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为什么失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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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过去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当前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美产业结构由差异互补转向同质竞争，双方经济、科技差距缩小，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而美国保守势力占了上风，特朗普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其内阁鹰派还居多，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差异也让美国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忧，多种因素致使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下降，在当前的中美争端中出现失灵现象。
　　关键词：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经济全球化
　　中美经贸关系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有人认为，“前一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中美国’”。它既相互依赖，又摩擦不断，还“斗”而不“破”。过去中美出现争端，美方签了大单也会妥协。但这次特朗普访华签署项目34个，金额达2 535亿美元，可回去就开打。过去屡试不爽的“压舱石”作用为什么失灵了呢？其原因复杂多样，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逆全球化的浪潮甚嚣尘上
　　 美国过去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由美国主导，还形成以WTO等组织为中心的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设计和规则体系。这套规则既让发达国家获得巨大利益，也考虑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在关税、产业补贴等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这并不是美国良心发现，或改变了掠夺本性，而是这样才能让发展中国家打开大门，扩大市场，它是用眼前让利换取未来实惠，吃小亏占大便宜。但没想到，中国等新兴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发展迅速，追了上来。这让美国很后悔，便指责规则不公，让美国吃了大亏。特朗普说：“我们助他国致富，而我国的财富、力量和信心已经渐渐消逝在地平线上。工厂一个个关停，搬往他处，成百上千万的美国工人被丢在脑后”。所以美国要改变规则，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关税要降到它的水平，这就违反WTO的规则。于是美国把WTO抛到一边，实施单边制裁，对中国等加征关税，甚至连盟友也不放过。它阻碍WTO仲裁机制正常运行，搁置上诉机构大法官的增补，让其陷入瘫痪;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逆全球化而动的举措，完全无视国际规则，将美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致使经贸关系不仅难以起到“压舱石”作用，还成了特朗普的当头炮。因为中美是两个大国，美国就是要通过贸易战来迫使中国让步，以改变国际规则，从而构建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
　　 二、 中美的产业结构逐渐由差异化互补转向同质化竞争，对美国形成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劳动力禀赋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组装产品，只获得很少的加工费。美国凭借技术与资金优势，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居于微笑曲线两端，获得高额利润。这种分工虽使中美的产业差异互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却让中国付出了环境成本、稀缺的资源成本和廉价劳动力透支的健康成本，换来的只是即将淘汰的技术，获得贸易顺差，收益却是逆差。为此，国家要求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我国又是世界唯一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劳动力禀赋优势逐渐演进为产业链禀赋优势，经济结构也出现可喜变化，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下降，服务业的占比上升。2015年服务业的占比首次超过50%。这就使中美的产业结构逐渐由过去的差异化互补转向同质化竞争，美国就感到了威胁，想打压中国。因而美国打贸易战只是表象，遏制中国才是本质，美国“301调查”对中国出口的十大领域1 300个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与“中国制造2025”要突破的十大领域完全一致，说明美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自然会失灵。
　　 三、 中美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美国担忧动摇其发展的基础
　　 近二三十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危机后更明显下滑，2010年～2015年美国年增长1.5%～2.5%，危机前超过3%。而中国快速发展，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2000年美国GDP是9.9万亿美元，占世界的30.8%，中国1.2万亿美元，才美国的九分之一。到2018年，美国约20万亿美元，中国1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三分之二。未来美国若年增长2.5%，中国为6.5%，十年内中国将超越美国，居世界首位。
　　 中国的科技水平也在提升，经济发展逐渐由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产品由低质低价逐渐转向优质优价;企业由加工贴牌逐渐转向提品质、创品牌。中美的科技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在一些领域甚至还处于领先地位。如高铁在美国是零，中国的里程已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高铁技术还出口欧盟、东南亚等地;美国最早研发工业机器人，但在中国才实现规模化生产，美国的工业机器人只有38 000个，中国是14万个;美国研发人工智能较早，但中国在人工智能企业中拥有的股权占世界总数的46%，美国为44%。支付宝进入110多个国家，掀起无现金社会的热潮;共享单车斩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网购全球最牛，2016年中国网购达7 500亿美元，超过美、英的总和。2015年中国投入研发3 770亿美元，美国是4 630亿美元，按其占GDP的比重，中国是美国的两倍。2018年，中国的创新指数是52.54分，列世界第22位，比2014年上升7位，“中国制造”逐渐转向“中国智造”。这让美国感到它的发展基础在动摇，因而想通过贸易战来遏制中国，原来的“压舱石”自然就失灵了。
