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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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综合五大发展理念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建立经济增长质量的多维度衡量指标体系，并予以量化，进而基于该区域2007—2017年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就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香港、深圳和广州是推动其上升的主要城市。第二，技术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明显，但分维度检验时发现，对绿色生态维度的提升不显著;分地区检验结果表明驱动作用具有地区异质性，在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高的区域驱动作用明显更强。第三，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驱动作用随着门槛的递进而增强。对此，粤港澳大湾区要优化区域创新环境，加快区域创新融合与技术流动，加强技术创新的绿色偏向，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质量”优势。
　　[关键词] 技术创新;经济增长质量;粤港澳大湾区;系统GMM;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 F061.5;F06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9）12-0029-09
　　一、引 言
　　粤港澳大湾区占地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7年末总人口约7 000万人，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0 283.99亿美元，经济总量约102 144.9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12.39%，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以资本盲目扩张、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亟待转变。为使粤港澳大湾区在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国务院于2019年2月出台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规划纲要》的提出，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明确了创新发展的战略定位。但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关系起伏不定;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培育发展新动能，在“量”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的“质”，成为众多学者探讨的话题。在此背景下，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质量现状以及创新驱动作用，对保持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加快新旧动能转化以推动经济质量变革，使其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支撑与引领作用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越来越多学者聚焦于经济“质”的增长。学者从不同角度考虑，赋予了经济质量增长不同的内涵。总体可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基于经济社会多维度发展的考虑，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体现在量质互补、以质取胜的多领域增长，涵盖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生态环境、人民生活等多方面[1-3];另一种是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实现动力和表现出发，认为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的绿色发展可定性为经济高质量增长[4-6]。在不同思路下，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与衡量也存在差异。前者出于多维度考虑，采取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的方法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标，如魏敏、李书昊（2018）从动力机制、经济结构、开放稳定、生态环境、人民生活5个维度选取指标反映经济发展质量[7];何兴邦（2019）从经济、结构、稳定、环境、民生、公平6个方面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8]。后者则采用生产函数、DEA模型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或直接以绿色GDP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如吴传清、邓明亮（2018）使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经济增长质量[9];杨占锋、段小梅（2019）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度量经济增长质量[10]等。
　　明确经济增长质量的涵义后，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成为学者进一步探讨的话题。由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意义重大，创新驱动备受学者重视。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却将其作为外生变量[11];Romer（1990）[12]等确定的内生增长理论通过设定创新函数打破了这一限制，肯定了技术创新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众多学者探讨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的关系[13-15]。
　　但就现实而言，能够成功进行创新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多，创新也具有差异性和不确定性[11]，那么技术创新能否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白俊红、王林东（2016）通过实证发现，创新能提高中国东部的经济增长质量，对中部驱动作用不显著，对西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6];而刘跃等（2016）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发现，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17];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张桂芳、任保平（2015）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和路径[18];沈坤荣、曹扬（2017）同样从理论上提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措施[19]。
　　综上，目前文献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国家或省际层面，缺乏对更加细分区域层面的考察。而且，由于我国东中西地区差异较大，使用同一套指标体系或单一指标测算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可能会产生偏差，甚至影响后续的实证检验。此外，当前关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数量的研究较为丰富，对增长质量的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较少，且大多止步于验证影响方向，就两者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缺乏进一步探讨。鉴于此，本文基于政策导向，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在五大发展理念框架下，结合《规划纲要》确定的战略定位针对性的设置多维度指标体系，合理衡量其经济增长质量。在此基础上，考察技术创新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从而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二、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机理与衡量
　　（一）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理分析
