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效应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亚慧

　　内容提要：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导致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于社会整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对于具体某个局部可能存在一些负面效应。尽量减少负面效应的影响是加快转移就业过程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正面效应；负面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2-0095-04
　　
　　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由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二三产业或者本地非农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引起的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社会状态发生的变化，被称为转移就业效应，这种变化对于社会整体效用来说是提高的，但是具体到某个方面，有正面效应，也可能出现负面效应，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就是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避免出现那些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行驶。
　　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走出农村转移到城镇和本地非农就业，对于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一定的条件，增加了农民的人均收入，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转移后的就业市场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促使农村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主动习得一定的技能，将先进文化和理念带入农村，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观念差距。但是由于转移就业的劳动力多为农村中的优秀人才，所以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失，若缺乏有力的补偿机制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农村的“386199部队”现象，留守儿童和老人比例过高，农村人口整体人力资本存量下降等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正面效应
　　
　　(一)转移就业的收入增加效应
　　农村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效率较高的二三产业就业，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城镇组织，都增加了转移主体的收入。尽管整体的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但是事实上转移就业农民的收入是增加了。转移就业的工资水平较转移之前从事农业更高，这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动力，同时也是转移就业的一个结果。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是依靠农业生产经营，主要是以粮食作物等实物形式为收入来源，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进程变化，农村居民收入中农业经营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少，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比重逐年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推动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
　　
　　
　　据统计，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已经由1985年的13.2％增加到2006年的27.4％，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比由1985年的73.2％下降到2006年的54％。虽然农业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但是转移就业的收入已经成为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的扩大，转移就业收入将成为农村家庭总收入增长的新动力。
　　据不完全统计，在有外出成员的农户家庭，户均外出务工的收入已经占到家庭收入的近四成，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同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均年收入达到6471元，年均寄带回家现金3411元，由此推算2004年年初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约为12942亿元，年均寄带回家现金6822亿元。这种通过转移就业实现的资金资本的积累增强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不仅提高了生活质量，而且增加的收入还可以投入农业生产和农村非农产业生产，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效应
　　劳动力地区之间和产业行业之间的转移流动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在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过程的投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了提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促进城乡信息的交流，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外出就业、二三产业就业、工作中的培训和经验的积累，“干中学”的过程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转移就业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了农村之外的城市生活、开阔了眼界，能够初步打破二元经济社会造成的落后观念，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品观、财富观、效率观、价值观、竞争观、人才观等现代观念，有利于二元经济中社会结构的转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不仅是收入的增加，资金的回流，由于特有的“两栖人”的特点，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还有人力资本的回流示范效应。现有转移就业的主体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转移后收入的增加、生活的变化，会影响到未转移的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观念，加强对自身或者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延长受教育年限或者主动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训，也会增加健康投资或者进行迁移投资，从而使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得以提升。正所谓“农民在流动中改造了自己，也在改造别人”。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是通过推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来实现的。由于历史原因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加快，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远低于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二三产业就业后，不但满足了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转移劳动力对基本生活的消费，带动了城镇交通运输、餐饮业等服务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建设和发展，有助于加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步伐。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有显著的提高，由1949年的7.3％到1978年的17.9％上升为2008年的45.68％②，而城市化水平的变化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步伐，尽管由于历史原因造成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功不可没。对照钱纳里(1998)的研究结果，我国2008年的人均GDP为3300多美元，应该处于6、7阶段的52％一60％之间的城市化水平，而我国只有45.68％，若根据我国实际80％多的非农产业结构看，城市化率应该在60％以上，但是若根据60％左右的就业结构的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看，城市化率应该在50％左右。可见城市化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同步的，而落后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因此，我国还应该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进一步的城市化水平。
　　根据2007年和2006年的城市化率和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变-化，可以计算出2007年我国的城市化与非农从业人员偏离系数为0.40，说明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进程。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变化过程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通过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之后，形成农村土地规模相对扩大的效果，以及转移劳动力寄带回现金的经济支撑，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劳动力为代表的生产要素的自由的有限理性流动无疑已经提高了要素的生产效率，农村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非农

