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寻租经济学视角的盈余管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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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 涛 刘崇明
摘要：本文认为，从寻租经济学的角度看，盈余管理可以分为寻利性盈余管理和寻租性盈余管理两大类。寻利性盈余管理是正的管理行为，会激发管理者的生产性寻利行为；寻租性的盈余管理行为零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会计后果；而利润操纵则是一种纯粹的寻租行为，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负和管理行为。
关键词：寻租理论 寻利性盈余管理 寻租性盈余管理 利润操纵
一、寻租经济学观点
(一)租及寻租的定义 “经济租金”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其外延是逐步扩大的过程，在传统的李嘉图学派的经济租金概念中，租金是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的报酬，是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需最小值的额外收益。马歇尔发展了租金的概念，他将短期内缺乏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如建筑物、机器、工具等资本品)所得之报酬称之为“准租金”。现在一般的理论教科书对租金解释为：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过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得到的款项中的那一部分，也即超过机会成本的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不需要吸引资源用于特定用途的一种分配上不必要的支付款项。然而，在众多关于“寻租理论”的文献中，其分析是建立在对租金的下述定义之上的：租金是由于不同体制、权利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而在我国比较权威的定义则是：由于某种天然的或人为的社会的原因，使物品的供给量的扩大受到限制，从而使市场价格稳定地高于成本而形成的一种长期的超额利润或要素的超额收入。对于寻租也有多种定义，布坎南等认为：寻求租金一词是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化的行为，在那里个人竭尽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其将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即个人在寻租，说明了个人在某事上进行了投资，被投资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了生产率，但却确实给投资者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或垄断权利而提高了投资者的收入，租金也就是由此所得的收入。因此，柯兰得尔中将寻租定义为：为了争夺人为的财富转移而浪费资源的活动。
(二)寻租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关于市场垄断的经典经济分析揭示了垄断对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如(图1)所示，AD线为某商品的需求曲线，反映消费者对应每一供给量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假设供给方的边际成本不随产量变化，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其供给曲线PIS即为一水平线。当该商品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况时，市场成交的价格和数量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相交处决定：完全竞争的价格为P1，成交额为Q1。这时，生产厂商的边际成本与市场价格相等。所谓消费者剩余是整个需求线高于成交价的部分，即面积为ACP1的三角形区域。生产者剩余是整个成交价格水平高于供给曲线(边际成本)的部分，在完全竞争状态，成交价等于厂商平均成本，所以生产者剩余为零。当市场被独家垄断时，垄断企业的定价原则是将价格定在使其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在图中就是根据边际收入MR线和边际成本线P1S相交处走出垄断产量Q2，并从相应的需求线找出垄断价格P2。由于从P1升高到P2，消费者剩余减少到面积为ABP2的区域，而同时生产者剩余则增加到BEPIP2的区域。如果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在垄断市场和竞争市场之间加以比较，可以看出BEP1P2的部分从消费者剩余转化成了生产者剩余，所以就社会整体而言，这部分剩余并无损失，只是改变了所有者而已。但是，垄断后消费者剩余减少的BCE部分，却是因垄断而产生的净损失，谁也没法得到。经济学上称BCE这部分面积为垄断的社会福利净损失，或按最早估算垄断的社会成本的学者的名字称此为“哈伯格(Harberger)三角区”。然而哈伯格等学者据此理论对现实中垄断的社会成本所作的估算结果却难以令人满意。据这些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资料的计算，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1％～1％，这一结果过于低估了这一社会经济问题的严重性。1966年，李宾斯坦(Leibenstein)提出X――非效率的概念，并用之于解释垄断的社会成本之谜。所谓X――非效率是指独家垄断下企业经营目标偏向于守成而非进取，从而造成效率低下。但这一假说缺乏可靠的统计验证。