　　 四、 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美国深感失望，想让中国受到教训
　　 中美冲突本质是制度之争，美国“其目标不仅是简单修正平衡中美贸易的巨额数字差距，而且意在要求中国必须改革有关贸易政策、体制和行为，形成双方贸易平臺的公平对等，从根本上扭转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的被动态势”。美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注重市场的决定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中国也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但公有制的要求、体制不完善、计划经济的影响、共同富裕的目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都要求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克服前进中的外部性，协调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市场失灵。这种作用优势明显，但有时也过了头，或方式不当，产生消极作用。如赶超战略和政绩考核可能让政府扶持本地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为拉动经济增长，可能对出口产品给予补贴;为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可能对生存困难的国企提供扶持，等等。这都让美国不满，认为中国政府干预了市场活动。 　　 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与两国的意识形态、历史传统、体制成熟也有关。我国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无所不包，百姓“有事找政府”成了共识。美国人则不喜欢受到约束，更注重个人权利与自主选择。美国的市场机制比较成熟，无需政府过多调控，中国的体制还不完善，单纯靠市场调节易大起大落。意识形态的对立还使美国带有偏见，对中国的体制横加指责。过去美国期望中国通过改革，向他们期待的方向发展，可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强调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让美国倍感失望，认为对华政策失败，必须打压中国。体制不同本是正常的，应相互尊重，不能强迫对方采用自己的模式，这是国际共识。中美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况且，注重宏观调控并不等于就不好，更不能因为体制不成熟就全盘否定，削足适履地套用美国模式。制度和道路的差异使中美缺乏互信，中国崛起更让美国认为中国会寻求霸权，想通过贸易战来教训中国，致使过去的“压舱石”难以有效发挥。
　　 五、 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让美国担心失去其霸主地位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经济贡献第一大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贸易国，独角兽公司数量全球第二，申请创新专利世界第一、创新专利应用量世界第二。中国始终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比如，促成“六方会谈”，提出“双暂停”等主张，推动朝核问题向积极方向发展;积极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在协商基础上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既大量裁军，又先后派3万多人次参与联合国維和，并承担维和费用，是第二大缴费国。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166个国家提供援助近4 000亿元;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人员1 200多万人次，派遣援助人员60多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15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相关主张写入联合国、G20、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组织的文件。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近40位外国领导人和上百个国家的代表参会，124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达沃斯论坛提出中国主张和方案;在G20杭州峰会阐释全球经济治理观;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和G20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加强亚信、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建设;成功举办G20、亚太经合、上合组织、金砖组织等峰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与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最重要支柱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可或缺、值得信赖的重要力量。
　　 在金融危机后，美国增速放缓、财政状况恶化、基础设施滞后、研发投资减速、贫富差距拉大，美元强势地位不稳，科技创新能力受到挑战;军事霸权遭遇抵制，多次发起大规模对外战争都未达到目的，多轮量化宽松政策损害其信用基础。美国过去是多边秩序的倡导者，今天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组织，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定，威胁退出WTO等多边机制，又“另起炉灶”，发起“新美—墨—加协议”、跟欧洲洽谈新自贸协定等，破坏全球治理秩序。其倒行逆施的作法使逆经济全球化抬头，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基础陷入困境，也使其国际地位下降。美国打贸易战，既为了遏制中国，也想拿中国开刀，重新树立其权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不会轻易妥协，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自然会降低。
　　 六、 美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斗争，坚持美国优先的保守势力占了上风
