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研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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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地区间贸易利益的衡量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传统贸易核算方法被贸易增加值所取代，据此衡量方法，国内学者对中国的贸易利得进行了测算，就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间进行了比较，进而就中国的产业发展加以研究讨论，探索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分工 贸易增加值 产业升级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地区利益权衡综述
全球价值链下，国际间的贸易来往从总量上得到很大提升，然而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往往被锁定在价值链中分工地位较低的装配、加工阶段，然而从传统贸易总量上来看，却显示出出口规模的大幅度的提升，尤其在双边贸易中，往往表现出两国间真实贸易利得的扭曲，对于贸易利得的错误认知进而会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国际关系的稳定，从而国内外学者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地区间的贸易利得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一）分工利益测度方法
传统的贸易统计是对一个地区商品进出口总量的反映，若希望实现对地区的真实贸易利得测度则需要从出口提取出属于本国贸易增值的部分。Hummels（2001）通过研究发现贸易壁垒的减弱（关税和运输成本降低）使得加工贸易得到充分发展，产品生产过程中可能多次跨越不同国境，因此他提炼出“垂直专业化”指标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即出口产品包含的国外成分，并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对OECD和新兴市场国家在1970-1995年间的贸易情况进行了计算。
Koopman（2012）综合考虑了垂直专业化的测度和贸易增加值的概念，改进垂直专业化的测度模型，通过区分贸易方式放松Hummels模型中关于企业对出口产品和内部销售产品的进日中间投入使用偏好相同的假设；对出口按照来源和重复计算部分进行分解以识别官方贸易统计中被重复记录的进出口价值，从而构建计算国家出口贸易增加值的框架，搭建官方贸易统计和国民经济统计数据的桥梁，完备了贸易增加值的测度模型。至此贸易增加值的宏观测度方法得到完善。
（二）地区分工利益核算
一种权衡分工利益的做法是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进行分解，曹明福（2005）和刘重力了研究。关于利益分配的研究建立在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利益的来源，区分出由于比较优势及规模优势产生的“分工利益”和具有“价格倾斜优势”的主导企业产生的“贸易利益”；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都将获益于“分工利益”，而“贸易利益”仅有发达国家受益。从依赖度角度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则是根据在分工链中所处位置的前后关联进行区分，可以分别计算出“后向关联度”和“最终需求依赖度”，测算结果显示东亚地区的“上游依赖”主要存在于地区内部；“最终需求依赖”的测算显示东亚的外部依赖依然存在，但呈现出“V”型变动趋势。
另一种利益衡量的做法是基于Koopman的测算方法对地区的贸易增加值进行测算与比较。其中陈雯（2014）测算了中国各行业的出口增加值与传统贸易统计进行了比较，得出传统贸易统计不仅在总量上高估了出口规模还对各行业的出口规模产生扭曲。王俊（2015）和黎峰（2015）则分别对中美和中日的双边贸易进行了测算，中美双边贸易显示从传统贸易核算角度中美出口顺差有所增长，但根据贸易利得概念对出口增加值进行比较得到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出口并未出现实质性增长，从产业角度分析发现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值明显高于技术密集型，且从相对指标看各部门的国内增加值呈现普遍下降；中日双边贸易显示双边贸易发展迅速，传统日径下中国对日本的贸易差额被高估，日本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略高于中国，双边出口主要表现为最终产品被对方当地消费吸收。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的发展机遇及挑战
根据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衡量相关的文献描述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盛行的今天，世界生产格局逐渐发生变革，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国内学者就此环境下中国的面临的机遇与挑
谭人友（2015）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对国家间的经济失衡水平的影响，认为经济失衡的程度有所加重然而方向并无改变，且正向效应在发达国家的作用高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失衡的原因源于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的不平衡，尤其是中低端和低端制造业，高端和中高端制造业的影响逐年上升，商业服务业起到了缓解作用。因此世界经济失衡并非暂时现象，再平衡路径应着重调整分工产生的“产业结构失衡’，平口避免“路径依赖”。邱雪超（2015）经过统计分析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加重了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中外贸易摩擦的数量上不断扩大、手段不断升级、范围向多产业蔓延的趋势。韩冲（2015）从产业安全的角度研究发现中国呈现：分工模式由产业间向产品内的方式转换；跨国公司成为价值链的治理者；中国自2004年以来一直是世界上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国家，同时被锁定在价值链最低谷的组装制造环节，阻碍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中国开放的28个主要产业中占有绝对优势股权控制率的行业达21个，因此中国产业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安礼伟（2014）分析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参与全球价值链是一国融入世界生产的必然途径，中国在特定时期出现的贸易顺差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出口制造业的发展相关，中国经济发展显示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对外贸易仍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动力。
至此，国内学者从国家闻经济失衡程度、贸易摩擦、产业安全和出口规模多角度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下面临的变革进行了分析和测度，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形成较为完备的描述。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的产业升级路径探索
根据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发展中国家面临被锁定在生产链低端的描述，中国近年的贸易增加值演变与传统贸易统计的背离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中国亟需探索出一条在全球分工背景下实现产业升级的有效路径。
因此，余娟娟（2014）从出口产品技术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工业行业在1995-2010年间出口技术结构不断优化，其动力来源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FDI资本要素的积累与进步，然而随着这些优化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化，演进机制与路径也相应发生着改变。王海杰（2013）从产权经济学观点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升级的微观机理进行了研究，认为由企业资源能力和业务流程等因素构建的企业产权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生了多维的分立与重组，产生“内部产权碎化”和“外部产权弱化”的效应。使得次级内产权组织、一级产权组织、GVC弱势企业与GVC控制企业之间围绕处在不同领域的关键资源能力展开多元博弈，力图获得更高资源位，提升外部产权强度，实现价值链升级获得更多组织租金或价值链租金，产业升级则是以企业产权外部提升为基础的多元权利主体的动态博弈。
四、总结
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行了非常多的研究工作，本文没有一一罗列，只是从中挑选了部分具有代表型的经典文献进行梳理，对其核心思想进行简要概括，为日后相关学者提供参考。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分工方式由产业间转变到产品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使得各国在参与分工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中国作为较早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面对价值链低端锁定僵局、资源禀赋优势快速减弱、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经济发展放缓的内部环境，亟需实现产业升级。因此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进一步研究热点应关注于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如何实现，如张平（2014）所述，宏观层面的研究相对集中，因此需要对微观层面实现产业升级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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