根据塔洛克(Tullockl967)和波斯纳(Posner，1975)的看法，(图1)中的垄断利润为 BEP1P2的区域，也就是垄断产生的租。因而企业为了获得垄断租，就乐意花费不大于这一区域的成本来谋取垄断地位。波斯纳进一步推断，当企业间为获得垄断地位发生的竞争达到均衡时，企业为寻求垄断租所花费的成本会与垄断利润相等，而且这种花费无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于是，塔洛克和波斯纳等人认为，真正的垄断社会成本不仅包括哈伯格三角区BCE，还应该包括垄断利润区BEP1P2。这个新的区域常被称作“塔洛克方块”。事实上，后来连塔洛克本人也认为，塔洛克方块是否应算作垄断的社会成本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企业用于塔洛克方块的开支，可以是非生产性的，也可以是生产性的。如在专利制度下，个人或企业争取发明创造的投资就是为了取得专利之后的垄断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这种争取垄断利润的投资是生产性的，就连对专利成果的垄断本身也是整个社会为了鼓励科技进步所必要的代价。如果创造发明产生后人人都可以抄袭其成果，发明家不能在一定时期内享用其创造发明带来的垄断利润，创造发明活动就会减少。又如，怎样看待企业做广告创品牌的活动，名牌厂商的利润中显然包括该厂商对名牌垄断带来的垄断利润，但谁也不可否认，做广告创品牌是正常的市场竞争。尽管一些研究者表明，广告竞争过于激烈时，为消费者提供的有用信息很有限，而“噪音”却很大，但在实践中很难区分哪些广告竞争对社会来说不是浪费。那么，究竟何种争取垄断地位的活动可算作寻租活动，塔洛克提出，只有那种给社会带来负面效应的活动才可算作寻租，其成本才可算作垄断的社会成本(Tullock，1989)。
经济学家冯(Fung，1987)将寻租活动称为“对人为租的寻求(Contrived-rent-seeking)”，而将另一种在商品价格受到管制的条件下产生的寻租活动称之为“对人为剩余的寻求(contrived-surplus-seeking)”。(图2)介绍了人为剩余的概念。图中s曲线为市场的供给线，D为市场需求线。当价格由市场自由决定时，均衡价格为P1，此时市场供给量正好等于市场需求量Q1。现在假定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把价格限制在低于均衡市价的水平P2。在这一价格下，厂商愿意供应的产量只有Q2，而市场的需求量高达Q3，于是导
致了人为的商品短缺，短缺的量为Q2-Q3，这样，如果该商品敞开供应，只有一部分人能买到商品。同时，在市场供应只有Q2的情况下，需求方愿意支付的价格其实高达P3。即假如允许按规定价买到商品的人把短缺商品倒卖给其他人，他们就可以卖到P3的高价并得到面积相当于图中P2P3BF部分的收益，这部分收益就叫作“人为剩余”。在敞开供应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把时间精力花在排队等候、寻找商品，直到所花费的精力时间与人为剩余的期望值相近为止。如果该商品不是敞开供应，而是由官员分配，人们就会争相用各种手段讨好掌权的官员，这些人为剩余将以贿赂的形式转移到官员手中，又在人们对官位的竞争中进一步消散。
二、寻租理论在盈余管理中的应用
(一)会计寻租活动 寻租活动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未被界定的公共领域，即租的存在，任何理性的经济人都想得到；二是有各种管制在后。寻租者因为诱饵在前，乐意寻租，又因为管制在后，必须寻租。如上市公司管理者进行的会计寻租(盈余管理)活动，就是因为有证券市场中的租金在前，又有各种会计管制及证券市场管制在后，使得上市公司管理者既乐此不疲又必须如此。会计寻租活动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于会计本身的问题――即经济后果论的作用。会计核算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在企业经济收益一定的前提下，采用不同的会计核算方法，可以获得不同的财务报告收益。鉴于会计信息对各个利益关系人决策的影响效力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不同的财务报告收益可以引起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和财富的非生产性转移。正如威廉姆R・司可脱(2000)所形容的“摇尾巴狗”现象，在真实业绩一定的前提下，采用不同会计政策的上市公司可以披露出不同的经营业绩，进而影响证券价格，影响到公司市值。即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通过盈余管理来改变会计的确认和计量方法，就可以改变会计信息，进而改变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决策结果。因此会计的这种非生产性的不甚公平的财富转移功能和间接的资源配置效力与寻租的思想不谋而合(雷光勇，2001)。因为租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在信息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一个企业的会计盈余毫无疑问是有其经济价值的，也即会计盈余信息对一个企业来讲是一种产品，是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并可以创造一定的收益和和价值的。如果将会计盈余的披露成本作为会计盈余信息这一产品的生产成本，将会计盈余信息所带来的好处(如减税、避免退市、取得配股资格等)作为盈余信息的收益，将盈余的水平作为盈余信息的价格(因为人们或政府会由不同的盈余水平来判断企业的股票是否值得购买或者是否达到某种资格)，那么盈余管理活动就可以用以上的模型计算出其所造成的损失。
