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贸易收支数据的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元汇率相互关系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王晓雷

　　摘要：通过选择美国与中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11国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美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与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收支与美元汇率没有实质性联系。美国逼迫其它货币升值没有也不能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同样，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也不能缓解美中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关键词：贸易收支；贸易逆差；美元汇率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2-0088-08
　　
　　一、从2006年度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说起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2006年度美国的商品出口总值为10373亿美元，商品进口总值为18554亿美元，商品贸易总规模达到28927亿美元，无论从哪个口径衡量，美国都是当然的全球第一。然而，让美国传媒大肆炒作和部分政客大做文章的并不是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是贸易逆差的扩张。2006年度，在连续多年大幅增长后，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8181亿美元，再一次创造了历史新高。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成为当代全球贸易失衡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解释变量。
　　美国也是全球贸易伙伴最多的国家，除美国政府刻意进行贸易制裁的国家外，全球所有其余国家都与美国有贸易往来，都是美国的贸易伙伴。对当代美国贸易伙伴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发现，美国的贸易市场集中度相当高：美国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对外贸易在同属北美自由贸易区(NArra)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进行，有三分之二的对外贸易集中在前10大贸易伙伴，有四分之三的贸易集中在前15大贸易伙伴。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历史上是现在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东亚的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增速迅猛；美国的后院――南美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也在稳步增长，如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等国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也有一定的地位。根据美国统计局对外贸易处(CBTD)、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2006年度，美国对前15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21243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3.4％。其中，美国对前15大出口国的出口总额为7552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5.0％；美国从前15大进口国进口的总额为13958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75.2％。由于美国前15大贸易伙伴中排名靠后的5家份额都在2％以下，对美国贸易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也由于文章篇幅的考量，表1只列举了美国对外贸易总值、美国出口总值和美国进口总值等三个不同口径衡量的美国前10大贸易伙伴的有关数据。
　　
　　美国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整体性贸易逆差以来，贸易逆差就一直在高速度扩张，1985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还只有1222亿美元，到2006年增长到8351亿美元，增长了近6倍。不过，美国逆差来源国及地区的集中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美国对最大5个贸易逆差来源国及地区的逆差一直大约都占美国贸易逆差总和的三分之二左右。但是，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国及地区的国别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则主要来源于中国、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进口和贸易总规模占美国相应的市场份额都在20％左右，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也稳定在美国贸易逆差总和的10％以上。美国和中国的产业差异显著，比较优势明显，两国双边贸易发展快速，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来源国。尽管由于统计方法、统计口径等的差异，中美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数值和贸易差额数值差距甚大，但中国能够解释美国20％左右的贸易逆差是可以肯定的。日本一直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仍有10％以上来源于日本。墨西哥是美国的近邻，又有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便利，墨西哥已经长期占据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前三位，它大约也能够解释美国贸易逆差的10％(见图1)。
　　
　　对比表1和图1，我们发现，2006年的美国对前10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全部是逆差，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全部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及地区。
　　对于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国内学者曾经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如王检贵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质和我国的应对策略进行过较为全面的论述，李石凯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动及其由此形成的“新重商主义”进行过批判，袁嫣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与贸易逆差的关系进行过分析。与其它文献不同，本文主要研究美元汇率与美国贸易逆差的关系。本文选择在美国贸易伙伴和贸易逆差来源国及地区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中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11国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来自美国官方的汇率和贸易统计数据，采用统计方法，分析美国双边贸易逆差与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主要目标之一是回应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持续不断地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和人民币升值对未来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
