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存在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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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业知识产权作为知识产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在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不足和缺陷，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关键词：农业知识产权；植物新品种；农产品地理标志；生物基因
　　
　　近年来，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但是，随着我国农业领域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深度、广度的不断增强，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滞后与农业生产、贸易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因此，要应对农业领域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提高农业科技竞争力，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并加强对有重大价值的农业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进行法律保护。
　　
　　1　我国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1.1　植物新品种的法律保护
　　1989年国务院发布的《种子管理条例》把种子列入农业生物技术的保护对象。2000年《种子法》的通过实施，标志着我国种质资源保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后农业部发布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规章：《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农作物商品种子加工包装规定》、《主要农作物范围规定》，这样，我国农作物种子保护形成了从种质资源培育、种植、生产到销售的完整的规范法律保护体系。1997年国务院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实施，使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有了专门的法规依据。同时，为了保障条例的顺利实施，农业部又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保藏中心管理办法》、《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代理机构管理办法》、《农业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审理规定》等。为了更好的对我国的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1999年4月，我国正式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对我国植物育种者的权益给予国际保护。
　　因此，目前我国对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申请品种权直接保护所申请的植物新品种，另一种是通过申请生产植物品种方法的发明专利权，间接保护由此种方法得到的植物新品种。
　　随着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框架不断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组织体系逐步健全，成立了各种工作机构，植物新品种保护环境不断完善，育种者申请品种权数量和品种权授权数量大幅度增长。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逐步扩大。
　　1.2　地理标志和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增加了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的条款，并且对地理标志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允许将地理标志注册为商标，规定可以通过注册原产地证明商标的方式对原产地域产品进行保护。2000年实施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也有关于原产地的明确定义，可以通过强制性执行国家标准和注册登记原产地域产品专用标志的方式对原产地域产品进行保护和管理。这样，以《商标法》为主导地位，以《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产品质量法》、《农业法》为补充和辅助作用的地理标志保护的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原产地域产品通用规则》的制定实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2005年实行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标志着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健全。同时，为了加强对地理标志的国家保护，我国陆续参加了《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制止使用商品产地虚假或欺骗性标志马德里协议》、《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协定。
　　1.3　生物基因和微生物技术的法律保护
　　由于我国基因产品领域研究已经跟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要鼓励国内科技人员和企业在该领域取得更多的技术成果，就必须对生物基因研究和微生物技术提供法律制度的保护。国务院在1993年颁布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以保护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出现的新的客体。随后农业部、卫生部颁布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化学物质产品行政保护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有关的办法、规定，加强对基因植物、基因生物安全的保护，逐步形成了对农业基因技术、微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及传统资源的利用等方面进行保护的比较初步的法律框架。
　　《专利法》第一次修订后，增加了对药品和农用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可以授予专利的法律规定，表明微生物、遗传物质发明和生物制品发明同样可以获得保护，这标志着我国开始重视农业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使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化工部于1993年发布了《农业化学物质产品行政保护条例》以及《农业化学物质产品行政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此后我国还相继于1994年加入了国际《专利合作条约》，并于1995年正式成为《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的成员国，这进一步表明我国生物技术保护正式与国际接轨，这不仅有利于国外生物技术领域的发明人在我国申请并获得专利权保护，而且也有利于国内农业技术领域的发明在国际上获得保护，实现农业科技的国际交流。…
　　
　　2　我国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只是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法规，法律位阶低。在UPOV成员国中，除我国之外，均采用法律而非行政法规的形式进行植物品种权立法。而且，近年来许多国家均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纷纷修改本国植物品种权立法。如日本相继于2003年、2005年对其《种苗法》予以修订；新西兰在2005年8月公布新的《植物品种权法》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印度经过8年酝酿，于2001年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与农民权利法》。
　　第二，保护的植物品种有限。农业部和林业局根据国家所公布的受保护的植物范围审查和授予新品种权，并不断公布受保护的新增加的植物种类，但是，截至2005年5月，我国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中公布的只有140个属和种，很大一部分的植物领域即使育种者培育出新品种也不能被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得不到国家的有效保护。
