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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视线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关 村

  戴卫:到中关村实现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20周年。中关村是个什么“村”?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中关村是中国高科技自主创新的发祥地;中关村是中国高科技创业和投资的沃土;中关村是中国经济、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的先驱;中关村是中国培养和容纳高端人才的摇篮和梧桐树。经过20年的发展,中关村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逐步形成今日的“一区十园”,成为首善之区高端产业功能园区,为国家科技创新和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世界瞩目的重要贡献。中关村的快速发展“当惊世界殊”――20年勇于探索,中关村闯出创新之路;20年引领发展,中关村成为中国创新中心;20年只争朝夕,中关村创造全球奇迹。未来20年,中关村定然续写辉煌――笃志站在全球经济发展高端,选择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路径,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勇往直前,大力推动体制、政策、管理和组织创新,积极推进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进程,加快发展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结合首都实际,实现由中国创新向全球新兴创新中心转变的宏伟目标。“科学民主、与时俱进是中关村的理念,鼓励创业、宽容失败是中关村的胸怀,不惧风险、志在领先是中关村精神。到中关村来吧,实现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俞敏洪:理想照亮前程,良心规范行动
  “苦海学涯十八载,换得一头白”。在校读书参加过36个开学典礼,全然没有留下深刻的记忆。日前,听了俞敏洪先生在北大2008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产生强烈的震撼!俞先生对莘莘学子们坦诚直白的“现身说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道出做人的道理――理想照亮前程,良心规范行动。俞敏洪有“穿越地平线的渴望”,鼓舞他克服一切困难,不断进取。高考两次“名落孙山”不气馁,“事不过三”,终于在第三年考取了北大。俞敏洪当年在毕业典礼上有一段话:“大家都获得了优异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5年干成的事情我干10年,你们10年干成的我干20年,你们20年干成的我干40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80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俞敏洪有颗“金子”般的心,愿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在校期间,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扫了4年;每天拎着暖壶去给同学打水,当作一种体育锻炼。这种“服务”精神感动了同窗,“投之以李,报之以桃”。1995年,当俞敏洪聘请在美国事业有成的同窗回国助阵的时候,不是因为有了“梧桐树”,给出的理由是――“俞敏洪,我们回来是冲着你给我们打了4年水。”“我们知道你有一种精神,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俞敏洪的箴言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种伟大的生命。”
  
  柳传志:我的骨子里就不敢骄傲
  “联想”的缔造者柳传志坦诚地说: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做企业实际是想实现人生价值,不仅仅是挣钱活命。就算做再小的一个企业,当发现自己有才能、有能力把一件事情做好以后,会渴望追求更大的价值,于是义无反顾地往前走!我觉得我天生有这个基因。鲁冠球、马云、牛根生等企业家,我看都有这个基因。这种追求后来演化成通过把企业做好,对社会、对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柳传志直白:“实际上做企业的过程中,真让人觉得痛苦的,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时受到体制的限制。实现一个突破,不仅要冒商业风险还要冒政策风险。凡是冒政策风险的事情,都会让人觉得不愉快。二是在突破观念时与人发生碰撞也是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再是前些年太辛苦,身体不舒服时就不愉快。还有就是现在老了……不过老有老的愉快。我现在用更多的力量研究规律、研究自由王国里的事情。”柳传志的经验是:一是对政治、哲学、经济的注意。研究过历史就不会太张狂,不会在某个局点上纠缠不放。二是要谦逊谨慎,别在改革中犯致命的错误。三是要以史为镜。要明白什么时候应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该说的事情有没有弄得足够明白。于是,柳传志送给我们的箴言是――“谨慎是自由王国血液里流动的东西。当你发现谨慎就是生存必需的时候,你才到了真正的自由王国。我的骨子里不敢骄傲,因为确实知道环境多难,知道自己渺小,知道做得好的人是什么样。”
  
