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环境行为互动及其家庭影响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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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今家庭生活造成的污染和能耗已不容小觑。为了实现生态文明意识在家庭中的全面普及与内化，构建以家庭为单位、亲子两代共同参与的环境教育机制将十分必要。鉴于此，本研究结合问卷法与访谈法，以山东省济南市中学生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全市10区县、13所中学、684个学生家庭的量化信息采集和15个案例的质性考察，分析了代际环境行为互动的现状及其家庭影响因素这两个问题。首先，为了解代际环境行为互动情况，研究采用了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亲子双方的环境行为互动频率进行了对比。数据显示，在八组量表中有七组存在显著差异，且T值均为正。这说明，在中学生家庭中环境行为互动并不对等，其中亲代对于代的教导较强，子代对亲代的“反哺”偏弱。访谈发现，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经验储备的代际差异、子代在家庭事务中的参与不足和传统文化观念的遗留。其次，针对家庭影响因素，本研究将代际环境行为互动频率与家庭成员结构、亲子关系、居住环境和社会阶层等变量分别构建了“亲对子”和“子对亲”两组线性回归模型，并发现其中亲子关系变量的影响尤为显著，即代际日常交流越对等、开放，二者之间的环境行为互动就越频繁。基于以上两项结论，在构建家庭环境教育体系时，一方面应先从提升亲代的环保意识入手，借助社区等基层宣教组织的力量和制定合理的奖惩措施，增强对家长环境行为的引导，为“大手拉小手”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需通過学校或社会组织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改善亲子之间的日常互动方式，营造“小手拉大手”的交流氛围，以达到提升两代人环境素养的目标。
关键词 环境行为;代际互动;家庭影响因素;青少年;环境教育
中图分类号 X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2104（2019） 01 - 0152 - 08
D01：10.12062/cpre.20180910
近十几年来，居民生活废水、废气排放总量在逐年上升，并一直高于工业排放总量。可见，民众的环境行为及其家庭生活所造成的能耗与污染越发值得关注。对此，十九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均提出，“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不仅需要“创建绿色家庭、绿色社区”，还应“从娃娃和青少年抓起，从家庭教育抓起”推广环境友好的家庭生活方式，形成人人有责的日常环保氛围。
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公众的环境行为带有“差序格局”的特征，即人际关系网络的广度和密度与个体环境行为的产生和维持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无独有偶，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多国家庭环保行为调查报告也指出，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相近的人群在垃圾处理、资源使用和消费习惯上均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这些研究表明，无论中外，家庭作为“差序格局”的中心，能够将生态理性纳入日常生活中，借助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和长期互动，逐渐形成协调、统一的环境习惯。而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当前家庭代际关系中的流变、开放与协商，尤其是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又给家庭环境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议题。首先，环保习惯的培养或不良行为的纠正如何在亲子之间实现？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引导，还是两代间的“双向”互动，亦或是自下而上的反向教育？其次，诸如家庭结构、成员特征、代际交流方式等家庭内部因素和居住区域、社会阶层等家庭外部因素是否会影响环境行为的代际互动？围绕这两类问题，本研究尝试以中学生家庭为例，从代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剖析当前环境行为的亲子互动模式，并发掘其中的家庭影响因素。
