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比较优势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区域视角:浅析中部地区城镇工业化的新发展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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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与积累,中国进入产业升级与转移阶段。在此趋势下,中国产业集中的东部地区开启产业转移之路,这为中部地区城镇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借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从国家视角转为区域视角,分析中部地区利用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发展城镇工业化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以及离不开政府扶持的缘由。最后得出启示,中部地区城镇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平衡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上积极促进形成本地化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关键词:比较优势;幼稚产业保护;城镇工业化;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一、 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抓住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中低端产业的时机,大力发展以港口城市为依托的外向型出口经济,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同时也出现大量资源、人才、资金、技术向东部地区聚集。1980年代珠三角城市群,1990年代长三角城市群,2000年后京津冀城市群都呈现此特征。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格局,这也引起越来越多人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能否实现,影响了社会人心团结与国家长治久安。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有效需求下降,中国出口贸易受到影响。于是,中国转向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并开启以东部地区为主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之路,对外向东南亚和非洲转移,对内向中西部转移,以期开拓新资源和市场,获得持续发展。这为中部地区城镇工业化迎来新发展机遇,自身的潜在优势逐渐显现。此外,2016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至2025年)》和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从顶层设计层面为中部地区城镇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指导,有利于政府科学制定产业政策,推动城镇工业化发展,帮助农民工就地就业,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也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诞生一批有自生能力的本地化企业群,为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奠定基础。
因此,本文借鉴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从国家视角转为区域视角,分析中部地区城镇工业化的比较优势和产业保护缘由,提出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重作用,积极发展城镇工业化,培养本地化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二、 比较优势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区域视角分析
从国家视角,比较优势理论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为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实践性的理论指导。基于区域视角,这对中部地方政府发展城镇工业化同样有启发意义。
1. 比较优势理论简述。1776年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即一国出口有绝对生产成本优势的产品,进口有绝对生产成本劣势的产品。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此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即一国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生产出口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进口有相对成本劣势的产品(大卫·李嘉图,2008)。之后,赫克歇尔-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与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同属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范畴。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筱原三代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赤松要的雁行形态比较优势理论、巴拉萨的阶梯比较优势理论、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等属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范畴。
中国经济学家中以林毅夫(2003)为代表提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一国根据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等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资源选择匹配的产业政策,但不能盲目实行赶超战略或者保护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二战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政府积极作为,让比较优势资源真正发挥出比较优势,成功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