  林毅夫:中国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收入分配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聚焦美国金融海啸为国人出招:一是“金融危机留下两大教训”,即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后续影响和金融创新的衍生品,因管理跟不上而造成的隐患;二是“中国应当努力增加内需”,既有广阔的市场且财政状况较好;三是预言“奥运后中国经济不会萧条”,有很大的产业升级空间,后发优势很大;四是“中国投资方向应瞄准资源”,我们的资源相对短缺,“抄底”华尔街,中国没有优势;五是“要知己知彼怀有忧患意识”。目前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大概30%左右,我们约占5%。不要认为我们这15000亿美元的外汇很多,人均以后,真的很少!林毅夫着重指出――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虽然整体收入增长很快,但是城乡差距、人均差距很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经济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必须面对,这样我们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以后,才能真正抓住机遇;而不像一些国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以后,由于社会内部的矛盾出现“拉美化”现象,各种危机随后不断暴发。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的主要问题就是怎么样将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好,在一次分配问题上如何达到公平和效率。过去我们常讲,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其实这样做的结果,既不能达到效率,也不能达到公平。”
  
  钱永健:“我就是个造工具的人”
  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由美籍华裔科学家和美国生物学家沙尔菲、日本有机化学家兼海洋生物学家下春修共同分享。如果说下春修最早发现“绿色荧光蛋白”,而沙尔菲成功复制出“绿色荧光蛋白基因”,完成了“理论铺垫”,那末,钱永健则神奇般地把“绿色荧光蛋白”变成探寻基因奥秘的“显微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瑞典皇家科学院公报的评语写道,“绿色荧光蛋白在过去的10年中成为生物化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引路明灯……成为当代生物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业界认为“这一技术彻底改变了医学研究,研究人员第一次能在活体细胞和活生生的动物身上同时研究基因与蛋白。”对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的成就,钱永健自谦地说――“我就是个造工具的人”!“我一直喜欢颜色,颜色让我工作更有兴趣,生活得更快乐。”钱永健提供给世界的荧光蛋白色彩斑斓,有樱桃色、草莓色、橘子色、番茄色、橙子色、香蕉色和蜜瓜色……正是这五光十色的荧光蛋白成为科学家探索生物奥秘的“侦察兵”。钱永健在获奖感言中说道,“我希望各个国家的年轻人都能受到激励,但我知道,中国人对此会尤感骄傲!”获奖之后的钱永健谈到将来的奋斗目标,“我一直想在临床方面做一些与我事业相关的事。如果可能的话,癌症就是终极挑战。”我们期盼着这位对科学事业执着追求的华裔科学家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克鲁格曼:为世界经济“把脉”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以“新贸易理论”殊荣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9年前提出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全球化趋向于制造业基地产品和地点的集中,趋向于增加都市生活压力,在集中的过程中把人们吸进中心。上述过程会造成地区分化,形成一个高技术化核心区和一个欠发达“外围”地带。城市拼力跟进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里的集中问题成为重大政策课题,对发展中国家尤甚。而城市化使都市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难度日益增加。克鲁格曼为世界经济“把脉”后,提出意见――“我们正经历一场与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同样严峻的危机。这场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有类似之处。”克鲁格曼对经济危机有过惊人的预测: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他曾批评东南亚国家采取的固定汇率政策以及泰国的经济政策。指出“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前,他批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等投资者基于固定汇率的盈利方式。最为惊人的“预言”是2003年他在《大破解》的著作中,抨击布什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从长期看,布什政府减税、增加公共开支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发动伊拉克战争将使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最后引起严重经济危机。事实业已证明这些预言的正确性!克鲁格曼对当前布什政府的“救市”计划不以为然,直言批评这种行为是“金钱换垃圾”,称共和党是“笨蛋政党”。“我想劝国会暂缓片刻,深呼吸,着手认真修改救市计划,让它成为能解决真正问题的计划。不要迫于压力草率行事,否则将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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