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影响家庭金融行为的机制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约束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对社会资本与家庭金融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机制分析,总结归纳其内在逻辑,主要有三个机制:信任互惠、社会网络互动以及社会规范约束机制,它们分别作用于金融参与决策的不同环节。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评述,提供未来更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社会资本;信任互惠;网络互动;社会规范;家庭金融行为
中图分类号:F830.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9)12-0047-06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9.12.013
一、引言
近几年,在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已逐步成为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等传统金融研究方向并立的一个新的独立研究方向(Campbell,2006),其主要研究家庭如何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使用各类金融工具实现其财富目标,这也是金融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以往的研究主要围绕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等传统领域展开,经济学家们对于资产价格是如何在资本市场上决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如何反映风险,企业家如何使用金融工具实现利润最大化,怎样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家庭金融与公司金融相比,有许多独有的特征:家庭必须在长期但有限的生命周期内进行规划,家庭拥有的人力资本是不可交易资产,房产是非流动性资产,家庭面临借贷约束和复杂的税收等。因此要准确刻画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需要扩展传统理论和模型。近几年开始有一些学者关注社会资本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和配置的影响,为家庭金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根据Putnam(1993)的定义,社会资本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信念以及信任等构成的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约束个人及家庭的经济行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分配及个人效用目标的实现,由信任、互动、互惠及社会规范构成。社会资本随着资本概念的不断泛化而产生,其表明社会成员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弥补了长期以来对个人经济决策因素研究与人类内在社会性之间的裂痕。尤其在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正式制度建设不足的情况下,个体通常会借助社会资本力量来进行经济决策。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会增加个体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缓解信贷约束以及提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程度等等。
据此,为进一步完善已有研究,为更加深入全面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通过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对社会资本影响家庭金融参与的渠道和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构建理论框架。本文的理论分析分别从信任互惠、社会互动以及社会规范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它们如何影响个体及家庭的行为决策。
二、文献综述与机制分析
(一)信任互惠机制
“信任”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概念,心理学上,信任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基本的人类情感(Plutchik,1980),是对他人或社会信誉的主观信赖,同时大量研究表明,情感对于认知和决策制定有重要作用(Lewis和Barrett,2009)。在众多非正式制度中,“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信任构筑交易参与一方对另一方稳定的心理预期,从而保证契约的签订与履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刘凤委等,2009)。高信任水平类似于社会系统的“润滑剂”(Arrow,1972),能降低不对称信息与监督、执行成本及信息风险(Granovetter,1985;Zaheer等,1998;Yao和Zhang,2005),促进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双方就契约中未能明确的事项达成共识。
对于家庭资产配置决策来讲,社会信任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影响有两个渠道:风险偏好态度以及事后风险分担能力。本文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理论机制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风险偏好态度方面,Isen和Patrick(1983)、Ifcher和Zarghamee(2011)均研究發现,信任会影响个体的风险偏好,风险偏好程度会随着个体积极情绪的提升而降低,时间偏好会随着积极情绪的提升而降低。但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即当个体做出风险性的选择时具有积极情绪会促使其进行更加冒险的决策(Chou等,2007;Fehr-Duda等,2011)。Sapienza等(2013)将信任看作一种对于他人可信赖性的主观信念,例如在金融交易中被欺骗的可能性,同时Putchik(1980)将信任作为一种人类的基本情感,大量的研究证实情感对于认知和决策制定有重要影响(Lewis和Barrett,2009)。Loewenstein(2000)的研究结论表明:情感对于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有关键作用,因此对金融行为决策有关键性作用,他指出当做出行为决策时,情绪的存在会使得个体的行为不同于通过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来进行的决策行为。由于金融投资决策包括长期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因此可以说明,信任会通过个体的情绪来影响金融投资决策行为。有学者研究证实情绪确实会对保险投资产生影响(Guiso,2012)。