(二)基于寻租经济学角度的盈余管理分析从社会效用的角度看，人们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大致可以分为：能增进社会福利的盈余管理活动，称为效率性盈余管理行为；可能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的盈余管理活动，称之为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而这种盈余管理行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既得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这种机会主义的盈余管理行为，只是影响社会福利的整体分配，但是不影响社会的总福利，另一种是则是会损失社会福利的行为，如欺诈行为。
(1)效率性盈余管理。效率性盈余管理行为是一种寻利行为和正和博弈，其能增加社会福利。William.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一企业的管理者在遵循公认会计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其能够促使管理者自身效用或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公司的股东、债权人等为防止管理者道德败坏行为，往往与管理者签订一系列契约，以期共同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这时的企业管理者就会在契约的框架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或者自身社会地位，在进行会计选择的同时努力进行诸如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技术和制度安排的创新、研究与开发活动、正常市场条件下公平交易活动等生产性寻利活动，这样就会将生产性可能曲线向外推移，增加社会商品和劳务的供给量。生产性的寻利行为在有秩序的市场结构中会造成外在经济，即寻求利润的社会边际产品超过私人的边际产品，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能增进社会经济福利。这样企业管理者就会通过增加企业的实际盈利来获取报酬，使企业价值增大从而增大股东的财富，这种盈余管理即为效率性盈余管理。管理者的效率性盈余管理行为的正的外部性，除激发其生产性寻利行为外，还可以通过调节企业当期利益进行合理避税，减轻企业的合理负担；适当的盈余管理，可以帮助大规模企业减轻政府管制，降低政治风险，通过合理范围内的盈余管理可以向其它利益相关人传递企业经营稳定的信息，以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通过利润平滑，可以减少企业长期借款的违约风险，降低财务风险。
(2)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是一种寻租行为和零和博弈，从长期来看其对各利益体的利益不会产生影响。尽管效率性盈余管理可以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大多数的盈余管理不是效率性盈余管理而是机会主义盈余管理。通常管理者会与股东、债权人分别签订管理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以使其目标趋于一致，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契约的不完备性和信息的不对称，管理者总会运用其信息优势，通过非正常手段来谋取自身最大经济利益，这样就会使所订的契约失去一部分效用，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可以将其称为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寻租行为，即非生产性寻利，这时管理者的创新欲望有所减弱，他们与其竭尽全力地去增加企业的剩余收益还不如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情形只是各利益主体对企业既得利益的一种重新分配，总的收益并没有变，并不能影响社会财富的总量。正如魏明海指出的，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余，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从另一角度来看，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企业的上市、配股、企业的股票的保值增值，企业的债券价值和融资难易程度，都与企业的会计盈余有很大关系，所以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去获得这些稀有资源，这些都是我国企业和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诱因。如果说企业的盈余管理都是在会计报表准则的范围内进行的盈余管理，那么虽然这造成了资源的重分配，但恰好体现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因为企业是在是在没有违反法律，没有扭曲事实的情况下进行的盈余管理，这可以促使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从这个方面来看，这种形式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在企业管理上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3)利润操纵。机会主义的另一种盈余管理形式――利润操纵是一种负和的经济行为，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利润操纵是指企业的管理者为了自己或企业的利益，通过不当的会计政策选择或其它方法人为调节企业利润的行为。利润操作超出了公认会计原则的范围，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自身利益，通过违法，违规的手段弄虚作假，造成利润的增加或减少，纯粹是一种寻租行为，并
且这种行为妨碍了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浪费。利润操作会对其它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外部不经济，给其它各外部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害，且不可逆转。利润操纵使得管理者获得报酬是以对其它的利益相关者的更大损失为代价的，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减少，浪费了社会资源。
