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马克思与熊彼特的“二分法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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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界流行着关于马克思与熊彼特的“二分法悖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不能继续生存是因为其经济失败”，而熊彼特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被摧毁是因为其创新而取得的经济成功”。本文旨在通过比较马克思与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的思想后，探讨了这两位经济学家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的原因。
　　关键词:创新;经济发展;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2―0015―06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和约瑟夫•A•熊彼特是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将灭亡，社会最终将演进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两位经济学家。对此，流行着这样一种对比鲜明的悖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不能继续生存是因为其经济失败”，而熊彼特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被摧毁是因为其创新而取得的经济成功”。熊彼特一生中因为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以及社会民主党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使他的思想见解与马克思的思想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就研究的内容和范围而言，熊彼特是唯一可以与马克思相提并论的经济学家，两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将灭亡，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灭亡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原因，马克思与熊彼特的观点却极为相左。
　　
　　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历史趋势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是经济运行的方式。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式，它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是静止的。……这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就是关于资本主义本质性的事实”［9］146-147。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指的是实现新结合，它不断地从内部更新经济结构［7］284。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熊彼特同样有着自己的定义，“为了这篇论文的目的，我把(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规定为: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9］25。根据熊彼特上述两个定义，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企业占有和经营的非私有化以及中央当局(即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熊彼特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不，我不认为它能存在下去”［9］119。这段话明确表明了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将消亡。与此同时，熊彼特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逻辑上是可行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行得通的。“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当然行得通”。这种可行性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是:“第一，必要的工业发展阶段已经达到，第二，过渡问题能够成功地解决”［9］257。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发展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在他看来，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例外，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缺陷决定了其只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对立统一的运动原理是马克思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基本方法。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主要规律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规律，这一规律分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规律以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资本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灭亡。资本主义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较快增长的规律;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人口相对过剩规律。资本主义生产带来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的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既创造了巨额的财富也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工人阶级。“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874。
　　
　　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一)经济发展的创新源泉
　　熊彼特假定经济中存在着一种所谓的“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此状态中，社会经济中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企业的总收入等于总支出，生产管理者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利息。生产过程实际上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的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企业家”所带来的“创新”是打破这种“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是指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出现新组合并执行这些组合。“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8］82-83。而生产中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的组合就是“创新”，这种“创新”､“新组合”具体是指: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8］72-74。在熊彼特的理论中，经济发展遵循着如下机制:“企业家”精神产生的“创新”给个别企业带来了高于其他企业的利润，打破了经济“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其他企业纷纷吸收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成果而致使各企业的利润趋于均等化，最终整个经济又恢复到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企业家”新的“创新”又会带来周而复始同样的增长循环。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创新同样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和熊彼特的创新思想都是对古典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马克思(1848年)恐怕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把技术创新看作为经济发展与竞争的推动力……然而到了20世纪上半叶，著名经济学家中差不多只有熊彼特自己一个人还在继承和发扬这一古典传统”［5］925。
　　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和社会发展理论交织一体的。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52。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生产力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53。马克思所强调的影响劳动生产力的因素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马克思认为部门内的竞争促使企业采用新的技术创新，从而该部门的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最终使该部门能够获得高于其他部门的超额利润。部门间的竞争会使各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从而使生产力提高产生的冲击带来整个经济部门的普遍发展。“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部门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2］218。当然通过竞争使一般利润率平均化，进而推动增长是需要条件的。“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会进行得更好，1. 资本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 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2］218。这两个条件的实现需要完全自由贸易的发展､信用制度的发展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资本主义的增长总是一种比例失调的增长，即日益失衡的发展。这种失衡既存在于不同产出部门之间……，也存在于不同部门之间以及产品和最终消费之间”［6］410。

　　
　　(二)信贷､资本与利息
　　“创新”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起推动作用的因素，而资本与信贷则是将这种由“企业家”精神所产生的“创新”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成果的物质保障，“信贷是为产业发展服务的”［8］114。“在原则上，只有企业家需要信贷，只有就产业的发展而言，信贷才起着一种根本性的作用，而考虑这种作用，对于理解全部经济过程是极为重要的”［8］118。由信贷而形成的资本赋予了企业家用以购买生产要素的购买力，进而使得企业能够将“创新”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对于使用由信贷形成的资本，企业家需要支付利息。在熊彼特看来，“利息基本来源于……剩余价值”［8］193。在正常的经济生产中，除了剩余价值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剩余价值来源于“企业家利润”，“因此，利息必然流自企业家利润”［8］195。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价格受到经济发展对资本的需求的影响，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会决定一个“暂定”的价格。资本的价格，即利息的最低界限是“最后企业家”的利润。“一方面，利息将等于那个‘最后企业家’的利润。所谓最后企业家就是这样的企业家，他预期从他的事业项目中获得的利润，只是恰好足以支付利息”［8］216。所以，熊彼特认为利息来源于“企业家利润”，其大小受到资本供求的影响，利息的最低界限是“最后企业家”的利润。