对于家庭金融参与行为来讲,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家庭越相信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越相信证券监管机构能够有效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越相信政府会充分履行公共监管以及社会保障的职能,越相信媒体可以充分披露信息,使得家庭可以在一个信息公开透明、市场机制健全的环境中进行投资,从而对风险资产预期收益的实现概率和规模越有信心,从而家庭会选择参与风险资产市场。Guiso等(2004)指出居住在高信任水平地区的投资者会持有很少部分的现金,而用大部分现金去进行投资,尤其是投资在股票上。类似的,Guiso等(2008)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程度有促进作用,且结果显著,信任他人会使购买股票的可能性提高50%,同时使收入投资到股票上的比例提高3.4%。Georgarakos和Pasini(2011)在此研究基础上考虑了将信任和社会资本结合起来考察其对主要的10个欧洲国家股票持有情况的差异,结果表明在研究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决策上需要将两个因素均考虑进来。国内学者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李涛,2006;宋涛等,2012;崔巍,2013)。 第二,风险分担方面,社会信任和互惠均建立在人与人之间长期形成的稳定关系基础上,当发生损失或困难时,其他成员会提供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在缓解信贷约束、恢复生产能力上作用显著(李涛,2006)。对于家庭金融投资来说,金融产品具有投资风险,但当个体或家庭在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时,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其进行金融投资产生的阻碍作用可能会大幅降低。
因此,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个体或家庭的信任水平、互惠,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风险分担能力,促进家庭金融资产投资。
(二)社会网络互动机制
社会网络的概念是在20世纪40年代被提出来的,其被定义为一种在跨越国界、跨越社会的条件下将成员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网络。曹扬(2015)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可以显著地促进居民参与股市、金融风险投资以及民间放贷,其作用渠道包括信息获取渠道和社会互动渠道;由于缺乏相关信息,居民会减少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行为,但信息获取渠道能够显著降低这种负面影响;而社会互动渠道则通过家庭所在社会群体中投资失败案例的负面示范效应,影响家庭对股市及其他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但也有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例如宋涛等(2012)运用2011年对1623个农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互动对于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互动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并不存在显著影响。
社会网络对于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渠道:信息获取及传播和社会互动。因此,本文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理论机制探讨。
一是社会网络的存在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Banerjee(1992)、Ellison和Fudenberg(1995)的研究中均指出个体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从组织内成员中获取信息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同时群体内成员的交流互动和观察学习为个体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同时也有学者深入探讨了社会网络中的信息获取机制,结论同样表明即使个体初始掌握的信息不同,但处在群体中的成员具有相似的收益函数,会促使成员的行动一致性,即容易做出相同的决策(Bikchandani等,1992),因此社会网络会使得个体更容易获得投资信息,信息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家庭参与投资,有利于家庭资产的更优化配置。如果周围朋友和同事喜欢讨论证券投资,个体参与股票市场的意愿会更强烈,即“攀比协同”效应。Bernheim(1994)建立了社会互动的一致性模型,研究表明个体会保持与其周围群体一样的消费方式,因此提出社会网络中个体的股票市场参与率会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行为影响的观点。这个效应同样被Campbell和Cochrane(1999)提出的外部习惯形成模型或者DeMarzo等(2003)提出的局部资源匮乏使得投资者关注周围群体成员财富持有情况的观点所证实。郭士祺和梁平汉(2014)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与网络信息化通过传递股市信息推动股市参与,并且这两种信息渠道在促进家庭股市参与上有相互替代的关系。