三、盈余管理寻租的治理对策
(一)完善契约以对产权进行明确界定和保护盈余管理并不都是寻租行为，也并不都是有害的，关键是取决于其形式。在管理实务中，应当提倡效率性盈余管理，拟制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严禁利润操纵。其关键则是明晰产权和创新制度，并建立有效的市场竞争规则来激励管理者的创新行为，约束其不良倾向。机会主义与利润操纵的共同点是利用契约的不完备或缺陷来实现个人目的，其结果必然会使是使企业的行为效率低下或损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完善的契约与清晰的产权，可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和管理者产生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并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二)完善会计制度和会计规范体系 贺卫(1999)指出：寻租活动是在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两个极端向混合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租金的存在是因为政府介入市场，我国转型经济中租金的存在是因为市场开始形成，政府尚未退出。表现在会计法规层面中主要有：(1)我国市场机制仍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有序公平的市场竞争还未形成，由此公允价值等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会计计量手段在我国的使用仍面临困境，公允价值难以取得，执行按公允价值规范的会计准则时势必出现估计、判断等行为，客观上为会计寻租活动创造了条件。(2)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而逐步放开的经济中出现的大量新业务、新情况和新问题未能完全纳入现有会计规范的范围，这更为会计寻租提供了”边际性”空间(雷光勇，2001)。如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跨国上市公司应遵循的会计规范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3)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双轨运行导致了有租可寻(林钟高，2001)。“双轨制”的存在意味着其适用对象上存在差异，这对那些混合性质的企业集团或跨行业的企业利用会计规范的差异所形成的政策空间进行寻租提供了“先天性”的可能(雷光勇，2001)。(4)人为限制的上市资格和配股资格等证券市场各种不甚完善的监管规定创造了经典的上市公司会计寻租活动，如IPO现象、10％现象等。如果在一种制度中人为地限制供给，人为地让价格提高到市场出清价格水平以上，那么，获得这些权利来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就可以获得租金。政府颁发的许可证、配额、执照、授权书、批文、特许经营证等，其中都有政府创造的人为的稀缺，这种稀缺创造出潜在的租金，由此引起寻租性盈余管理活动。由此可见，寻租性盈余管理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合理造成的，对此应引起足够重视。
(三)完善监管制度要建立具有强大威慑力的事前监督和事后惩罚机制，严禁利润操纵，提高预期的行为成本。我国的监管体系尽管已初具规模，但其监管力度还远远不够，目前在我国的财会监管体系中，对盈余的监督发挥作用的似乎只有注册会计师一方，其它各方的监督比较薄弱，即使注册会计师，由于其本身的竞争等的限制也难以完全发挥其作用。对于监管康格尔顿(Congleton，1980～1983)提出了其见解。假定有一笔不可分割的社会财富，社会上只有两个利益团体，甲和乙。康格尔顿考虑了这样几种分配方式：一是这笔财富的分配全靠两个团体之间的直接抗争来决定。谁花费在抗争中的代价高谁就得胜，并得到全部的财富。二是这笔财富由一个社会的总管或大家长来决定分配给谁。而总管的决定取决于谁给他的贿赂多少。同时在某个团体向总管贿赂时又必须相应地花费一定的代价来遮人耳目。三是这笔财富由一个三人委员会来投票决定分配给谁。而每个委员投票给哪一方完全取决于哪一方给他贿赂的多少。同时，任何一方向委员贿赂时也必须相应地花费一定的代价来遮人耳目。那么，在这三种分配方式中，哪一种寻租成本对社会来讲最低。据康格尔顿分析，第一种方式的成本最高，因为在抗争中，每一方都试图用稍稍高于对方的代价来获胜。假如一开始双方各开支相等用于抗争，双方力量对比为5:5。甲方只要稍为增加其开支，使力量对比为5.5:5就可获胜，从而得到净利。同样乙方也可采取相应的策略。这样的竞争最后必然使双方的花费都接近于那笔财富的价值，使力量对比趋近10:10的水平，而这些花费都白白消耗掉。第二种方式在双方的竞争策略上很相似，最后的结果也是双方的花费都接近于那笔财富的价值；只是竞争代价中支付贿赂的部分成了总管的个人收入，对整个社会而言不算是浪费，只有用于遮掩贿赂的开支才是纯消耗。因此，第二种方式的社会成本低于第一种。第三种方式的特点是，双方的花费不会趋向于那笔财富的价值，反而会趋向于零。因为在三人委员会投票决定胜负的情况下，每一方只要争取两个人投自己票就可赢。如果甲方一开始选择贿赂每个委员，即支付2，2，2，乙方只要选择2.5，2.5，0就可击败甲方；甲方又可以用0，3，0.5来回应，从而争回多数票；乙方在下一轮则可出招0.5，0，1来制胜。如此以往，双方的寻租开销会越来越小。可见如果我国证券市场能建立起完善的监管体系，寻租性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减少。
编辑 刘 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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