1 文献回顾
1.1 心理学与社会学对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解读
彭远春在归纳前人理论时曾提出，环境行为是一种“公众在日常生活中主动采取的有助于环境状况改善与环境质量提升的行为”，它具有“心理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特质”。所以，对环境行为的考察不仅需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个体的意识和状态，也必须用社会学的视野关注其所在的组织结构与文化体系。
20世纪70至80年代，心理学家在解释环境行为动机时常会提到认知、情感、意向这三个因素。其中“认知”是指个体对环境问题、环境规范、行动条件、行动方式的把握。“情感”则包括个体对自然环境的关心、依赖与担忧，以及对环境责任的认同与承担。而“意向”作为环境行为的动因，常与个体的观念、价值、立场相互影响。与此同时，在社会学的参与下，“情境”作为结构性因素也被纳入考察范围。该因素旨在强调生活“场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突出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对环境行为的作用。此外，“情境”还包括社会人口特征、社会经历、居住区域，乃至所在的社会阶层和所属的文化价值群体等要素。其中，从经济条件与社会阶层角度出发，麦特尼（Maiteny）就认为，有限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包括金钱、时间、精力）通常会降低环境行为出现的概率，所以环保习惯在处于弱势阶层的人群当中相对少见。而从文化氛围和社会观念的角度来看，汉格福德（Hungerford）等人发现，“集体意识”的缺乏能够阻碍个人环境行为的产生;布莱克（Blake）还补充道，孤立于社会的个体化生活和社会对个体能动性的忽视都不益于环境行为的形成。由此可见，“情境”因素十分复杂多元，既涉及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又涵盖个体维度和社会维度，所以当前的许多研究仍围绕这些因素不断进行着探索与论争。
在我国，有关于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涉及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个领域。通过借鉴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一方面从定义上对“环境行为”进行了明确，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语境和社会特征;另一方面还从态度、意识等心理层面和性别、受教育程度、阶层等社会层面构建了一系列量化分析模型和质性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居民的环境行为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做了探讨。
可以说，环境行为的产生既源于从当前目标到长远规划、从个体意愿到社会责任的观念提升，也须有环保理念诉诸于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在心理层面，这是对人们空间和时间想象力的高度要求;而在社会层面，人们又必须对个体和集体利益进行精准调节。所以就这点来说，环境行为的培养实属不易。参照布莱克的理论，特定“场域”和特定群体内的行为互动.尤其是以家庭空间和代际关系为基础的交流却有助于个人环保习惯的养成。但从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开展。 1.2 家庭环境行为的培养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
日本“生活环境主义”曾利用空间格局的远近与环境关心的强弱，构建出一套以“个人房间”为中心、以多层周边生活区域为半径的环境行为“实践场”。而其中的第二层生活区域便是家庭。这里的“家庭”不仅指住宅，还包括成员互动、日常习惯、家庭情境等多个要素。在布兰德（Brand）看来，家庭生活中的环境行为能够将个体的心理意向与集体的约束作用综合在一起，有利于使私人空间中的环境行为延展到公共空间的环境关心上。因此，借助家庭的影响力来塑造个体乃至社会的环境习惯既具有可行性，也存在必然性。