二是社会网络会通过社会互动的形式来改变家庭资产选择行为。具体表现为:社会互动中特有的口述交流方式会降低家庭参与投资的信息获取成本和心理固定成本。Hong等(2004)通过建立模型分析社会互动与股票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他将社会互动看作一种可以通过口头描述或者观察学习而获取的信息交换机制。Banerjee(1992)、Ellison和Fudenberg(1995)的研究中也做出了类似的解释,具体表现为,多数个体会更愿意通过与朋友交流的形式来购买一种基金或开经纪账户,因此社会互动可以降低投资的心理“固定成本”。Hong等(2004)的研究指出经常去邻居家串门或参加教会活动的个体具有更高水平的股票市场参与率,其中对于生活在社交活动更密切地区的个體来说效果更加显著。Feng和Seasholes(2004)通过使用中国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投资者对公共信息以及口述信息的反应差异,表明口述信息对于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有关键性作用;同时社会互动的存在会影响个体的背景、生活环境等特征。大量研究证实这些个体的背景风险和社会环境会直接影响家庭的资产配置及金融资产参与情况(Buly和Roger,2009;Heaton和Lucas,2000)。Becker(1991)的研究中发现股票投资者愿意与周围同样进行股票投资的朋友谈论股市的涨跌,通过交流沟通使其成为一种爱好和兴趣,从而促进家庭资产的更优化配置。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来说,长期存在的“关系”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网络对家庭资产选择及配置行为的影响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Granovetter(1985)肯定了“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它有利于约束个体的不良行为,促进经济活动的规范化运行。同时有学者通过建立逆向选择模型,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广泛越容易找到工作,而且社会网络的强度与收入差距有关。很多学者对中国的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进行研究,大多数结论均表明: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率高于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率,尤其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亲友间的直接借款仍是民间金融的主要形式,而民间借贷的直接载体就是社会网络。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的研究指出,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之间一般有血缘关系或邻里关系,基于对彼此的了解和认知,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用风险,对个体的信用状况和其可能的履约情况有较好的预测,因而在进行放贷时会选择信用好的个体。社会网络的存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约束机制会制约个体行为,使得群体内的成员在做出行为决策时受到影响和约束。胡枫和陈玉宇(2012)研究了社会网络与农户非正规借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于非正规借贷有显著促进作用。林建浩等(2016)在其基础上对朋友圈网络和宗族网络进行区分,研究两者对于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家庭融资具有促进作用,在正规融资渠道中朋友圈网络起主导作用,但在非正规融资中宗族网络则发挥显著作用,同时影响借贷的可得性和借贷额度的大小。 因此,社会网络可以有效缓解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提高家庭金融参与度。
(三)社会规范约束机制
社会规范是身处群体中的个人尽力遵守的行为方式,其重要特征是可以引起个体和群体行为之间的良性反馈循环,即群体中成员越遵守准则,其他成员也将越有动力去遵守和维护。它是建立在长期约定俗成的基础上用来调节社会行为使其有规律性的一种外在准则,参与者或行为主体自愿遵守。
Mill(1848)曾指出,社会规范有利于合同条款的制定以及劳动工资的发放。同时,生产的分工也取决于两个决定性的因素:竞争和习俗。Marshall(1920)一文中对社会规范对经济调整的动态影响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规范的存在会使得经济调整过程滞后,即有黏性。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对社会习俗如何影响个人经济行为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个人行为不仅取决于商品价格以及自身偏好,同时受到社会规则、习俗以及社会影响的共同作用(Knight,1921)。他指出,每个人如果想具有完全的行为独立性,必须完全排除社会需求、歧视、偏好、排斥以及任何一种不表现在市场交易中的价值观念,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准则规范会对个人的决策行为产生作用,家庭的金融行为同样会受到社会规范准则的影响。
由于社会规范的特征和作用有多种,社会规范对家庭资产配置及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可能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效果。Eriksson(2015)指出社会习俗对于人类生活有多方面的作用,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是一种阻碍也可能是一种推动。已有研究对此的分析较少,因此本文结合社会习俗的内在形成过程及作用方式进行机制分析。
一方面,当社会规范可以促使个体成员遇到“囚徒困境”情形时找到合作解決的方法或者能够做出有效的合作决策,它对于人类生活和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例如,社会规范可以通过限制乱丢杂物和过度用水以及通过防止公共资源的过度开发来解决环境问题(Cialdini,1988;Ostrom,2000)。同时,社会规范有利于社会互动,例如指示按序排队,指示人们如何处理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尊重他人。再有,社会规范可以帮助我们规避一些冲突(Axelrod,1997)。有很多学者在研究经济现代化的特征时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现代化阶段更加注重对于劳动者的尊重,更加强调信用和服务的质量等一些社会习俗中形成的价值观念(Platteau,2000;Fafchamps,2004),这意味着当社会中的机构或组织需要进行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时,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新的机构能否与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相契合。
同时社会规范会促使地区内或群体内的成员做出一致性的行动。Young和Burke(2001)通过研究农民如何选择土地合约来探讨社会习俗的作用,研究发现同一地区中拥有不同土地质量的农场对于合约的选择是一致的,这证实了社会习俗发挥的作用。社会规范使得群体内成员会做出类似的行为决策,具有相类似的收益函数,个体的行为选择会参考其他个体的行为,最终使得群体内成员行动一致。除此之外,社会规范的存在具有一种社会保障的作用,会降低个体的信息搜寻成本,同时提高风险偏好程度,有利于个人进行风险投资(Burke和Heiland,2007)。