　　第三，我国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后，执行的是1978年文本，只对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进行保护。但没有规定是否对收获材料、由收获材料直接生产的产品、依赖性派生品种、与植物新品种没有明显区别的品种以及需要反复利用受保护品种进行繁育的品种进行保护，而在1991年文本下，对此予以保护。同时，1991年文本品种

权的内容扩张到生产、销售、许诺销售、进出口、储存等流通环节。这样，我国品种权的范围和内容比较狭窄，对植物新品种权人的保护力度相对较弱，不利于我国植物新品种的国际保护。
　　第四，我国植物新品种的申请和授权总量仍然偏低，呈现地域分布不均的状态。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植物新品种的开发和利用程度仍然相对较低。农业行政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品种权意识淡薄的状况还未从根本上扭转，尊重他人的品种权，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观念还不够强。申请植物种类相对单一，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花卉、蔬菜和水果等的申请量较少等。对育种方法实施专利保护，但对由该方法直接生产出来的产品，我国专利法却规定不能给予专利保护。
　　2.2　地理标志和商标权法律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涉及地理标志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从外国法和相关国际公约中移植过来的，采取的是有关法律和行政规定并行发生效力、商标局和质检总局管理的二元管理模式。在现行的双轨制保护模式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商标法》将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保护，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对地理标志产品实行注册管理。这两个部门所依据的法律不同、管理方式不同、甚至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地域范围的认定也不同，再加上行政机关先天具有权力的“扩张性”，在地理标志的管理权限上产生的争执和冲突给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两个部门行政审批原产地标志，所依据的法规不同且不完善，造成注册商标保护和原产地名称保护部分发生冲突，使所有人权利发生冲突并使市场使用发生混乱。
　　现有的商标法模式和专门法模式不仅在立法中存在问题，在实践中也存在问题。地理标志与商标的权利存在冲突和矛盾：地理标志被注册为普通商标后引发的普通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之间的冲突，获得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与地理标志产品在保护之间的重叠。地理标志被当做普通商标注册，剥夺了该地区内其他合法生产者的使用权。
　　此外，由于政府和其自身管理不到位，一些地理标志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一些地理标志区域内和区域外的生产者看到地理标志能够获得较高利润，大肆将特定区域外的非地理标志产品冒充地理产品销售。
　　2.3　生物基因和微生物技术法律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有关生物基因和微生物技术保护的办法和规定，但这些办法和规定效力层次比较低，也不系统，有些法规之间重复规定较多，甚至有些法规还有相互冲突现象。
　　第二，管理上存在着农业部、科技部和卫生部等多头管理现象，影响了对生物基因和微生物技术的有效管理和监督，不利于对生物基因和微生物技术的法律保护。
　　
　　3　健全和完善我国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对策
　　
　　3.1　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的完善
　　第一，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提升为法律。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际环境中，植物品种权尤显重要。因此，提升《条例》的法律位阶，势在必行。
　　第二，进一步扩大受保护的植物的种类和范围，并逐步扩大到对所有的植物的属和种进行保护，同时还应进一步丰富品种权的内容，给予育种者进出口的权利，并将许诺销售纳入品种权的范围。这既有利于我国的优良品种进入国际市场，也有利于引进国外的优良品种。
　　第三，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制度规定。首先，建立先用权制度。先用权制度在美国、日本等国的植物品种权立法中均有规定，通过授予相同植物新品种申请在后的在先育种者以有限的权利，从而公平地维护他们的利益。其次，借鉴《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规定侵犯植物品种权诉讼的诉前临时措施，切实保障权利人能够及时获得必要的司法救济。
　　第四，把我国现行的农业和林业分开授予和管理植物新品种全权的方式统一到一个部门进行，避免对一个植物新品种的审查可能由于行政机关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另外，由于植物新品种申请保护费用高、程序复杂，建议国家给予适当的补助，提高育种者申请品种专利权的积极性。同时，应加强品种权国外申请的力度，加强植物新品种的国外保护。
　　
　　3.2　地理标志和商标权法律保护的完善
　　采取符合我国国情的保护模式来保护地理标志，解决商标和地理标志之间的冲突问题。在目前应对现有法律、法规的保护进行整合，在制定专门法的条件具备之前，采用目前的两种保护模式来保护地理标志，同时努力消除因法律、规章之间的冲突而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立法部门应在条件具备时对现行《商标法》进行修改。如修改第10条，专门为含有地名的地理标志注册为商标作出例外规定；在商标法体系中确认地理标志权，或引入专门立法中确认的地理标志权，以解决整个商标法体系逻辑上的矛盾。待条件成熟后，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为蓝本建立专门保护法。
　　目前，如何协调保护地理标志的法律和行政规章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商标法体系和专门法体系注册的制度不同，必须在两个体系中确认哪个体系的确权结果为先，一些国际组织在讨论解决商标与地理标志冲突的决议中提出“时间在先、权利在先”的原则，TRIPs协议和欧共体2081／92号条例在其规定中均吸收了这一原则。
　　我国现在多头立法，同一术语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有不同的含义，将管理权分散于不同的行政部门，使注册商标保护与原产地名称保护部分发生冲撞。所以，应尽快使各类法律在行政冲突这个问题上，明确主辅关系，统一双方的保护思路。
　　在完善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重视在国内、国际层面的实施，积极参与到WTO“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争论”中，减少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地理标志被滥用的现象。
　　3.3　生物基因和微生物技术法律保护的完善
　　第一，提高法规的效力层次，制定统一的、完整的、专门的《生物技术安全法》。明确生物技术安全立法的目的、原则，保障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避免可能造成的风险，坚持协调、促进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建立基本的法律制度，包括农业生物技术安全，对农业生物技术进行规制；确立以国务院生物技术安全委员会为最高管理机关的生物技术安全管理体系。
　　第二，加强对生物基因和微生物技术法律保护的研究和完善的力度，使其最大限度的与国际通行的规则相一致，防止生物基因抢注专利的现象发生。
　　第三，健全科学的管理体制，设立科学的管理机构，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强化安全的监督管理。
　　
　　4　结　语
　　
　　实施农业知识产权战略，加大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力度，不仅有利于保护和促进农业科技的创新，而且有利于强化我国农业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的优势。通过加强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能够保障农业技术的持续创新，促进农业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农业科技产业化，并保护农业成果的有效利用及保护产权所有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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