　　通常来说，技术创新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企业层面来看，技术创新可以显著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企业绩效，有利于经济发展稳中向好[20]。从产业层面来看，产业技术创新能将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知识转化为现实物质，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8];创新会促进产业多样化，形成的新产品或新产业会从供给端刺激居民消费、丰富居民生活，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和人民幸福感[21];创新驱动下的产业升级或产业结构调整重视节能减排，从而对生态环境更加友好。从国际层面来看，技术创新可以优化国际分工，使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鏈中能居于优势地位，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此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贸易也能提高双方的经济增长质量，即发达国家将先进技术与创新专利有偿转让给发展中国家会获得超额利润[22];发展中国家则借助技术创新的转让努力发展生产、增加期望产出，在此过程中通过学习和改进还能形成本国的发明专利与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国内创新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但创新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技术进步也存在偏向性，技术创新并不总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正向作用。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导致企业层面的创新技术流动性不高，趋同的技术创新会导致R&D投入重复，造成资金与人力资源的浪费。从产业层面来看，技术创新会加快提高产业集中度，但产业集中度过高可能会违背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原理，对生产效率造成损失[18];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与政策导向不同，技术创新引起的产业结构不一定朝着环境友好方向调整，如提高资源消耗型产业的比重虽然会在短期内增加经济产出，但会对环境造成破坏。从国际层面看，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外贸中通常处于劣势，引进的技术如果在短期内不能转化为经济成果，则无法弥补为获得技术所付出的高额成本，过度依赖技术引进也不利于本国创新环境的改善;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在技术外贸中的外溢可能会培养潜在的竞争对手，从长期来看不利于经济增长。此外，受制于制度、企业类型以及地域等影响因素，技术创新并不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23]。
　　（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
　　根据《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珠三角9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组成。由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为了详细探讨技术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需要将该区域的经济增长质量量化。结合《“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与《规划纲要》的定位，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差异与可获得性，在GDP指标基础上，从发展绩效、产业协调、绿色生态、开放程度、人民生活5个维度共16项基础指标刻画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质量。各项指标选取及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高质量增长虽不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但“量”的积累仍不可忽视。根据量质互补的思路，将实际GDP（以2007为基期）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一项基础指标。珠三角9市的实际GDP根据各市历年GDP指数进行平减，港澳的实际GDP则以当年GDP实际增长率剔除通胀因素。
　　
　　发展绩效：“创新”发展理念。单纯使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表征易受到学者质疑[7]，本文将其作为基础指标之一。为体现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战略定位，通过DEAGML指数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以衡量经济创新发展的绩效。DEA模型中，劳动力投入为全社会从业人员;资本投入参考以往学者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并以2007年为基期进行平减;期望产出为实际GDP;非期望产出为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产业协调：“协调”发展理念。《规划纲要》要求探索协调协同发展新模式，而产业协调正是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产业高级化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从总体上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居民消费能力随之提升，从而倒逼产业升级以提供高质量供给，产业进一步高级化并带动新一轮就业，经济活力得以增加。但第三产业占比并不是越高越好，在此参考干春晖等（2011）[24]做法，引入泰尔指数度量产业合理程度。其中，i代表产业，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
　　绿色生态：“绿色”发展理念。环境友好型增长既能节约资源，又可以减少污染，符合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这一战略定位。由于统计口径存在差异，选取单位产出耗电量、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作为基础指标，前者能反映经济发展中的能耗，后者能表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非期望产出。
　　开放程度：“开放”发展理念。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开放程度越高，进出口贸易越发达。考虑到海湾经济区的地理特性，在进口、出口货物总额基础上，增加港口吞吐量来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程度。
　　人民生活：“共享”发展理念。根据《规划纲要》的定位，将大湾区建设成优质生活圈需要优先发展民生工程，提升居民生活质量。鉴于医疗问题对处理民生问题意义重大，选取地区病床数、地区医生数分别表示医疗物质基础与医疗水平;为衡量居民的生活质量，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私人汽车拥有量表示居民生活的收入与消费状况。
　　以上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8年）、《广东统计年鉴》（2008—2018年）、《香港统计年刊》（2008—2018年）、《澳门统计年鉴》（2008—2018年）以及珠三角9市历年统计年鉴。其中涉及的港元、澳门元均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汇率统一折算为人民币。
　　三、模型设置与指标选取
　　（一）模型设置
　　珠三角9市数据来自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和各市统计年鉴，专利数据来自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专利统计数据库;港澳数据来自2008—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与《澳门统计年鉴》。其中，澳门的专利数据来自澳门经济局知识产权厅官网。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经济增长质量的量化与分析
　　基于粵港澳大湾区2007—2017年时序立体数据，借助SPSS23软件，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GPCA）对基础指标进行降维量化。在降维前，先将两项负向指标取倒数作正向化处理，之后采取均值法对各项基础指标进行无量纲化以消除单位差异。使用GPCA降维时，观察到KMO取样适当性度量的得分为0.772，大于0.7，且Bartlett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的4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为89.469%，大于85%，表明主成分基本上涵盖了所有指标的信息。根据分析结果可确定基础指标的权重，进而得出各地区2007—2017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如表3所示。
　　
　　总体来看，珠三角9市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上升势头明显，2007—2017年期间分别提高了40.52%、31.60%。分开来看，考察期内大湾区经济增长质量排名前三的地区分别为香港、深圳、广州。香港作为特区政府具有较强的先发优势，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已高达5.62，2017年升至6.70，在大湾区内居于领先地位;深圳紧随其后，经济增长质量于2012年突破到5.35，随后一直稳定在6.00左右，表明深圳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在改革开放中抓住了发展机遇，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明显。相对一般地级市，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优势，经济增长质量从2.95稳定上升至4.58。东莞、澳门、佛山的平均经济增长质量均在3.00左右，但澳门的经济增长质量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继2008年跌至2.86后，2015年再次降至3.00以下，2017年经济增长质量上升至2.87，扭转了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从2014年开始，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连续3年为负，2015年降幅更是达到了21.6%，累积的经济下行影响了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失业率也由2014年的1.7%升至2016年的1.9%，经济下行对澳门的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中山、江门、惠州、珠海和肇庆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相对较小，低于珠三角经济增长质量的平均水平。其中肇庆是唯一一个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未超过2.00的地区，虽然在考察期内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上升缓慢。分析原因，肇庆位于大湾区的北部边缘地带，在对外开放中地理位置不及沿海城市，经济发展与就业环境稍弱，且易受深圳、广州等大型城市“虹吸效应”影响，资本、人才等资源流失严重，因此经济质量提升缓慢。 　　为直观地反映各地区11年平均经济增长质量与技术创新水平的关系，绘制图1。