但另一方面,社会规范某些因素的存在会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类和谐,比如一些地区对于女性的歧视、允许大学生酗酒以及一些其他有损社会公平的习俗,它们不仅败坏社会风气,而且破坏社会秩序。同时,社会规范具有一定的约束和评价功能,基于长期形成的固化的传统和习惯,改变行为方式可能会引起周围成员的谴责,同时削弱自尊和自信心,这种惩罚方式可能使得个体延续以往的选择,从而顺应多数人的意愿。这种模式下对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产生一种约束和激励机制,并不鼓励创新突破传统的决策行为,因此对于家庭的资产配置,金融市场参与的作用效果还有待验证。
可见,社会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约束机制会增强个体的认同效应和行为一致性,影响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资产投资行为。
三、总结与研究展望
不同的学科领域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存在差异,并没有得到一致性的结论,由此对其的分类和衡量标准也有所不同。国内外从社会互动或者信任视角分析个体金融参与的实证研究相对比较多。一是社会互动视角,主张社会互动能够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产生内生互动效应,进而推动个体购买股票或其他金融产品,同时社会互动会产生情景互动效应,对个体的金融参与具有正负两种效应,因此社会互动的影响效应取决于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效应的比较。但这个研究视角局限于微观层面,忽略了宏观层面的研究。二是社会信任视角,主张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者对投资产品未来收益的期望值,从而提高金融合同的签约率,推动金融发展。实证研究中,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世界价值观(WVS)的调查数据,微观层面主要以个体信任状况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国内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以面板数据从宏观角度展开的研究,例如以自愿献血率为社会资本的替代指标,分析其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微观上以个体或家庭为分析单位,通过个体对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为衡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在金融参与中的作用。但综合来看,这两个研究视角之间缺乏融合互动,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互动与信任互相强化,互为因果。现有的研究过分强调了二者的区别,忽略了二者的联系。目前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探索,且对于互惠、规范等方面的涉及较少,据此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Arrow K. 1972. Gifts and Exchanges[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25(1).
[2]Axelrod R. 1997.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New Jersey. [3]Banerjee AV. 1992. A Simple Model of Herd Behavior[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7).
[4]Becker Gary S. 1991. A Note on Restaurant Pricing and Other Examples of Social Influences on Pri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
[5]Bernheim BD. 1994. A Theory of Conformi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2).
[6]Bikchandani S et al. 1992. A Theory of Fads,Fashion,Custom and Cultural Change as Informational Cascad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0).
[7]Buly AC,Roger W. 2009.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Risky Asset Holdings:Australian Evidence on Background Risk and Other Factors[J]. Journal of Banking &Finance,(33).
[8]Burke MA,Heiland F. 2007. Social Dynamics of Obesity[J].Economic Inquiry,45 (3).
[9]Campbell JY,Cochrane H. 2007. By Force of Habit: A Consumption-Based Explanation of Aggregate Stock Market Behavior[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7).
[10]CampbellJ. Y. 2006. Household Finance[J].Journal of Finance,61(4).
[11]Chou KL et al. 2007. Does Mood State Change Risk Taking Tendency in Older Adults?[J].Psychology and Aging, (22).
[12]Cialdini RB. 1988. Influence:Science and Practice[M].Scott,Foresman and Company,Boston.
[13]DeMarzo P et al. 2003. Persuasion bias,social influence,and unidimensional opinion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8).
[14]EllisonG,Fudenberg D. 1995.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Learning[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0).
[15]Elster J. 1989. Social Norms 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Economical Perspect,3(4).
[16]Eriksson L. 2015. Social Norms Theory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J].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450.