　　
　　二、美国对中国双边贸易逆差与人民币／美元汇率
　　
　　本文选择的人民币／美元汇率从1994年开始，因为在1994年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以前，人民币汇率完全由政府管制，对于本文没有太大研究价值。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官方汇率和市场调剂汇率并轨后的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时的基本汇率为1美元等于8.70元人民币，而且规定了一个相对宽泛的波动区间。直到1997年，人民币汇率都在这个相对宽泛的区间内对美元波动，总的趋势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如1994年1月，平均1美元兑换8.7219元人民币；到1996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美元兑换8.2932元人民币，三年间1美元贬值了0.2473元人民币。由于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上普遍唱衰人民币，人民币贬值压力巨大。显而易见，如果当时人民币贬值，加入贬值竞争，无疑会加剧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度和扩大金融危机的广度，对已经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肯定是雪上加霜，也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政府顶住了巨大的贬值压力，也承担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制定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为此，中国政府收窄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此后长时期人民币汇率都在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上下窄幅徘徊，到2005年7月21日，1美元等于8.2765元人民币，这就是受到美国人广泛指责的“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的由来。在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主动进行了进一步改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1美元兑换8.1100元人民币)。此后，人民币对美元就一直没有停

止升值步伐，2005年9月28日，1美元跌破8.10元人民币；2006年2月13日，1美元跌破8.05元人民币；到2006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美元已经只能兑换7.8087元人民币。
　　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和中国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的重要表征，中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现了贸易顺差。美国市场是中国对外贸易重点突破的地区之一，由于中美两国比较优势差异显著，两国的双边贸易发展迅速。1985年，中美双边贸易中美方首度出现逆差，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随着两国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也不断增大。到1994年，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已经达到接近300亿美元的水平。1998年超过500亿美元，2002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再跨越2000亿美元，整体上惯性快速增长。200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是达到了2325亿美元，又一次创造了新记录。
　　为了保证资料的可比性，我们对人民币，美元汇率进行了技术处理，按照美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平均汇率数据，作者在进行加总后再平均，计算出年度平均汇率，以增强汇率的代表性和解释能力。结合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的年度数据，可以得出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伴随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下降，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一直在上升。因此，从人民币／美元汇率与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两组时间序列进行初步判断，只能说明人民币／美元汇率与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负相关。当然，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应该来源于统计分析。
　　用人民币，美元汇率作自变量(x)，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作因变量(y)，可以作出下列统计分析散点图。
　　
　　对人民币，美元汇率与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一条方程式为Y＝3398.9x＋2915.3的回归方程，这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它说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越高或者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越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就越大；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越低或者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越高，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就越小。回归系数等于－3398.9，既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与人民币，美元汇率负相关，也说明美元对人民币每贬值1元人民币，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就会扩大3398.9亿美元。再进一步进行相关分析，得出的相关系数接近0.8(R2=0.6257)，说明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与人民币／美元汇率负相关的假设能够通过统计检验，上述回归方程有足够的解释力。这是一个十分有趣但肯定是美国人不愿看到的结论：美元对人民币贬值或者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仅不能缓解而且还会加剧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状况。美国人将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归咎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低估根本就没有道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无助于解决美中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三、美国对日本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
　　