　　 从图1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水平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动趋势总体一致;无论是珠三角9市，还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分布大体上与技术创新水平呈正向关系。即在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也普遍较高。为进一步讨论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是否具有驱动作用、驱动作用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等情况，进行以下实证检验。
　　（二）区域总体实证检验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2007—2017年动态面板数据，借助STATA15.1，使用系统GMM模型检验技术创新对大湾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系统GMM模型分为一步系统GMM、两步系统GMM，前者在样本较小的情况下能得到更有效地估计结果，后者通过构建协方差矩阵可以更好的处理变量间的内生性。鉴于此，为使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本文在提供两种GMM模型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同时提供OLS与差分GMM模型的回归结果作为参照。不同计量方法下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3种GMM模型均通过了Sargan检验和ArellanoBond检验，说明工具变量有效以及二阶序列不相关，模型设置有效。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一阶滞后项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存在明显的持续性。4种不同计量方法下，技术创新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呈正向影响，且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可见技术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重点关注系统GMM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至少提高7.68%，表明大湾区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较强，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不仅在统计上显著，还具有显著的经济学意义。两步法下，高等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影响为正，但显著性偏弱。较为合理的解释是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虽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人才储备，但高校在校生与社会实际可利用的人才资源之间存在一个转变过程，在校生的身份决定了其难以对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等产生直接作用，故对大湾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影响较弱。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为负，表明以资本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很难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质量。老龄化水平、居民消费水平与政府行为在两步法GMM模型下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虽呈负向影响，但不显著，说明老龄化水平、居民消费水平与政府行为的提高不会明显的引起经济增长质量下降。何兴邦也有类似的发现，即人口红利和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显著[8]。
　　（三）分维度检验与稳健性讨论
　　从上述讨论可知，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明显，那么，技术创新是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5个细分维度（除经济增长数量外）均有驱动作用？鉴于此，根据GPCA方法获得的权重，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分解为发展绩效（EFF）、产业协调（CON）、绿色生态（GRE）、开放程度（OPEN）、人民生活（PEO）5个维度，并依次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代替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QEG使用一步系统GMM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技术创新通过发展绩效、产业协调、开放程度和人民生活4个维度提高经济总体发展质量，而对绿色生态维度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其中，技术创新对人民生活、对外开放两个维度的提升作用最大，分别达到了5.20%和2.14%;对发展效率、经济协调维度的提升作用均低于1%。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地提高绿色生态维度，原因可能是技术创新存在偏向性。虽然技术创新在企业经营生产中有助于提高实际产出，但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带来了更多的能耗和污染物。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和发展意愿强烈，市场规模效应会加剧技术创新的耗能偏向，技术创新的节能偏向又受能源价格扭曲的影响难以发挥作用。这类区域有惠州、中山、江门、肇庆、澳门等，以澳门为例，2007年单位产出耗电量0.021 4千瓦时/元，2017年不降反升，升至0.025 7千瓦时/元;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也呈相同的变化趋势，2007年为49吨/元，到2017年已升至71噸/元。
　　为进一步加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验证技术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以及驱动作用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本文将粤港澳大湾区分为4组进行分地区检验。具体分组规则为：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将高于珠三角经济增长质量平均水平的香港、深圳、广州、东莞、澳门和佛山设为A组;低于平均水平的中山、江门、惠州、珠海、肇庆设为B组。按照地理位置，将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北部的肇庆、佛山、广州、东莞、惠州设为C组;位于南部的香港、澳门、珠海、深圳、中山、江门设为D组。分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无论是按经济发达程度分组，还是按地理位置分组，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均未发生变化（仍显著为正），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可以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结合表4与表6的论证，可以认为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
　　分地区检验还发现，技术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根据表6，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提升1个单位的技术创新水平，会提高A组11.31%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而B组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幅度只有5.99%。可以看出，驱动作用的大小与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存在正向变动关系，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区域的驱动作用大于经济增长质量较低的区域。分析原因，首先，经济增长质量较高的区域创新资源较为丰富。2017年A组整体的三大专利授权存量占大湾区所有专利存量的比重高达80.01%，仅深圳的专利授权存量比重就达到了31.56%。其次，从产业与就业来看，知识密集型产业与技术性企业与技术创新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到技术创新的产出与应用。如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等世界级技术型企业均位于A组，极大地促进了A组的经济增长质量。地区异质性在C、D两组也有同样的表现，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最高的香港和深圳位于D组，致使D组的创新驱动作用高达12.43%，远高于C组的5.13%。 　　（四）扩展性讨论