[17]Fafchamps M. 2004. Market Institutions in Sub-Saharan Africa:Theory and Evidence[M].MIT Press,Cambridge,Mass.
[18]Fehr-Duda H et al. 2011. Risk and Rationality: the Effects of Mood and Decision Rules on Probability Weighting[J].Joru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nization,(78).
[19]Feng F,SeasholesM. 2004. Correlated Trading and Location[J].Journal of Finance,(19).
[20]Georgarakos D,Pasini G. 2011. Trust,Sociability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0(15).
[21]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3(3).
[22]Gruber J. 2005. Religious Market Structure,Religious Participation,and Outcomes: Is Religion Good for You?[J].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377. [23]Guiso L et al. 2004.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3(94).
[24]Guiso L et al. 2008. Trusting the stock market[J]. Journal of Finance,32(63).
[25]Guiso L. 2012. Trust and insurance markets[J]. Economic. Notes,(41).
[26]Heaton J,Lucas D. 2000. Portfolio Choice in the Presence of Background Risk[J].Economic Journal,(460).
[27]Hong H et al. 2004.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J].Journal of Finance,43(1).
[28]Ifcher J,ZarghameeH. 2011. Happiness and Time Preference:the Effect of Positive Affect in a Random-assignment Experi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1).
[29]Isen AM,PatrickR. 1983. The Effect of Positive Feelings on Risk-taking:When the Chips are Down[J].Organ. Behav. Hum. Decis. Processes,(31).
[30]Knight FH. 1921. Risk,Uncertainty,and Profit[M]. Houghton-Mifflin,Boston and New York.
[31]Lewis M,BarrettLF. 2009.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
[32]Loewenstein G. 2000. Emotions in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Behavior[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33]Marshall A. 192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 ninth ed. Macmillan, London and New York.
[34]Mill JS. 1848.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M]. Longmans Green,London.
[35]Ostrom E. 2000.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s[J].Journal of EconomicalPerspect, 14 (3).
[36]Platteau JP. 2000. Institutions,Social Norm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Routledge,London.
[37]Plutchik R. 1980. Emotion:A Psychoevolutionary Synthesis[M].Harper&Row,NewYork.
[38]Putnam R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NJ.
[39]Sapienza P et al. 2013. Understanding Trust[J]. Economic Journal,(123).
[40]Yao R,ZhangH. 2005. Optimal Consumption and Portfolio Choices with Risky Housing and Borrowing Constraints[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5(1).
[41]Young HP,Burke M.A. 2001. Competition and Custom in Economic Contracts:A Case Study of Illinois Agricultur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
[42]Zaheer BM,Perrone V. 1998. Does Trust Matter?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on Performance[J].Organization Science.
[43]曹揚.社会网络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J].南方金融,2015,471(11).
[44]崔巍.信任、市场参与和投资收益的关系研究[J].世界经济,2013,(9).
[45]郭士祺,梁平汉.社会互动、信息渠道与家庭股市参与——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4,(增1). [46]胡楓,陈玉宇.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行为——来自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2,390(12).
[47]李涛.社会互动、信任与股市参与[J].经济研究,2006,(1).
[48]林建浩,吴冰燕,李仲达.家庭融资中的有效社会网络:朋友圈还是宗族?[J].金融研究,2016,427(1).
[49]刘凤委,李琳,薛云奎.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经济研究,2009,(8).
[50]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经济研究,2011,(3).
[51]宋涛,吴玉锋,陈婧.社会互动、信任与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2,26(1).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 Affecting Household's Financial Behavior
Wang Yu1/Wang Shiquan2
(1.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China Construction Bank,Beijing 100033;2.College of Business,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Hebei Shijiazhuang 050061)
Abstract:As an informal constraint that affects individual behavioral decisions,social capital has influence o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existed literatur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household's financial participation,it sums up its internal logic which mainly has three mechanisms:trust and reciprocity,social network interaction and social normative restraint mechanism. And all those mechanisms respectively act on finan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decision-making. It finally summarizes and comments the existed researches and provides some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Key Words:social capital,trust and reciprocity,network interaction,social norms,household's financial behavior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51107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