2.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简述。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指政府对影响国家安全和就业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但尚不足与外国平等竞争的产业进行保护和扶持,待发展壮大后再逐渐退出。该理论雏形最早由18世纪重商主义后期的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促进了当时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而对该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他发表著作反对无条件的自由国际贸易,主张政府对本国关键产业加强干预,在幼稚时期利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包括补贴、进口许可、出口限制等)进行适当保护(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61)。这一理论为德国建立统一经济市场和实现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也影响了20世纪日本工业化的发展。
之后,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巴斯塔布尔、小岛清、凯恩斯、孟路赖斯库进一步论证了贸易保护的合理性、手段、标准及动态调整。但政府对幼稚产业保护的目的是为未来平等自由竞争创造条件,而不是盲目保护,导致权力寻租,不思进取,最终丧失发展活力。
3. 从国家视角到区域视角。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显著,2018年底GDP已过90万亿元,超过美国指日可待,其发展路径无不遵从了比较优势和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要求。政府努力完善配套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市场潜力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护关键的弱势产业,并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相应调整产业政策,鼓励技术创新,促使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过渡,逐步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这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比如,为保护汽车产业不被外资全面击垮,1994年国家征收高达近200%的进口关税,然后逐年降低,2005年汽车统一关税已降至30%。同时积极合资办厂,寻求双赢。虽然中国汽车至今难独立与外资品牌竞争,但技术和管理经验已极大提升,此外,新能源汽车提供了新的赶超机遇。
国与国存在竞争,区域之间同样存在竞争,其背后都是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基于区域视角,比较优势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对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发展城镇工业化有重要的实践性理论指导和启发。中部六省资源禀赋结构相似,竞争激烈,地方政府谁先发展本地化的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谁将先获得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的先机。 三、 中部地区城镇工业化发展的比较优势
近些年,东部沿海地区的纺织服装、食品加工、有色金属冶、建材水泥等行业纷纷向中部转移。地方政府顺势而为,利用本地优势资源,以工业园区方式推动城镇工业化发展。深入分析,中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土地厂房租金、能源资源等方面有相对比较优势。
1. 劳动力成本低。2018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2017年东部地区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员工年平均工资为67 558元,中部、西部和东北三个地区分别为50 760元、56 155元、54 028元,中部地区处于最低。对于小企业,中部的年平均工资也远低于东部。然而,从纯收入角度,工人在家乡打工的纯收入可能高于在外地东部的收入。比如,一个湖南人在广东打工,每月工资6 000元,除去房租、生活费、人情交往等支出,每月可能最多剩3 000元。如果在家乡附近打工,每月工资4 000元,吃住在家且兼顾农田菜园,除了水电交通费,至少可剩3 000元以上。同时,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既照顾了老人小孩,也降低了孩子从小缺爱而可能走弯路的风险。此外,返乡农民工在沿海工厂受过职业训练,劳动效率也相对高。
2. 运输成本低。发展外贸出口,中部地区运输成本远高于临近海港的东部地区,据测算,沿海物流成本低于中部地区的一半(刘友金等,2011)。但是,对于日益增加的内需市场,在同等运输规模下,中部地区低成本物流优势将凸显出来。中部六省地处内陆腹地,北与京津冀接壤,南与珠三角接壤,东与长三角接壤,西与成渝陕晋接壤,联通四面,辐射八方。其京广、京九铁路线纵贯南北,成为全国货物人流运输中转区域。比如,以武汉为中心,1200公里范围内,涵盖全国70%的大中城市。对于轻工业品,特别是生活用品,运输频繁。一旦中部同类产品有了规模,内需型物流成本将远低于东部地区。
3. 土地和厂房租金成本低。东部沿海地区土地价格和厂房租金不断上涨,而中部城镇有大量建设用地指标未被有效利用,土地和厂房成本相对低。自2006年国家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基础设施普遍改善,实现"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讯、通邮、通网和道路平整。这使地理位置优越或者有特殊资源的农村也成为产业转移或者创业的理想之地。笔者2016年在安徽调研,苏南一家汽车配件厂,产品主要面向中部市场,三年前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安庆市农村,其厂房年租金只有6万元左右,是苏南同样规模厂房租金的十分之一。此外,一些地方政府还提供一定年限的免租减税项目作为创税奖励。
4. 能源资源丰富。中部地区有丰富的水、电力、煤炭等资源支持工业的发展,多数地区工业用电用水价格较沿海地区便宜(刘友金等,2011)。湖北、湖南、江西每年降雨量充沛,河湖广布,地上地下水资源储备丰富。湖北三峡大型发电站提供了电力保障。山西河南煤炭储量丰富,提供了重要的工业原料和燃料。江西的铜、重稀土、伴生金等矿产储量全国第一(刘友金等,2011)。丰富的能源资源使得中部地区除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还可以承接资源密集型产业。
四、 中部地区城镇工业化发展中产业保护的缘由
中部地区在发展城镇工业化过程中面临本地、东部同类企业的激烈竞争。多地同时发展某个产业,最终竞争力强者发展成产业集群。当企业自身不够强大时,则随时面临被替代之风险,比如资金技术短缺、品牌与市场渠道缺乏、产业集群薄弱等,这些因素影响了当地产业能否竞争胜出,政府需要给予前期的保护和支持。