　　美日两国在什么时候开始双边贸易，并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已经难以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日之间有规模的双边贸易开始于“二战”之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与扶持时期。而“二战”以后美日双边贸易又可以分割成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以1965年为分水岭，1965年以前是美国顺差日本逆差，1965年以后是日本顺差美国逆差，两国的双边贸易总是在失衡与冲突中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高速增长，日本逐步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以1985年为例，当年美国的总逆差规模为1222亿美元，其中仅仅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就达到462亿美元，占比达到40％。为了迫使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国进行统一行动，1985年9月，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等五国财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讨论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和美元汇率问题，达成了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书面协议，这就是对此后全球经济特别是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广场协议”。为了避免分析过于繁琐，我们重点分析“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和日元／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
　　“战后”的日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汇率严格钉住美元，1973年开始，由于受到“尼克松冲击”的影响，日元／美元汇率波动下行，到1985年7月的“广场协议”时，1美元大约兑换250日元。“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由于日本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幅度最大，抛售的美元储备最多，美元对日元的贬值尤其显著。“广场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美元快速下跌到1美元兑换200日元附近，三个月美元对日元跌幅就达20％。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入市干预，甚至承诺“美元贬值20％不成问题” (黑田东彦，王宇，2004)。然而，美国政府和市场投机者都没有满足于美元对日元只贬值20％。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市场继续看空美元抬升日元，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到1986年底，1美元已经仅兑换152日元，再到1987年，1美元只能兑换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已经升值一倍。然而，美元对日元的贬值还没有就此结束。由于美国政府长期实施“弱势美元政策”，实际上，美元对日元汇率下跌的时间长达10年。到1995年，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已经多次跌破100大关。在1995年7月，日元／美元汇率达到最低，1美元仅能兑换80日元。日元，美元汇率变动的拐点出现在1996年年初，1995―1998年，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到1998年7月出现一个峰值，1美元兑换144日元；此后又是一年多的下跌，到1999年底，1美元又下跌到只能兑换102日元。从2000年到2002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出现第二轮升值，到2002年3月出现峰值，1美元兑换134日元；此后又是一轮下跌，到2005年1月，1美元又下跌到只能兑换103日元。不过，近两年美元／日元汇率大多在1美元兑换110―120日元之间徘徊。
　　“广场协议”的核心内容是通过美元对日元的贬值影响美日双边贸易，从而改善美国长期存在的对日双边贸易逆差状况。然而，在1985年以来的美日双边贸易中，美国逆差、日本顺差的格局从来都没有被打破。1985年，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是462亿美元，1987年突破500亿美元。尽管此后连续5年回落到500亿美元之下，但在1993年第二次突破500亿美元，1994年突破600亿美元，1999年突破800亿美元。虽然此后再一次回落，但近3年又快速反弹，

2006年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又增长到了885亿美元。
　　我们仍然利用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来分析美国对日本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以经过计算后的年均日元／美元汇率为自变量(X)，以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为因变量(Y)，可以得出一张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相互关系的散点图。
　　
　　对图3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一条方程式为Y＝2.0688x＋875.42的回归方程式。如果这一回归方程能够通过统计检验，它就说明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负相关，美元对日元每贬值1日元，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就会扩大2亿美元。但是，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和统计检验否定了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的假设，因为根据数据计算出的R2只有0.2041，相关系数只有0.4，通不过统计检验。
　　美国一直想通过美元对日元的贬值来改善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状况，现有数据说明，尽管美元对日元在“广场协议”后长期而且大幅度贬值，但根本就没有扭转逆差状况，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没有关系。
　　
　　四、美国对加拿大双边贸易逆差与加元／美元汇率
　　
　　加拿大在地理上是美国的近邻，在经济发展层次上同属发达国家，美加两国的贸易往来历来就非常频繁。在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由于相互撤除了贸易壁垒，两国的双边贸易快速发展，正因为这样，加拿大多年以来一直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美国主要的双边贸易逆差来源国之一。
　　尽管加元汇率没有受到“广场协议”的直接影响，但为了与对日本和英国样本的分析一致，本文对美加双边贸易和加元，美元汇率关系的分析也从1985年开始。尽管198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就有200多亿美元，占美国当时总贸易逆差的份额接近20％，但不知是什么原因，美国并没有将加元列入1985年“广场协议”的治理范围。不过，随着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和瑞士法郎等全球主要货币的全面贬值，美元对加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有贬值，不过贬值的幅度相对小一些而已。在1995年美国实施“强势美元”政策后，美元对加元也有升值，但升值的幅度也不大。将加元，美元汇率变动与美元对其它全球主要货币双边汇率的变动进行比较，我们能够发现，加元／美元汇率变动的频率要低，幅度要小，显示出相对的稳定性。
　　1985-1986年，加元／美元汇率一直在1.40附近变动，然后在1987-1991年间美元对加元持续贬值，在1991年出现谷底，1美元只能兑换1.15加元。此后，美元对加元汇率在1.2左右徘徊了几年，到1995年美元反弹，当年1美元又回到1.30加元以上，并保持了波动性上行，在1999年1美元已经能够兑换1.5加元。到2002年，美元对加元的汇率达到最高点，1美元能够兑换1.6加元。在2002年以后，美元对加元汇率快速下滑，到2006年，1美元又回到了1.2加元以下。
　　美加两国的双边贸易一直表现为美国逆差、加拿大顺差的格局。198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是218亿美元，1986年也维持了这一规模，但此后连续4年急剧收缩，到1991年只剩下59亿美元，是美国对加拿大双边贸易逆差的最低值。在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美加双边贸易规模快速扩张。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张，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又开始了波动性扩大，从1992年的80亿美元到1996年突破200亿美元，又恢复到了1985和1986年的水平。在经过1997和1998年在150亿美元上下徘徊后，1999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超过300亿美元，2000-2003年都在500亿美元左右，2004年跨越600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都突破了700亿美元。
