以说，即使外部环境没有出现巨大变化，我们也要迎接内部因素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特别是经济
增长方式没有完全转变、企业经营成本明显上升、产能过剩导致的需求不振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中西部地区很多不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在下半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
最近珠三角特别是广东的企业困难比较大，相比而言江浙一带的企业困难似乎小一些，这是什么原因?
卢中原：据我的调查，江浙的一些民营企业之所以没有受到广东那样的冲击，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发展方式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不再依靠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而是更多地依靠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依靠独立的品牌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因此抗冲击能力就会更强一些。
面对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这一现状，我们需要反思自身的国内经济环境问题，比如说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如何改善?如果让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更方便地融资，让庞大的民间资本浮出水面并加以规范和管理，我想中小企业的困难就可以减少一些。所以通过这次外部金融危机冲击，我们要从积极的角度来想，哪些方面还需要深化改革，哪些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加以改进，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我们是不是应该抓住这个“休整期”，加速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布局，为下一轮的增长做好准备?
卢中原：在经济回调的时候，其实也正是我们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优胜劣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机会，只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就能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做好技术、体制和管理上的准备。这就像两次战役之间的休整时间一样，指挥员要整编部队、集中兵力，为打好下一仗养精蓄锐。最近我在东南沿海地区考察时，听到一些企业家说，在经营环境变化和负面冲击面前，经营者不应消极等待国家救市，而应多想想自己做了什么，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采取应对措施，例如在定合同的时候，要主动考虑锁定价格、锁定汇率风险，等等。我觉得这些企业家是很清醒的，这样的企业家越多，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时间越短。
现在的讨论焦点是，经济回调的周期是什么类型的。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调整类型大体包括“L”型、“V”型和“W”型、“U”型这么几种。依我看来，一般来说，经济回调的类型取决于时间的长短、内需的潜力大小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我个人比较倾向于2009年呈现“U”型的调整类型，也就是5、6月份出现经济回升，第三、四季度可能继续上扬。根据我们中心课题组的预测，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还会有小幅回调，预计2011年进入下一轮上升期。当然，这些预测的结果到底怎样，还要取决于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程度，以及宏观调控措施相机抉择的速度和力度。
也就是说这次危机的不利影响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还是会较快地迎来新一轮的增长。那在这个“休整期”中，我们应当关注哪些问题?
卢中原：最近人们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议论比较多，有一种意见主张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帮助出口企业度过难关。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人民币汇率要稳定，不宜贬值，更不能升值。如果现在人民币大幅度地贬值，会导致热钱迅速撤离，引起我国金融和经济不稳定。而且现在人民币贬值对刺激出口是没有用的，因为问题在于整个国际市场需求不振，而不是人民币估值高了，因此我们无法靠贬值来刺激出口。再有，如果宣布人民币贬值，还会引起国际上的货币出现竞争性贬值，很可能把人民币的贬值效应给抵消了。所以，人民币汇率应该保持稳定，一方面可以遏制热钱的流动，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整个金融环境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为避免强化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我们可以通过外汇市场自发波动给出一个信号，说明人民币的汇率是可以往下走的，但不能宣布要贬值。
此外还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实行的刺激需求扩张的反周期政策，要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密切结合起来，以保证反周期政策的有效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确实是这样的，从历史经验看，短期经济波动，曾多次转移我们中长期发展的注意力，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迟迟难以推动，影响到可持续发展。
卢中原：事实上，早在“九五”计划中，我国就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出这一目标，主要是针对粗放式的高增长中，反复出现投资过热和低水平扩张严重等问题。当时，我国用同样的能源消耗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日本的五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和美国的二分之一，而且也低于印度的水平。
虽然“九五”计划提出很多好的设想，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九五”计划的执行。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降温的趋势，经济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关注超过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十五”计划强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效益和结构优化效益，重视资源的环境问题，相应也提出了一些环保指标，但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一些长期呼吁要解决的老问题更加突出：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调，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相当粗放。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一五”规划重新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明确要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通过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保障，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必须按科学发展观要求，认清短期波动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真正将“保增长”和“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您刚才提到的反周期政策，其实就是最近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巨额投资计划，其目的是防止经济下滑过猛，熨平经济波动周期。但是现在也有人很担心会出现“保增长”和“调结构”两张皮的现象。您怎么看?