　　为进一步探讨技术创新对粤港澳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是否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根据模型（2）和（3），使用STATA15.1软件对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并采用Bootstrap方法反复抽样300次计算F值，结果见表7。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同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未能通过三重门槛检验。说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的确存在门槛效应，且为“双重门槛效应”，首个门槛值为11.522 3，置信区间（95%水平）为[11.485 8，11.587 3];第二个门槛值为12.041 0，置信区间（95%水平）为[11.946 1，12.181 0]。
　　
　　 表8展示了双重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与上述结论一致，再次加强了实证检验的稳健性。根据表8，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并不呈现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表现为一种多阶段的线性关系，且随着多阶段的递进，驱动作用逐渐变强。当技术创新水平低于11.522 3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弹性系数仅为18.55%;当技术创新越过这一门槛值，位于[11.522 3，12.041 0]之间时，正向弹性系数增加到23.50%，当技术创新越过第二个门槛值时，驱动作用进一步增加到29.86%。门槛回归结果加强了上述对驱动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的解释，即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较高的地区，技术创新同样处于较高的门槛范围，从而能发挥出更强的驱动作用。
　　
　　结合现实情况，深圳于2010年成为首个越过第一个技术创新门槛的城市;到2017年，技术创新水平跨越第一个门槛值的城市已增至4个，即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粤港澳大湾区仍有半数以上的城市未达到第一个门槛值，且在这些地区中，肇庆、澳门的技术创新水平距离首个门槛值最远。鉴于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规划纲要》的重要战略目标，随着大湾区建设的推进，技术创新的持续提高会极大的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质量。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2007—2017年地市级面板数据，结合五大发展理论与《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定位，建立经济增长质量的多维度衡量指标体系并将其量化;之后使用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所得结论如下：第一，2007—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增长了31.60%，上升势头良好，其中，香港、深圳和广州是其上升的主要推动城市，而惠州、珠海、肇庆的增长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二，技术创新能显著提高大湾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并且是通过发展绩效、产业协调、开放程度和人民生活四个维度提高总体发展质量的，技术创新对绿色生态维度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分地区检验时发现，驱动作用具有地区异质性，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区域的驱动作用大于经济增长质量较低的区域。第三，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随着门槛的跨越，驱动作用会由18.55%增加到23.50%，随后增加到29.86%。鉴于此，得出如下启示：
　　首先，坚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以技术创新作为大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尤其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时，要克服非理性的资本驱动意愿。通过优化区域创新环境等措施，让澳门、肇庆等地技术创新早日越过“门槛”。在此过程中，充分引导技术创新偏向绿色生态维度，利用技术手段降低生产能耗与污染，使其驱动作用最大化。
　　其次，考虑到驱动作用的地區异质性，需进一步破除技术创新流动的区域壁垒，加强区域创新融合与技术流动。发挥香港、深圳和广州的现有优势，极点带动、以点带面，通过技术创新的流动与融合推动惠州、珠海、肇庆等地的经济增长质量，实现湾区内部的均衡协调发展;经济增长质量较低的地区要主动参与、吸收、转化科技创新，政府应继续出台相关人才引进计划，企业要加强对国外先进科技的学习与借鉴，并加快转变为本土的技术创新成果。
　　最后，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港澳与内地在地区政策、发展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能会引起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与偏向性。对此，学者与相关部门要关注跨区域、跨制度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基础性、前瞻性研究;政府与企业要引导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通过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等措施，将大湾区打造成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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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sed on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ultidimensional index system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quantifies it. The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2007 to 2017， the paper uses system GMM and panel threshold model to test the driv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the overall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shows an upward trend， with Hong Kong， Shenzhen and Guangzhou as the main driving cities; （2）the driv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s obvious， but the subdimension test finds that the promotion of green ecological dimension is not significant， and the subregional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iving force is obviously stronger in regions with higher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3）the driv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has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and the driving effect will be strengthened with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the threshold. So the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optimize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low， and strengthen the green tend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 as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advantage of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ystem GMM; threshold effect
　　（責任编辑：张梦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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