那么环境行为怎样在家庭成员间，尤其是亲子两代间进行传递？环境教育学家萨莱姆（Salem）认为，由于家庭成员通常彼此依赖、相互信任，加之“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居住状态，所以某位成员在行为习惯上的改变就能够带动全体家庭成员的行为调整，从而形成一种行为方式上的趋同性。澳大利亚昆士兰青年环境问题理事会（QYEC）也在研究中发现，父母的环境友好行为会感染子女，使其形成长效、稳定的环保理念。这与萨莱姆的理论恰好相互呼应。不过在我国，从代际关系的角度考察环境行为互动仍是一块全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正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迅速转型中，如此一来环境行为的代际互动便更加值得关注。周曉虹等学者基于“后喻文化”理论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以往家庭中“父父子子”、“由上至下”的单向传承模式在慢慢改变，取而代之的是越发平等的代际沟通，以及子代对亲代的“反向教育”。如果说这种新型的代际关系普遍存在，那么当前亲子之间的环境行为互动是否也表现为对等的交流，甚至信息和观念的“反哺”？这一问题还有待解答。
此外，哪些家庭因素会影响环境行为的养成？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两个方面做了考察。
首先从家庭内部看，成员间形成的聚合式结构和稳定的情感纽带能够产生一种“群体效力”，进而通过他们的长期互动逐步改进全家的环境习惯。一些中国环境教育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指出，家长的素养和以身作则的行为示范有助于子女养成良好的环境行为。然而，这些研究并未具体分析家庭的成员数量、人员构成、人口特征等要素能否在环境行为的代际互动中发挥作用。除了这些具象化的变量之外，普鲁诺（Pruneau）还发现，父母的教育方式、亲子两代的沟通模式、家庭日常氛围均与子代的环境意识有关。不过，她在研究中也未能进一步明确哪类教育方式、哪种交流模式会产生积极影响。
再从家庭外部看，有学者在考察个体环境行为时，曾将住所周边的环境情况和个人的“经济一社会一文化”阶层纳入考察范围。比如，洛克兹恩（Roczen）等人通过实验发现，在一座城市中，居民能够接触大自然的方便程度越高，他们的环境意识也会越强。这说明，居住区域的绿化情况、社区的宜居程度对居民的环境习惯养成具有正向作用。再如，迪茨（Dietz）、吴瑶等都曾提到，个体的文化程度、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均与其环境行为有关。不过，目前还没有学者以家庭为单位、以代际环境行为互动为研究对象，讨论家庭的居住条件、经济状况，以及亲代的文化程度能够存在何种影响。
综上所述，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是围绕单一个体的环境行为展开的，而鲜有涉及代际之间的环境理念交流。其次，结合亲子关系，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反哺”现象来考察家庭中的环境行为互动，这样的视角在国内现有的研究中还不曾出现。再次，极少数与家庭影响因素相关的讨论也仅限于理论层面的分析，而缺乏对具体变量的实证调查。由此，本研究将针对以上这些有待关注的问题做一探索。
2 研究方法及研究假设
按照这一思路，调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了解代际环境行为互动的现状;二是分析影响代际环境行为互动的家庭因素。以此为出发点，再进行研究对象的选取、调查地点的确定、调查方案的设计，并同时提出研究假设。
（1）关于研究对象的选取，考虑到环境行为的相互影响有赖于家庭成员长期的共同生活，因此调查排除了流动性较大、独立性较强的成年子女家庭。另外，由于幼儿家庭较难实现亲子间的双向交流或代际“反哺”，所以也不纳入考察范围。最终，本研究将调查对象限定为中学生家庭，更确切地说，是初、高中学生及其父母。一方面，这类青年群体是当前环境教育的重要目标人群;另一方面，随着同辈群体的扩大、媒体使用的增加和独立意识的提升，处在青春期阶段的子女更易与父母形成互教互学的关系。