卢中原：我们要警惕为了大力拉动经济增长、走出下滑通道，导致原本要淘汰的企业和落后生产工艺死而复生。一定要抓住当前经济周期性回调的绝好时机，促进结构优化、淘汰落后、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
最近，国际油价大幅度降低，现在燃油税改革已启动，接下来应以此为突破口，加快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如果关键领域改革不到位，粗放的经济增长就容易反弹。目前除了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急需改革外，还需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财税体制、土地管理体制、技术创新机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体制保障。
最近有部分专家提出，4万亿元投资的投向仍多为基础设施等
“传统项目”，担心会再次形成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卢中原：这种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应当注意防止再次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一定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方针，合理引导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不仅要投向基础设施，更要投向有利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拉动消费的项目，投向有利于技术进步、节能降耗、促进产业升级的项目。这样做，既可以扩大投资需求，又可以使部分投资需求转化为消费需求，使4万亿元投资起到拉动内需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避免走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
当然，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比如在微观层次上，应当加强对重点项目的审计监督，防止投资资金被挪用截留；投资项目应当坚持做好可行性报告，落实批地指标，通过环境评估，这些制度不可偏废，否则不应仓促上马。在经济政策层面，应当加强国土规划、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信贷政策等重要政策的协调配合，努力使这些经济政策在引导投资方向时形成导向正确的合力。
我们应当认真记取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切实优化投资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管理改善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增大。但这是以过去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远未实现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与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甚至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明显。据统计，中国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吨标准煤。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无论按照每千克石油当量产出的GDP，还是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计算，目前中国的水平均比世界高收入国家低15％以上，比欧盟国家则低40％以上。在粗放的增长方式下，土地、淡水、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越脆弱。
因此，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能再回到粗放投资的老路上去。“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目标不能“悬空”，这是中国站在30年改革新起点上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不能因短期的经济回调而轻易改变。
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对国内的企业冲击很大。有很多人说这是企业界一次重新洗牌，有人说这是企业家队伍的一次大浪淘沙。如果从微观层面和企业层面来看，您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卢中原：我觉得，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外部环境的突然恶化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倒逼机制，逼着企业加速转型，从原来粗放型的生产方式转向集约型。对于企业来说，现在确实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可以加速企业的优胜劣汰。一般来说，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是不太容易实现优胜劣汰的，因为几乎所有企业的利润空间都很大，再加上中国的资源价格偏低，资源税也偏低，因此很难淘汰那些相对较差的企业。而在经济“回调期”，会真正淘汰一批早该死掉的企业，也会产生一批新的更有竞争力的企业，为下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准备新的“领头羊”。
那么您认为企业家应当怎样抓住机会，成为“领头羊”?
卢中原：从内部来看，企业要抓住这次机遇，努力提升自身素质。比如说改进企业的内部运作机制，像海尔集团的流程再造等。同时要抓住机会进行内部管理创新，提升企业内部运作效率。从外部来看，企业要学会主动设计和利用避险机制，比如说出口企业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锁定交货收款时的汇率，这样就可以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同样，针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也要建立或利用相应的避险机制，例如通过长期供货合同和战略合作联盟，来规避市场波动和技术创新的风险。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要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当然这是有一定难度的。
在目前的形势下，企业的资金比较紧张，这也影响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有调查发现，由于受到经济下滑、盈利减少的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也呈下降趋势。虽然意识到目前经济处于转型期，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苦于企业的现实生存压力和资金压力，企业的创新投入会有所减少。
卢中原：外部环境的恶化无疑制约了企业的技术创新积极性和资金投入能力。因此，政府和行业协会等方面需要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作出更好的服务。从企业自身来说，企业家要权衡，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低成本的生产经营越来越难以维持。因此，在企业生产的一些环节，要考虑用机器和设备来替代劳动者，以此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成本。这就离不开技术创新。
当然，这也会带来一个问题，会增加社会就业的压力。如果企业普遍采取用机器替代人工劳动的方式，必然会导致大批劳动者下岗，这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一方面我们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用先进的机器替代劳动密集型的和低端的加工组装，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解决就业问题。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要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尽量不裁员，而是在内部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再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当然，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没有强制的要求，但是要引导他们。而对于国有企业，要提出明确的要求，不能裁员，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目前国资委也下发了文件，要求央企“减薪不裁员”。这是符合当前形势的做法。
此外，我们还应当鼓励民营企业家开创新的领域。比如原来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如果发现市场饱和了，可以转向新的领域。在浙江就有不少这样的企业家，原来是做实业的，现在开始做风险投资。这些民营的风险投资公司是用自己的资本去支持未来收益不确定的技术创新，损失要自己承担，所以他们就很谨慎，但是他们对风险投资又有较好的判断力，看准的项目他们也敢于投资。同时，当地政府对风险投资是鼓励的，有贴息、税收的减免、奖励，还有引导资金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浙江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就是一条新路。在这一轮“大洗牌”中，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家可以考虑转型，当然一定要转向相对熟悉和能够驾驭的领域，不能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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