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演化范式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杨勇华 吴有根

　　 [摘要]演化范式的兴起和发展为重新审视技术创新动力机制问题提供了有益视角,应用其倡导的生物学隐喻研究方法,技术可以被理解为以技术知识作为基因型的表型,技术创新的动力一方面来源于技术知识的变化即新技术知识的生产,另一方面来自环境的激活作用,以此为主线可以构建一种有效的技术创新演化动力机制理论｡
　　[关键词]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演化
　　[中图分类号] F091.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12-0001-03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不断加强的历史背景下,技术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和强化,已经成为一国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所在,世界各国纷纷将技术促进和科技创新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或国家战略,理论界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也日渐丰富｡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才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究竟如何等问题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本文拟在回顾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应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演化经济学范式分析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以期对此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能更好地指导技术创新实践｡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关于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最早出现的是一元动力论｡即历史上曾经争论多年的科技推动论和需求拉动论,这两种论调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片面之嫌｡随后出现了折衷的双重推动模式,即二元动力论,强调科技推动和需求拉动的交互作用｡二元动力论之后又出现了多元动力论｡比如加入政府作用的三元动力论,再加上企业家精神的四元动力论等｡国内研究者一般强调从内因外因两个方面探讨创新动力问题,外在动力包括需要拉动､科技推动､市场竞争､政府政策､文化社会环境等要素,内在动力则包括利润激励､企业文化､内部环境､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刘锋,2003;欧阳新年,2004;柴丽俊,2005;刘明霞,2007等)｡
　　这些研究虽然不断挖掘出越来越多的技术创新动力来源,也更加重视各动力间的相互关系,但一般都隐含着企业是技术创新惟一主体的假设｡随着越来越多的非企业创新主体(比如政府组织､科研机构､个人等)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技术创新的系统性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应运而生｡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认为创新主体应该是包括企业､科研机构､教育部门､中介服务机构､供应商和客户等在内的复杂系统,主张将企业自身､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各类资源､企业家等各种要素结合起来系统分析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将技术创新的动因综合归纳为某一方面或某种通用概念｡比如马克思的理论中,将资本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作为技术创新和进步的惟一动力｡希普尔在实证调查确认用户､制造商､供应商乃至其他主体都能成为创新主体的基础上,认为能通过潜在创新者的短期期望利润即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s)来准确地预测创新职能源,亦即认为(期望)利润是创新的主要动力[1]｡日本学者斋藤优提出所谓的需求―资源关系运力模式(N―R模式),强调社会进程中产生的需求与资源之间不相适应的“瓶颈”现象极大地刺激和促使技术创新活动的发生和进行,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2]｡这些研究虽然自成体系,但同样可以将之归纳到一元论､二元论或多元论,并没有跳出技术创新动力的传统理论框架｡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理论从一元论到二元论,再到多元论和系统论的发展脉络｡一元论中,科技推动说仅从科学技术本身去寻找技术创新的动因,把技术创新看作一个纯粹的工程问题,忽视了市场需求和社会经济环境;需求拉动说把技术创新看作一种对市场的消极反应,无法解释很多新产品(如计算机)的出现,也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市场需求并未引起相应的技术创新｡二元论虽然克服了一元论的一些缺点,但仍然不够全面,忽视了政府､企业家等因素的作用｡多元论者逐渐将各种内外部因素都纳入进来,但缺乏对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有效分析,而且也拘泥于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思维方式｡系统动力论试图将纳入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的诸多要素有机联系起来､以整体论和系统观来探究各动力要素间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理论机械简化论和决定论思维,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理论工具分析系统成员间相互作用的机制,系统动力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什么都强调等于什么都没有强调”的尴尬境地,技术创新动力要素间的复杂关系和互动机制仍有待于深入研究｡
　　
　　二､演化范式的兴起及其技术研究应用
　　
　　经济学中的演化思想其实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但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或分析范式是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出现的,标志是1982年纳尔逊及温特(Nelson, R. & Winter, S.)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和1981年博尔丁(Boulding, K.)出版的《演化经济学》｡博尔丁以商品类比生物基因构建经济演化模型,试图以此替代新古典分析框架｡纳尔逊和温特则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企业惯例作为生物基因的隐喻物,通过搜寻､选择､适应等生物概念和理论的隐喻研究方法建立演化模型,用以分析产业竞争和经济变迁,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分析范式[3]｡此后,经济学的演化范式获得了蓬勃发展,相关文献呈指数化增长之势,影响日益扩大,大有掀起一场经济学的演化革命之势｡正如著名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所讲,演化经济学兴起是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的最主要事件之一[4]｡演化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模仿经典物理学,借用均衡､弹性等概念对经济现象进行简单化､还原化和决定论的处理方法,强调经济现象中的有限理性､个体异质性､系统演化的整体性､非线性､复杂性､偶然性和历史重要性等特征,倡导从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汲取丰富营养,广泛使用隐喻方法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
　　演化范式于20世纪80年代重获生机后,演化学者们对技术相关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同时由于凯恩斯光环的逐渐消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经济事实和主流经济学对技术进步作用的承认等因素,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演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总体来看,演化范式关于技术创新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的一般演化过程研究､技术创新与生物进化的类似性及演化方法的可行性研究､技术创新仿真模拟研究和技术创新个案研究等几个方面｡演化范式的兴起和发展为重新审视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三､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