　　在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中，资本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有效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经济的循环发展中，产业资本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依次实现购买､生产和销售三种职能。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任何一种形态的资本短缺都会影响到产业资本的循环和经济的运行。信用提供的资本有效地保障了产业资本的充足供给以使生产正常运行。马克思所指的信用分为由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供的商业信用和由借贷资本家向产业资本家提供的货币信用。借贷资本的形成具有两种方法:“1. 货币单纯地转化为借贷资本;2. 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2］560。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将货币资本贷放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条件就是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因为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按照我们以上的前提，这个部分要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货币资本家，所以，利润本身表现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0”［2］401。利息与借贷资本额的比值就是利息率，利息的最高界限是全部利润，最低界限是零，其大小受到供求关系的作用。“市场利息率是由供求关系直接地，不通过任何中介决定的”［2］412。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与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中，信贷､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利息的来源及其决定，惊人的相似。
　　
　　三､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
　　
　　马克思与熊彼特都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但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灭亡是因为其创造性的经济成就，而马克思则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和熊彼特的经济周期与危机理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这两位经济学家为何会给出如此相悖的解释。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也是密切相关的。“创新”活动是打破经济的循环流转的稳定状态的关键因素。经济跳跃式地波动地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形成经济周期，这种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与“创新”活动密切联系。“因为新的组合，不是象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地出现”［8］249。因此，“创新”活动所带来的新组合的非规律性分布是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一种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的理论，他认为由于创新的非规律性使得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长､中､短三种周期分别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尤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对于经济危机，熊彼特则将其视为经济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他认为“繁荣(现在正在被解释中)是如何从自身中创造出一种客观的情形，而这种客观的情形，即使忽略了所有的附属物和偶然要素，也将使繁荣结束，轻易地导致危机，必然地导致萧条，并从而导致相对稳定的暂时状态以及发展的消失”［8］262。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入和展开，但他对经济危机的论述则欠深入。虽然熊彼特认为，“事实上是这样，马克思没有单纯的经济周期理论”［9］90，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述却十分深刻。
　　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根源于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现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而此矛盾必然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同时这个基本矛盾还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产业资本家竞相发展生产，商业资本家竞相扩大经营范围，增加库存。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往往掩盖了本来已经开始出现的生产过剩。而当生产过剩终于掩盖不住的时候，产业资本家竞相抛售自己的产品，商业资本家往往停止或缩小进货，这样，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会使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以雪崩的形式暴露出来，表现为经济危机。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使再生产每一个阶段都包括着四个周期。如果把危机当作起点，那依次是:危机､停滞(萧条)､恢复和繁荣(高涨)，这个循环就表现为经济周期。马克思设想经济危机与信贷周期密切相关，在纯粹有关生产的范围内，后者能够获得一种相对的自主权。“信贷的(过度)增长可以使资本主义制度暂时能够出售更多的商品，而且现时生产所带来的真正收入加上过去的储蓄，也提供了可能的购买力。同样，信贷的(过度)增长也会导致超过实际积累的剩余价值所能允许的范围而暂时投入更多的资本”［6］410。
　　
　　四､方法论及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和一系列生产方式进行规律的发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着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规律进行的。这种辨证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的物质生产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她所产生的交往方式，即各个不同阶段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述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正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决定了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演进过程强调集体主义方法论而非个人主义方法论。从整个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看，马克思并非完全否认个人的利益而完全地肯定集体主义的利益，而是认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集体利益应该优先于个人利益被考虑。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的单个人组成的集体(即阶级)所产生的社会合力所推动的，而并非单个个人力量所能推动。所以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时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或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而非个人主义方法论。
　　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熊彼特虽然肯定了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社会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趋势，但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的论述仍旧体现了为资本主义辩护和颂扬的精神，强调资产阶级的创新精神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是熊彼特经济分析方法中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一点和马克思的集体主义方法论是截然不同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说的是以个人的经济行为作为出发点来建立关于各集团行为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的思想同马克思依据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是相对立的”［7］285。熊彼特经济学理论中另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但熊彼特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不是静态的，而是将一般均衡分析与动态理论结合起来。这一点有别于瓦尔拉斯的静态一般均衡分析。同时熊彼特重视经济的动态发展研究，他深信经济体系中必有一种由它自己打破均衡的动力源泉――“创新”。历史分析､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也是熊彼特经济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分析方法在他的《经济周期》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熊彼特和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在一般均衡分析､从经济体系内部来解释经济现象方面是一致的。

　　
　　五､结束语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灭亡是因为资本主义创造性的经济成就，在资本主义经历高度发展后，由于取得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使得“企业家”丧失“创新”精神，失去了“创新”活动，资本主义也就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这时社会主义制度就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虽然熊彼特将企业家的消亡和社会主义远景视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但在其晚年，他频繁地提倡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公司治理形式以便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11］330。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理论却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归因于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决定了资本的不断积累过程。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一方面存在着握有相当数量的货币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出卖劳动力谋生的雇佣工人为条件的。资本是从对劳动者的剥削中产生和发展的，而资本积累的发展过程，最终必将导致剥夺者被剥夺，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这主要因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积累过程中，不仅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准备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即社会化大生产，而且也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准备了掘墓人――无产阶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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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7］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8］约瑟夫•A•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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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JOHN E. ELLIOTT. Marx and Schumpeter on capitalism＇s creative destruction： A comparative restatemen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0， Vol.95， No.1： 45-68.
　　
　　（收稿日期:2006―12―11 责任编辑: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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