（2）为了便于实施调查，本研究将调查地点定在较为熟悉的山东省济南市。该市由7区3县组成，人口约723.31万，2017年人均GDP为90999元。从城市建设和环境状况来看，综合水、土壤、气候、绿化等指标，其总体生态环境在全国处在中等偏上的位置。另外，该市有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传统，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孝道”和“尊长”的理念仍广为提倡，但同时，传统观念与当今的新思想也常常发生碰撞。这种在老一辈和新一代相互磨合中营造出的家庭氛围，以及在此氛围中形成的环境行为互动是此次观察和解析的重点。
（3）在调查工具的选用上，本研究先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访谈和质性分析为补充。其中，问卷设计为学生卷和家长卷一套两份，并加以配对，在济南全市10个区县发放，每个区县按照学校名单各随机抽取一至两所初中或高中，再从学校中随机抽取一个年级，然后按照该年级各班排名选取处于中间位置的一或两个班，将班里所有学生及其父母一方作为问卷发放对象。最终，在分布于10个区县的13所中学里共发放问卷790套，成功回收有效问卷684套。随后，又与15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了访谈，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环境行为互动情况及其原因。
（4）根据之前的研究框架，我们提出了三项假设。假设1旨在推测目前代际环境行为互动的现状。假设2与假设3分别涉及代际环境行为互动的家庭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其中，家庭内部因素包括成员构成情况（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子女与父母年龄）和代际关系情况（倾向于“民主一平等”型或倾向于“权威一服从”型）;家庭外部因素包括居住环境（绿化情况及环保公共设施建设情况）和社会阶层（家庭经济收入、家长文化程度）两类。据此，整理如下。 假设1：在中学生家庭中，环境行为的亲子互动多是以子代对亲代的“反哺”为主。
假设2：家庭成员构成与环境行为的亲子互动显著相关;亲子关系越趋于平等，二者的环境行为互动就越频繁。
假设3：住所周边的绿化和环保建设程度与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均影响环境行为的亲子互动。
3 变量描述统计及数据分析结果
3.1 变量描述统计
在问卷设计中，本研究在参考经合组织“家庭环境行为调查”的基础上设计了4项与个人或家庭相关的“私域环境行为”和4项与公共空间和社会领域相关的“公域环境行为”，根据日常出现频率设置为五级量表（没有=1，偶尔=2，有时=3，经常=4，总是=5），并针对中学生与父母的互动在学生卷和家长卷的遣词上做了调整，进行两两配对（见表1中Ala～ A8a、Alb～ A8b项）。经信度检验，亲代对子代的8项环境行为（Ala～A8a）与子代对亲代的8项环境行为（Alb～ A8b） Cronbacha系数分别为0.794和0.837，内部一致性良好。因此，将两部分分值分别相加得到“亲对子”和“子对亲”的环境行为互动频度数值。
针对家庭影响因素，问卷除了了解受访者的家庭成员基本信息之外，还对亲子代际交流模式和居住区域周边的绿化和环保建设情况做了测评。首先，在参考“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 和保罗·图尔宁（Paul Durning）[34]“家庭教育行为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受访学生设计了正反两组问题，并借助四级量表进行测评（见表2），其分值越大代表代际关系越平等。通过信度分析，从中筛选出具有较高一致性的16个问题（Cronbacha系数为0.872），并将各题分数相加得到“亲子关系测评”数值（表1中的B5项）。此外，通过询问受访者住所附近1km内是否有公园、分类垃圾箱、公交车站、共享自行车停放站、旧衣服回收站这5类设施，对其住所周边的绿化和环保设施建设情况进行评分，最低为0分，最高为5分，分值越大说明住所周边的环保建设程度越高（表1中的B6项）。
3.2 数据分析结果
表1的A部分显示，经过配对样本T检验，“亲对子”和“子对亲”两组数据除了A5项“父母向子女讲解环境问题”和“子女向父母讲解环境问题”之外，其他几对互动项目均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在纠正不良环境行为、树立环境规范和鼓励环保参与方面，亲子两代的对等关系较弱。此外，在所有8組项目中T值均为正，表明环境行为的代际互动仍以亲代对子代的教导为主，而子代对亲代的“反哺”相对较少。
针对亲子环境行为互动的影响因素，表1中A部分的两组数据代表因变量，B部分的家庭影响因素代表自变量，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由此得到“亲代对子代”和“子代对亲代”两组模型（见表3）。