1. 资金技术短缺。东部地区的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已有相当规模资金技术积累,且有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资金流通和融资效率高。在产品市场需求扩张期,东部的企业能迅速筹集资金,更新生产线设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利于抢占市场先机,扩大市场份额。而中部地区的本地企业资金规模有限,金融市场相对混乱,融资效率和成本高。同时,大量优秀技术人员集中在东部,一些来自中部地区的技术工人,随着城市化和户籍政策放开,选择永久定居东部。因此,政府有针对性的金融支持和技术人才引进利于弥补企业前期发展的劣势。
2. 品牌与市场渠道缺乏。东部企业已在许多领域建立品牌,有的甚至在世界市场也占有相当份额。许多产品在中西部地区已有成熟的销售渠道和市場布局。中部地区的本地企业如果在承接产业转移中,除了利用转移企业的品牌和市场渠道外,如果发展独立品牌,则短期难以获得市场知名度,打开市场渠道,甚至可能夭折。商品的品牌、价格、渠道以及营销组合等方面,仅仅依靠企业自身,难以短期形成竞争优势。
3. 产业集群薄弱。中部地区许多地方承接的产业多是部分生产线,尚未形成产业集群,难以呈现规模经济优势。而东部地区大多数产业在当地已形成产业集群,综合竞争优势明显。比如东部地区扬州市杭集镇的牙刷产业集群,拥有牙刷及相关配套产品企业1 600多家,占有全国90%,世界35%的市场份额。尽管劳动力、土地、租金成本上升,但其完整的产业链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经销商的采购成本,暂缓了产业向外转移的时间。另外,单一的企业发展竞争力薄弱,随时可能转移它处。比如,转移到安徽农村的汽车配件厂因为不处于产业集群区域范围,则随时可能被其它地方竞争替代。
五、 新发展启示
中部地区发展城镇工业,既有潜在竞争优势,也有后发劣势。中低端制造业在产能过剩时代重新发展壮大极其不易。基于比较优势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政府应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有效发挥政府的职能(林毅夫,2017;王勇,2017),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有效承东部接产业,培养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为地方经济长远发展打下根基。
1. 有为政府。根据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政府干预经济广受诟病。然而,“东亚奇迹”证明了有为政府可以促进优势资源整合,创造经济发展先机(林毅夫,2017;陈云贤,2019)。中部地区地方政府需科学规划,深入调查研究,制定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政策。此外,政府应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廉洁度,增强产业基础设施配套能力,降低物流成本,提供金融服务,尊重人才,引进技术,扶持关键的企业,真正发挥比较优势资源的效应。比如江西南康县是传统木匠之乡,20世纪90年代发展家具产业,但一直处于散兵游勇式状态。2013年江西省委领导亲赴南康调研,提出加快产业集聚,打造全产业链。地方政府着力完善工业园区基础配套设施,搭建金融、物流、检测、研发在内的家具全产业链配套公共服务平台,整合本地企业资源,吸引广东知名家具企业入驻。如今,80多万人的南康县城,有7 000多家家具企业、30多万家具从业人员,形成生产、加工、销售、展览等一体化的中部规模最大的家具产业集群。 2. 有效市场。政府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不能违背比较优势的规律,盲目引进与要素禀赋结构不匹配的产业(林毅夫,2017)。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不顾经济实力,在技术、人才、资金缺乏情况下,盲目随大流引进光伏产业,导致在光伏过剩时代举步维艰。同时,维护市场法治,保证公平竞争,克服政府保护弱势产业引起的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否则将为权力寻租提供空间,破坏企业发展环境,形成不良风气,最终导致企业追求短期利益,不利于长期自生能力的提升。
3. 培养产业集群与企业集群。单一产业难以持续竞争,且辐射区域有限。中部地区城镇土地厂房成本低,但整体服务功能薄弱,吸引企业有限。政府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先引导核心企业入驻,然后吸引上下游关联企业向园区集中,增强本地企业与转移企业合作与融合,学习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自生能力。发展产业集群式的综合规模经济,形成全产业链式的企业集群,利于降低企业和采购商的交易成本(陈雪琴,2014)。“企业聚人气,人气促发展”。农民非农就业和市民化的发展,也间接促进农业的发展。政府再通过收税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最终实现城镇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打破旧城乡二元结构,促进新城乡融合发展。
六、 结论
基于区域视角,比较优势理论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为中部地区城镇工业化发展中积极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平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利于中部地区在产业转移大潮中抓住发展先机。地方政府可充分利用本地低劳动力成本、低运输成本、低土地厂房租金及丰富的能源资源等竞争优势,引进和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通过工业园区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免租减税、降低物流成本、引进技术和人才、实施就业再培训等,间接帮助企业克服资金技术短缺、品牌和市场缺乏、产业集群薄弱等前期劣势,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形成有自生能力的本地化企业集群。
此外,地方政府的保护和支持政策不是促使地方保护主义抬头,而是起到积极有为的扶持作用。同时不能盲目承接东部地区高污染产业,尽管短期可能收益明显,但长期不足以抵消治理环境的成本。
參考文献:
[1]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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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闯(1989-),男,汉族,湖北省随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农民工与城镇化、农民与合作经济组织。
收稿日期:2019-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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