　　 美国的共和党倾向传统、保守，主张通过经济全球化把握世界的主导权。民主党比较自由、开放，更多代表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主张通过高关税来保护美国企业。美国过去主要发展高科技产业、服务业和高端零部件制造业，一般制造业则转移国外，虽获得高额利润，却因产业空心化，工人失业增加，贫富差距拉大，让普通民众成为输家，对贸易逆差抱怨，认为是中国夺走了就业机会，要求遏制中国。特朗普上台后，坚持美国优先的保守势力占了上风，要求制裁中国。近年来，中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取消一些优惠政策;经济实力和制造水平的提高，使中美产品逐渐由差异化互补转向同质化竞争，又让主张保守的共和党和“精英派”产生不满，要求制裁中国。于是两党在相互指责中都抹黑中国，让中国躺着中枪。由于政府与国会，共和党与民主党，舆论界与智库，对华立场驱向一致，致使在美国精英阶层中，对华硬强已成为主流。
　　 在美国政府的鼓噪下，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华逆流。2019年5月1日前副总统拜登表示，“中国根本不是美国的威胁”“我们应该跟中国合作而非对抗”，招致两党和媒体的强烈批评，民调支持率断崖式暴跌。一些互惠互利，过去双方都积极推动的项目也备受阻挠。如中美能源部门合作的节能项目，议员认为这是资助竞争对手，致使该项目中止。美在华投资企业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劝和者，现在不仅不为中国发声，还怂恿政府施压。中国美国商会表示，“不能再指望信心低落的美国企业充当美中关系的‘压舱石’”。美国防部长叫嚣：“中国是美国头号敌人”。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称：“中国和伊朗是美国两个最大的威胁”。“未来10年我们与中国必有一战”。正因为保守势力占了上风，特朗普才大肆挥舞关税大棒，横蛮勒令“中国制造2025”下马，对中国40余家涉及电子、航空企业进行技术封锁，限制歧视中国赴美学者和留学生。由于双方无信可言，过去的“压舱石”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七、 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和其内阁成员中鹰派势力占主导地位，也影响对华政策
　　 美国总统掌握外交大权，对外政策要受总统个人影响。特朗普的行事风格特立独行，常不按常规出牌。商人出身的他还具有投机主义特点，其政策有很大不确定性，言词常出尔反尔。如2019年5月3日他告诉记者，中美贸易谈判进展“非常好”，5日又在推特上宣布，对价值2 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从10%调高至25%。他坚称：“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要对中国强硬”。认为“中国偷走了我们的工作，破坏了我们的制造业，快速盗取我们的技术和军事能力”。其核心理念是“建墙”。既建“有形之墙”，把移民挡在墙外，以保护国民就业，也建“无形之墙”，把中国等国的产品挡在境外，让美国制造业回归。他强调的公平贸易实质是贸易保护，既以名义的公平压中国扩大开放，又通过实质的保护满足民众意愿。 　　 在特朗普的执政团队中，以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国家贸易顾问纳瓦罗等为代表的“鹰派”居多，他们信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致使对华强硬成为主流。如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是“对华301调查”报告的负责人，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他认为，“中国存在强迫技术转让、国企补贴、扭曲市场等行为，对世界贸易体系造成重大威胁，而当前的WTO相关准则无法解决中国大规模的重商主义，需要寻找其他途径以保护美国的利益”。特朗普作为保守势力的代表与“鹰派”沆瀣一气，只想通过贸易战迫使中国屈服，因而过去的“压舱石”也就用不着了。
　　 八、 因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文化的差异，让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与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文化的差异也有关系。首先，美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根本对立。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自由主义将成為人类终极主导价值观，再也不会有任何意识形态能与它一争高下。中国却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信集体主义精神将照遍全球。其次，美国希望把它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推向全球。中国认为，任何理论都要切合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次，美国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公开宣称，“中美之间的博弈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中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美国想用它的文化统治世界，用西方文明征服东方文明。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主张文化和而不同，不同文化相互借鉴、求同存异。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也反映守成国和上升国，美国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霸凌主义与中国坚持的扩大开放、平等互利和多边主义的对立与冲突，这也让美国对中国崛起深感担忧。最后，不当的传播方式也加剧了美国的担忧。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传播，如互派留学生、建孔子学院、举办中国年等。但因意识形态的对立、媒体误导、翻译的偏差与对词汇的不同理解等，也增加了美国的不安情绪。如中国近年常说“‘引领全球治理’，被普遍翻译成‘领导全球治理’;‘中国模式’的惯译隐含更多放之四海而皆准、替代美国模式的含义;‘科学发展’惯译中有‘反宗教的发展’之意”。这些误译徒增美国的焦虑与担忧。近年来，还盛行“中国第一”，一些低俗视频、文章用高级红、低级黑的形式宣扬我国成就，为了抓眼球，往往用耸人听闻的夸张词语作为标题，哗众取宠。不适当的宣传不仅让人反感，也让美国产生警觉，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忧，从而弱化了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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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姚玮（1972-），男，汉族，湖南省辰溪县人，耒阳市副市长，兼财政局长，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李文杰（1984-），男，汉族，湖南省耒阳市人，耒阳市财政局教科文股副股长，研究方向为财政改革。
　　收稿日期：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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