　　由于加元／美元汇率和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的波动没有太大规律，单纯的数字罗列很难说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仍然运用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来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令加元，美元汇率为自变量(x)，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为因变量(y)，可以得出一张反映加元，美元汇率和美国对加拿大双边贸易逆差相互关系的散点图(见图4)。
　　对图4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能够得出一条方程式为Y＝381.34x－219.4的回归趋势方程。由于回归系数为正值，它似乎能够说明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与加元，美元汇率正相关。也就是说，美国对加拿大双边贸易逆差的扩大是受到了美元对加元汇率上升的影响，而且，美元对加元每升值1加元，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就会扩大381.34亿美元。这正是美国人想要的结论，如果这个结论能够通过统计检验，则美元对加元贬值能够收缩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不过，对上述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统计检验，都否定了这一结论。根据数据计算的决定系数R2　仅仅只有0.049，通不过统计检验，即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与加元，美元汇率正相关的假设不成立。根据R2　计算的相关系数只有0.2，说明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与加元／美元汇率之间没有统计上的相关关系。因此，美元对加元贬值不能缓解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
　　
　　
　　五、美英双边贸易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
　　
　　英国是历史上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英镑曾经是全球最重要的货币，同时也是全球主要的流动性来源，即使到现在，英镑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因此，美元／英镑汇率仍然是全球最有影响的双边汇率。与美元对其它货币采用间接标价法不同，美元对英镑在传统上就采用直接标价法，即美元／英镑汇率是每一英镑的美元价格。
　　与日元严重受到“广场协议”的冲击不同，“广场协议”对英镑的影响要小得多。“广场协议”实施以前，美元，英镑汇率很长时期在1英镑等于1.2美元上下运行，“广场协议”实施后，英镑对美元持续升值。到1988年，1英镑已经升值到超过1.8美元，即英镑在三年中对美元升值50％，或者说美元对英镑贬值了三分之一。此后4年，英镑对美元汇率一直在高位运行。1991年，1英镑甚至接近兑换2美元，这是近30年来英镑对美元的最高汇率。在1993-2003年的十年间，美元，英镑汇率窄幅波动，大多在1.4～1.6之间运行，但再也没有回到1985年的水平。在2004年后，英镑对美元又大幅升值，美元，英镑汇率都基本上在1.8上下，不过也没有达到1991年的记录。
　　美英是两个传统的贸易大国，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全球贸易中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近30年来，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也在增长，但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是两国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的变化。与美国对日本、加拿大、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双边贸易收支一直是

美国逆差不同，美国对英国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的转变。1985-1987年，相对于当年的贸易总规模，美国对英国拥有相当大的双边贸易逆差，金额都在40亿美元左右。1988年，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发生第一次逆转，美国对英国实现双边贸易顺差，而且一直维持到1998年。尽管这11年中的大多年份美国对英国的双边顺差规模不大，但1993和1998年也还是超过了40亿美元。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的第二次逆转发生在1999年，美国又重新回到了对英国的双边贸易逆差格局，而且逆差规模还持续快速扩大。1999年，美国对英国双边贸易逆差仅仅8亿美元，2002年就达到了75亿美元，2003年达到90亿美元，2004年超过100亿美元。2005年，美国对英国的双边贸易逆差规模最大，达到123亿美元；2006年有所收缩，仍有80亿美元。
　　图5是根据1985-2006年各年平均美元，英镑汇率(x)和相应年份的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y)作出的一张统计分析散点图，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
　　
　　对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和美元，英镑汇率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出一条方程式为Y＝－21.143x＋21.149的回归方程。如果这一方程能够有解释能力，它就说明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负相关，而且英镑对美元每升值1美元，美国对英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就能够收缩21亿美元。这又是一个美国人希望的结论：只要美元对英镑贬值，美国就能够减少对英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但是，与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与加元／美元正相关的结论、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负相关的结论通不过统计检验一样，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负相关这一结论也不能通过统计检验。因为我们计算的决定系数R2　只有0.0041，它说明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负相关的假设不成立。按照R2　计算的相关系数也只有0.2，说明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六、美国对欧元区国家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欧元汇率
　　
　　欧洲本土的大部分国家一直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尤其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一直很大。尽管欧盟成立后区内贸易替代了很多区外贸易，但它们与美国的贸易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美欧之间的贸易还是一直在相对快速发展。历史上，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有三种类型：第一类，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对美国一直持有双边贸易顺差；第二类，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代表，基本上年年保持对美国的双边贸易收支平衡，或者非常小的差额；第三类，以荷兰和比利时为代表，对美国一直持有双边贸易逆差。