部门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到了认可。据世界银行统计，就业结构变革的进程为中国1978-1995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而劳动力转移就业可以解释16％的GDP增长。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的负面效应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带来的个体收入增长效应、外溢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效应、整体的经济增长效应显示应该大力推进该项工程的进行，然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同时也为移出地和移人地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方面，会出现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负面效应，应该更为关注这些负面效应，正确分析对待，并尽力制定一些政策措施来抵御这些负面效应产生的不利影响。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能产生移出地的农业发展减缓的　负面效应
　　由于工业化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特点和人力资本水平导致的能力和素质差异，相对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城镇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资料统计，2006年11891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平均年龄为33.1岁，男性为65.8％，有74.6％的转移劳动力是初中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具体见表2所示：
　　正如上表中所示，年轻力壮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比较大，而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是老人(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占44.3％)、儿童(义务教育的力量不能使所有的孩子都读书上学，有些儿童过早成为农业劳动力)、妇女(因为孩子和老人要照顾，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女性转移就业的比例低于男性)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较低(55.3％的农业劳动力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可以想象，这样的劳动力结构肯定会影响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个结论与上面提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矛盾，确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转移者个体的收入，也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移出地来说，资源优化配置的属性使得转移就业的流动是理性的，但留给移出地的无疑是一种优质资本流出之后的荒凉与无奈。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和越来越宽松的户籍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转移劳动力选择留在城市，寄带现金数量和资金回流效应已经减弱。
　　对于移出地的负面作用更为直接的后果是土地荒芜现象，由于现有土地政策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一般不会转让原有的土地，有家人的就简单维持，没有家人的甚至撂荒，尤其以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重庆、湖北等地最为严重，一些地区的撂荒率甚至达到20％，总体的撂荒水平也在5％一6％之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的土地撂荒的现实影响了我国的粮食生产，不利于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能产生移入地的二元分割效应
　　如此之大规模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到城市劳动力市场，由于能力、技能、素质等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他们只能进入到不稳定、工资水平较低、受尊重程度不高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受雇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或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6年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为1713.86元，而同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月收入为965.38元，后者仅为前者的一半多一点。如果按照小时工资计算，考虑转移劳动力的加班加点和工作时间的延长情况，则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就更低，仅为4.05元／小时，低于城市劳动力5.7元／小时的平均水平，且每一类岗位都要低。而且就是这种比较低的工资还经常被克扣、被拖欠，其他的劳动权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在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转移的农村劳动不仅就业上受到歧视，生活状态同样也不容乐观。衣食住行中，穿衣可以不讲究、吃饭可以简单对付、交通可以步行或乘公交或骑车，但住房是个大问题。凭借转移后只能维持生存的收入，在房价飞速飙升的城市中要想买房是不可能的，租房也只能是到偏远的城乡结合带租住简陋的房屋，基本生活条件比较差，治安较乱，而且逐渐形成了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聚居区，或成为城中村，造成了城市中的二元分割状态，就连农村劳动力的子女也受到分割状态二元教育的影响，不能与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同等资源的受教育权利。
　　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内部二元分割的状态中，一方面是比较差的生活质量和艰苦条件，另外还承受着来自鄙视的屈辱，文化娱乐本身的匮乏和法制观念的淡漠，经常出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扰乱社会治安甚至违法事件。有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影响，是通过增加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增加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共同作用形成。总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在为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确实为移人地增添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对城镇劳动力的就业状态和工资收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城市原来的中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对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影响大于就业率影响，城市劳动力会降低保留工资而不是放弃就业，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没有对城市中高收入阶层造成影响，说明转移就业活动将会使得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距更大，会产生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城市二元分割现象。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能导致差距扩大效应
　　尽管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对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同时和各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关系，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各种收入差距关系上，学者们也有着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
　　1.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如前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转移的个体有收入增加作用，这种效应同时会增加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原本贫穷的农村地区。富裕地区中转移的劳动力一般出自低收入家庭，而贫困地区的转移劳动力一般出自中上收入的家庭。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二三产业的就业，在乡镇企业或者城镇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工资收入。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6年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1375元／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00元，增长17％，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增加总量的贡献率为60％。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应该源自于各地区之间、各家庭之间、各劳动力之间所获工资性收入的差异。
　　2.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由于我国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二三就业，对一级劳动力市场基本不产生影响(当然，可能会因为一些社会管理问题而产生管理岗位，会增加对一级市场劳动力的需求，工资会更高)。工资等薪酬是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体现，既然是价格，就会受到供给的影响，由于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增加了分割状态的二级市场的劳动力供给，造成城市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率下降，从而会扩大原有的一级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别，形成城镇组内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
　　3.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我国每年新增的转移农村劳动力中，有一半在省外就业，这种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于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影响是复杂的。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对移入省做出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经济学家厉

以宁教授所言“没有广大农民工的南下和东进，沿海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就业，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相应地导致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扩大。我国地区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扩大，随着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394元，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从0.12上升到0.21。由于农业更易受到自然变化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农村的地区收入差距大于城镇的地区收入差距，且波动更为明显。城乡收入差距是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形成和变动的主要原因。越是落后地区，其内部的地区差距越大，西部地区的内部收入差距最大。
　　4.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解释，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二三产业就业能够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同时降低或者抑制二三产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如此循环缩小城乡差距，抑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而达到二元向一元的转化。然而我国的城乡差距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扩大同时在发生，学者的实证分析也证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并没有实现理论预期的效果。我国劳动力大规模乡城流动与城乡差距同时扩大是个“理论悖论”。
　　不管是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还是城乡收入差距倍数都在显示，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愈加明显，见图1所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8年的4764元，增长了3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3元增加到15781元，增长了46倍。事实上，我国城乡差距可能比人们普遍接受的程度还要更大，目前的计算是按照统计局个人收入的概念，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较，并没有真实反映城乡之间实际收入或者实际福利水平的差别。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其所享受到的像公费医疗一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城乡之间实际的收入比可能比三倍多要高。如果考虑非货币因素进行估算，我国城乡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尽管形成这种实际城乡差距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实证研究和现实情况却显示，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滞后于城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日益扩大。
　　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收入差距之间有一个正向的反馈机制，收入差距既是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拉力因素，同时也成为一个明显的结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转移就业，制造业不断向发达地区集聚，内陆地区和农村发展受阻，会产生更大的差距也就形成更大的转移就业的动力，如此循环往复，不积极面对加以限制会造成极端的收入差距。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已经是一个势不可挡的大趋势，如果不能正确评价产生的负面效应并采取积极的对策解决出现的问题，会导致负面效应的影响大于正面效应的促进，甚至出现决策的失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无疑是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方面，能促进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目前的研究目的是让这种正面的优势更强，而负面效应减弱甚至消失。本文正是延续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发掘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差距扩大等负面效应之间的中间变量――人力资本差距，剖析如何用人力资本投资来消除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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