“亲代对子代模型”反映的是父母对子女进行环境教育的影响因素。其中，子女的数量和年龄均存在显著相关。一方面，与独生子女的父母相比，有多个子女的家长会更频繁地实施环境行为引导。这可能是由于在多子女家庭中，子代间需要建立长幼秩序，因此这些家长更注重树立子女的行为规范，其中便包括与生活习惯有关的环境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子女年龄越小，受到来自家长的环境行为指正就越多。而子女性别、家长年龄与亲代对子代的环境教育并不存在明显的关联。再从亲子关系的影响看，模型显示，父母与子女的交流方式越倾向于“民主一平等”型，前者对后者的环境行为引导就越频繁。该结果与图尔宁等家庭教育学家的观点有所呼应。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权威”型父母更强调子女的智力发展和服从意识，其教育理念也更“急功近利”;而“民主”型父母则较重视培养子女的情商、社交能力和公共责任感。由于环境教育关乎公共空间与长远发展，所以“民主一平等”型的亲子关系能够在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关于“家庭外部因素”，无论是居住环境，还是以家庭经济条件和家长文化程度所代表的家庭社会阶层，对代际环境行为互动的影响都不显著。
“子代对亲代模型”显示的是子女对父母进行“反向环境教育”的影响因素。在代表家庭构成和成员特征的几个项目中，只有子女年龄与环境教育“反哺”存在明显的反向关系，即低年级比高年级的子女与父母的环境行为互动更多，这可能与高年级子女学业压力上升和父母关注点的转移有关。此外，与“亲代对子代模型”相同，代际关系越平等、开放，子女对父母的环境观念传递也越频繁。可见，较“民主”的家庭氛围有助于促进亲子双方的环境行为互动。另外，在家庭外部因素中，住所周边的宜居程度与代际环境行为互动呈现明显的正向相关，其原因可能是共享单车、分类垃圾箱和旧衣服回收站均属于新事物，容易吸引年轻一代的注意，同时这些设施所代表的新知识、新理念也能够迅速在他们中间传播，从而间接地促进了子代对亲代的环境信息“反哺”。最后，家庭收入和家长文化水平两个变量均不存在显著影响。这说明，与个体维度的研究结果不同，家庭所属的社会一文化阶层与亲子之间的环境行为互动并无明显的相关性。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对应之前的假设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在中学生家庭中，环境行为的亲子互动以父母对子女的教导为主，而子女对父母的“反哺”关系相对较弱。
结论2：在多子女家庭中，“亲对子”的环境教育更频繁，而“子对亲”的“反哺”与独生子女家庭并无显著差异;子女年龄与环境行为的亲子互动呈反向相关;家庭代际关系越平等，环境行为的亲子互动越频繁;而子女性别和父母年龄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均不明显。
结论3：住所周边的绿化和环保建设程度越高，“子对亲”的环境信息“反哺”越多;而家庭经济收入与家长的文化程度对代际环境行为互动的影响均不显著。
4 质性补充分析与讨论
4.1 “反哺”关系为何在代际环境行为互动中处于弱势
从当前中学生与父母的环境行为互动情况来看，调查结果与之前的假设有所出入。在家庭日常环境行为的培养和环境信息的传递方面，亲代仍是主导，而子代的“反哺”则相对较少。曾有学者认为，“数字化”与“全球化”浪潮使年轻一代更易于获取新知识、新观念，同时来自西方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也在改变这代人对传统父权和亲子等级制的服从，由此亲代向子代的“反向学习”将成为趋势。但本研究显示，现阶段在我国中学生家庭环境教育领域，代际间的“反哺”现象却并不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来自于两代人不对等的经验储备和生活参与。访谈发现，尽管许多中学生在学校、媒体和课外活动中能够获取大量的環境知识，但在家庭中由于缺乏实践机会和生活经验，这些知识很少能有效地转换成具体的环境行动;而父母虽在知识获取上不占优势，但通过操持家务和维持家计，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形成了一些日常环保习惯。以水电使用为例，一些受访家长表示，为了节约家庭开支，他们常会注意随手关灯、循环用水;相反，多数受访中学生并不了解自家每年缴纳多少水电费，因而对水电用量和节约行为的敏感度较低。基于迪贝的“策略逻辑”理论与阿加赞的“行为结果预测”理论，环境行为的形成有赖于行为者对切身损益的即时估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理财教育的缺乏与中学生在家庭事务中的缺席，使节约资源的益处无法通过家庭开支的减少直观地呈现出来，由此难以使他们自发地养成日常的环保习惯，更不用说对父母的环境理念施加影响了。