　　在欧元诞生以前，美国一直将对德国和法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归因于美元对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汇率的高估，所以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对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施压，逼迫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同日元一道对美元升值，但后来的实际运行状况说明，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对美元的升值对美国与它们的双边贸易收支没有什么影响，美国还是年年对德国和法国持有双边贸易逆差，而且，逆差的规模还在扩大。
　　在欧元诞生之前，除一些微型国家如摩纳哥、梵蒂冈、安道尔、圣马力诺和列支敦士登实行完全美元化外。，欧洲国家都使用本国货币。所以，由于没有相应的国家作绝对的参照，对美国人的指责，德国和法国都难以作出有力的回应，虽然一万个不愿意，两国政府也只好迫于美国的压力，在“广场协议”后出手干预市场，抬升本币压低美元。
　　1999年，欧元横空出世，11个成员国统一使用欧元作法定货币，过去多种对美元的双边汇率合并成了一个汇率。欧元的出现为我们分析美国贸易逆差与汇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美国对欧元区国家的双边贸易收支是否与美元汇率有关，通过美国与不同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收支差额的面板数据就可以直接进行比较分析，而没有必要再运用汇率数据。
　　
　　如果美国的对外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汇率有关，对于使用同一货币、通体汇率的欧元区国家而言，应该会有两个结论：(1)美国对同一汇率下不同国家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的性质应该一致，如果对某一个国家是双边贸易顺差，那么对同一汇率下其它国家的双边贸易也应该是顺差；反之，如果对某一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是逆差，那么对同一汇率下其它国家的双边贸易也应该是逆差。(2)美国对同一汇率下不同国家双边贸易收支变动的幅度应该大体一致，如果美国对某一个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增长10％，那么对同一汇率下其它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也应该增长10％，至少在10％左右；如果对其它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增长50％、100％甚至更多，就无法从汇率中得到解释。
　　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美元／欧元汇率一直是外汇市场炒作的重点产品，美元／欧元汇率也大起大落，最高时1欧元接近1.4美元，最低时1欧元又只兑换0.8美元。作者对1999-2006年美元／欧元汇率进行了整理，计算出了各年平均汇率，列入了表3第一行。由于对于研究美国对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欧元汇率的关系时汇率本身已经不太重要，这里对美元／欧元汇率变动的过程不再赘述。同时，作者也对1999-2006年美国与欧元区国家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数据进行了搜集整理，一并罗列于表3，形成一个面板数据。
　　我们可以不考虑美元／欧元汇率变动的状况，只分析表3中美国与不同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收支的性质与变动，就能够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逆差来源于美元汇率高估的观点进行否定。(1)在同一汇率下，美国与不同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差额的性质完全不同。比如，美国对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双边贸易长期逆差，而且规模庞大，但对荷兰和比利时却又长期持有双边贸易顺差，规模也不小，这种性质的差异无法用汇率来解释。(2)美国对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收支差额变动的幅度差异巨大。比如，将2006年的数据与1999年比较，美国对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双边贸易逆差都扩大一倍左右，但美国对爱尔兰的双边贸易逆差却扩大了近四倍；美国对荷兰的双边贸易顺差没有太大变化，但美国对比利时的双边贸易顺差却又扩大了一倍。这些差异都无法从汇率变动中找出答案，我们可以得出的分析结论是：美元，欧元汇率无法解释美国对不同欧元区国家的双边贸易差额差异。
　　
　　七、简要结论
　　
　　1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可能解决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问题。现有数据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与美元，人民币汇率负相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只会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
　　2　也许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与人民币，美元汇率的关系只是一个特例，但美日双边贸易差额与美元，日元汇率无关、美加双边贸易差额与加元，美元汇率无关、美英双边贸易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无关，都说明不能通过美元贬值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3　欧元区提供了一个更加鲜活的实例，即使在同一汇率下，过去对美国顺差的国家仍然是顺差，过去对美国逆差的国家仍然是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与汇率根本就没有关系。
　　4　美元贬值对缓和美国贸易收支失衡之所以无效，是因为美国的贸易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汇率，而在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即长期存在且持续扩大的储蓄―投资缺口。在庞大的储蓄―投资缺口下，美国只有通过贸易逆差“出口”美元，再从资本账户顺差“进口”美元，填补储蓄一投资缺口，才能扩大投资规模，拉动经济增长。不解决内部经济失衡问题，美国就不可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5　美国已经有人提出主要针对中国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第二广场协议”，试图以此来削减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但是，“广场协议”并没有解决美日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因此，即使有“第二广场协议”，对缓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也将于事无补。
　　6　自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持续升值，国内对人民币升值将造成的影响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但大多数学者过多关注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的影响，也就是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廖卫东，黄吉海，2005)。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国货币过度升值造成的负面影响，根本就不是贸易收支，而是经济泡沫(如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累积、破灭和利率政策的失灵，从而造成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罗纳德・麦金农，2005)。因此，对于不可逆转的人民币升值，我们不应该仅仅只关注它对进出口的影响，而更应该注意经济过热和泡沫膨胀。种种迹象表明，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高企，我国经济正在出现泡沫化，我们应该尽早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确保经济健康稳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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