　　
　　应用演化范式倡导的生物学隐喻研究方法,技术创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变异[5]｡因此,技术创新动力一方面可以来源基因型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基因型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环境变化“激活”某些原本存在的“隐性基因”而获得｡由此,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总体上就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技术知识的变化即新技术知识的生产,二是来自技术环境的激发作用｡没有光学原理当然不可能产生照相技术,不懂得制冷知识当然不可能发明冰箱,不知晓电磁波原理当然不可能出现雷达……,现代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于新知识生产(特别是科学发现)已经是人们的一种共识,技术创新来源于新技术知识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和不容易引起异议的｡但是,技术创新也可以在技术知识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环境的改变而获得｡比如,没有水流的地方不会出现水车或其他水力装置,即使人们完全能够懂得这些技术;水上部落的人们当然也不会发明轮子这种无用的东西,即使他们懂得如何使用轮子｡一旦环境改变提出了对这些技术的需求,即使在技术知识集合没有任何改变的条件下这些技术也会应运而生｡环境的“激活”作用其实显而易见,虽然它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地理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文化氛围等各种环境要素的改变都可能使得原先处于“隐性”状态的技术知识被“激活”而“表达”为某种新的技术,即技术创新｡因此,“对观念(知识)本身的进化的关注完全偏离了有关技术的标志｡技术不完全是观念(知识)领域的一个子集｡它的真实世界互动和其组织需要产生了非常不同的特征”[6]｡

　　事实上,任何技术都是技术知识与环境耦合的产物,技术创新动力必然来源于这两方面｡因此,希普尔关于创新职能源的预测其实可以更简单｡在环境变量一定的条件下,新技术知识的生产将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亦即技术创新最可能出现在创新所需要的技术知识最容易被生产出来的地方｡科学仪器创新主要来源于用户――科学家,因为在用户即科学家这里最容易形成科学仪器创新所需要的新技术知识;工程热塑料和塑料添加剂创新更主要来源于制造商,工业气体技术创新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供应商等现象都是同一道理｡技术知识不变的条件下,环境变化对原有技术知识的“激活”作用则成为技术创新主要动力来源｡这就是为何社会急剧变革时容易出现“技术涌现”现象的主要原因,也是工业革命首先发生于英国而不是知识积累相差无几的德国或法国的主要原因,也是很多转轨经济得以快速摆脱“短缺”市场的主要原因｡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技术知识变化与环境激活这两种技术创新来源并非界线分明,很多时候是难以截然区分的｡比如一种新材料的发明和使用使得原本不经济的停留在理想中的产品得以大规模产业化生产,这种新产品当然是一种技术创新,但它既可以被看作是由于环境改变(即把新材料作为一种环境要素)而激活的产物,也可以被看作是技术知识变化(新材料生产和使用知识的加入)而导致的结果｡知识的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知识的条件性等特征实际上使得我们很难确定这种变化应该归于技术知识变化还是环境变化[7]｡但是,这种区分理论上还是有必要的,而且这种现实中的模糊性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思路和结论｡
　　更进一步的研究会发现,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因为环境不仅在激活原有技术知识的表达上起作用,也在刺激新技术知识生产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理论将利润刺激､市场竞争､政府政策､社会制度､企业文化､宗教信仰等各种内外因素都纳入分析视野的做法显然比前人前进了一步,但还应该更进一步从环境对新技术知识产生的“刺激”作用以及环境对技术知识表达的“激活”作用这两方面来理解各动力要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这样能够有效缓解系统理论“什么都强调等于什么都没有强调”的缺陷｡
　　
　　四､结 语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为重新审视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应用其倡导的生物学隐喻研究方法,技术可以被理解为以技术知识作为基因型的表型,任何技术都是知识和外部环境耦合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动力一方面来源于技术知识的变化即新技术知识的生产,另一方面来自环境的激发作用｡从这两个方面去理解技术创新动力系统内部各要素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构建一种演化性质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理论,能够有效地效缓解系统理论的缺陷和尴尬,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本文仅仅提出一种基本思路和观点,关于这个主题仍需要日后进一步的细致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埃里克•冯•希普尔.创新的源泉――追寻创新公司的足迹[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2]斋藤优.亚洲的发展和日本的技术政策[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6):19-20.
　　[3]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G.M.霍奇逊.演化经济学的诸多含义[A].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第二辑)[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9.
　　[5]Devezas, T. C. Evolutionary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Sate-of-the-art and New Approache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ume 72, Issue 9, November 2005:1137-1152.
　　[6]詹姆斯•弗莱克.人工制品 活动:人工制品､知识与组织在技术创新中的协同进化[A].约翰•齐曼.技术创新进化论[C].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279.
　　[7]汪丁丁.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J].经济研究,1997,(6):70-78.
　　
　　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ynamics Mechanism Based on Evolutionary Paradigm
　　Yang Yonghua1,Wu Yougen2
　　(1. Business School,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2. Economic Colleg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volutionary paradigm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Through the metaphor of biological genotype and phenotype theory, technology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the phenotype based on the genotype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mes from the new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also comes from the excitation of varied environment. Taking this as the main line, it is possible to build an effective evolutionary theory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ynamics mechanism.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ynamics; mechanism; evolutionary
　　
　　(责任编辑:张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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