二是源于传统文化的惯性。人类学家马丽·奥尔兹曼（Marie Holzman）在考察中国独生子女价值观时曾发现，新一代的中学生在对未来进行规划时，考虑更多的是满足父母的意愿，其次才会考虑自己的选择。这说明，“尊长”的家庭观念依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另外，中庸的民族性格在调节家庭代际关系时，也容易滋生避免冲突、不担责任的心态，使诸多中学生在家庭和社会事务中隐介藏形。这就像布莱克所说的，个体价值感的匮乏有碍于环境责任感的提升。
4.2 代际关系为何会影响代际环境行为互动
无论是亲代对子代的环境教育，还是子代对亲代的信息“反哺”，平等、通融的家庭代际关系都能对环境行为互动起到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平等型的代际关系本身就有助于信息的双向传递。访谈发现，在亲子关系测评得分较高的几个受访家庭中，子女与家长探讨的话题相对来说更加包罗万象，其中就有与环境问题相关的讨论。另外，双方的对等关系也使他们乐于接受对方提出的意见。这就给环境行为的相互引导敞开了大门。但在亲子关系测评得分较低的几个受访家庭中，代际交流的话题多由家长主导，而且主要围绕子女学业展开，较少涉及社会层面的议题。又由于两代人的沟通习惯于“自上而下”的教导，子女向家长表达自身意愿的机会较少，所以环境行为互动的几率自然也大大降低。不仅如此，“民主一平等”型的代际关系还能为环境行为互动提供心理和情感基础。以往一些研究指出，开明的家庭教育方式往往有利于子女独立人格和利他意识的形成，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社会化水平。而根据以上梳理的心理学理论，这些素质正是形成子代环境行为的内在条件。由此，可以补充和解释普鲁诺提出的家庭氛围与环境意识的关联性理论。同时调查还发现，采用这类教育方式的父母通常持有宽容而不纵容的教育理念，既会注意纠正子女的不良行为，还乐于接受子女的指正，因而有利于提高亲子环境行为互动的频率。
4.3 如何在家庭中强化代际环境行为互动
上述对代际环境行为互动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为今后如何在家庭中开展环境教育提供了两方面的思路。
首先，为了使亲代能够正确地对子代实施引导，提高家长的环境意识、归正家长的环境行为尤为重要。这是实施家庭环境教育的先决条件。一方面，可以通过学校来组织亲子环保活动和环保课堂，向家长普及环境知识和理念。同时借助社区、社会团体的宣传力量，以户为单位派发环保手册、介绍环境行为规范，逐渐将这些规范和意识纳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应建立一套以促进家庭环境行为塑形为目的的奖惩措施。比如，在一些城市已开始实施垃圾分类“积分换物”的奖励办法。而在未来，可以将更多的环境行为列入其中，运用智能平台搭建的“绿色账户”，按照家庭环保参与的次数和质量赋分，以计量和实时奖励的方法提升人们对日常环保的敏感度和关注度。相应的，对于破坏环境的行为，也应有个体化的监督和惩罚手段，这就需要先从法律层面进行细化和改进。
其次，为了鼓励子代对亲代的反向环境教育，优化代际关系和家庭教育方式同样十分必要。目前，已有一些学校、社区和社会组织着手开办家长课堂或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今后可利用这些机构开展的活动来调节或干预亲子间的沟通模式，逐渐改变“权威一服从”型的家庭教育方式，使两代人的对话更加平等，由此间接地增进环境观念的代际“反哺”，在二者之间形成“互教互学”的交流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当前“重知识、轻实践”的教育导向亟需调整。在家庭中，应让中学生更多地参与日常劳动和事务管理，这样才能使其从实际生活中掌握和践行环境知识和环境规范，也能直接地影响父母的环境理念，从而达到“小手拉大手”的目的。
教育社会学家伯纳德·拉伊尔（Bernard Lahire）曾指出，行为习惯的培养必须以各种社会化元素的协同合作为前提。所以，为了推广“绿色”的行为习惯，就有必要构建一套以家庭为核心，与学校、媒体、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的环境行为引导机制，并借助多种社会化载体的分工合作，提升代际环境行为互动的自发性与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生活和代际互动可以降低环境行为塑形的难度，这种全新的环境教育策略或将成为今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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