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福利效应:一个文献综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对贸易自由化引致福利效应的研究一直是国际贸易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理论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展开，完全竞争框架下的Eaton and Kortum（2002）模型和垄断竞争框架下的Feenstra（1994）模型;相应的实证研究则主要基于一般均衡分析GTAP模型、局部均衡分析SMART模型和引力模型三个模型而展开。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指出这些模型的不足之处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福利效应;完全竞争;垄断竞争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20）01-0051-04
　　Abstract： The study of welfare effect caused by trade liberalization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ore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search.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mainly follows two main lines： the Eaton and Kortum （2002） model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Feenstra （1994） model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the corresponding empirical re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three models： GTAP model of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SMART model of par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and gravity model.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shortcomings of these models and the possible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are pointed out.
　　Keywords： Trade Liberalization; Welfare Effect; Perfect Competition;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有关贸易自由化引致福利效应的研究历来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产业间贸易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贸易的福利效应主要来源于国家间的分工与交换;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侧重于产业内贸易，认为贸易的福利效应来源于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偏好多样性;新新贸易理论将研究对象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指出贸易的福利效应即为异质企业框架下的企业生产率收益。从文献分析的角度来看，新新贸易理论是近十年来国际贸易领域的最主要进展，其研究重点也从早期对企业贸易行为本身的关注转变为近来对相对宏观方面的聚焦，尤其是受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许多研究开始考察由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整体福利改进，并在相关研究中开始将自由贸易区的影响视作一种政策冲击被引入模型，从而使得21世纪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更加灵活，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一、贸易自由化与福利效應的理论研究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由贸易自由化引致福利效应的理论研究主要沿着两个角度来展开：第一，从李嘉图模型出发，以Eaton and Kortum（2002）和Caliendo and Parro（2015）的研究为基础，强调国家间技术水平差异、中间品贸易和产业间联系在估算福利效应中的关键作用;第二，从克鲁格曼的垄断竞争模型出发，以Feenstra（1994）和Broda and Weinstein（2006）的研究为基础，强调进口种类增加引致的消费者可消费产品增长、企业资源再配置导致的整体生产率提高和价格成本加成下降是贸易福利的三个主要来源。
　　（一）完全竞争框架下的福利效应
　　完全竞争框架下的福利效应模型主要关注贸易自由化对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的影响，其中最具影响力则是Eaton and Kortum（2002）模型（EK模型）。通过对李嘉图模型进行拓展，EK模型重点关注了技术与地理因素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发现在完全竞争和最终产品同质的假设条件下，一国的贸易流量和福利主要取决于其技术水平和面对贸易壁垒的大小。EK模型的提出为学者们研究贸易自由化引致福利效应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研究，例如，Chor（2010）利用扩展的EK模型提出了一种量化不同比较优势来源的方法，研究认为，国家特征、产业特征、要素禀赋差异和制度差异不仅决定了一国在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而且还决定了国家和产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Shikher（2012）最早将EK模型运用到产业层面以研究美欧贸易战的影响，结果发现各产业间主要通过中间品投入而发生联系，某一产业的价格变化会通过中间品投入而影响到其他产业的投入产出水平，并最终影响该产业的就业和福利水平。Levchenko 和 Zhang（2014）考察了部门异质性在确定贸易福利中的作用，通过比较多部门模型与一部门模型对贸易收益估算的不同，发现多部门模型的估算结果要比一部门模型高30%左右，而一部门模型之所以低估贸易福利是由于其忽略了产业层面上的生产率差异。Caliendo 和 Parro（2015）首次将EK模型用于对自由贸易区的福利分析，通过将产业间联系、中间品贸易和生产部门异质性纳入李嘉图模型，研究关税变化对NAFTA的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忽略中间品和投入产出之间的联系，会导致NAFTA的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分别被低估40%和50%。Caliendo a和 Parro（2015）的研究为在EK模型下探讨自由贸易区利得提供了范本，其后在Caliendo 和 Parro（2015）研究的基础上，Cheong 和 Takayama（2016）进一步将自由贸易区的影响由成员国拓展到了非成员国，通过分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关税削减对TPP成员和非成员贸易流量和福利的影响，发现TPP成员和非成员都从关税削减中获利，其福利收益主要来自贸易条件的变化。臧翰芬（2019）则研究了中日韩自贸区建成后可能对三国贸易福利和真实工资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三国中贸易福利获益最大的是韩国，其次是中国，最后是日本。 　　（二）垄断竞争框架下的福利效应
　　垄断竞争框架下，Feenstra（2006）认为贸易利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进口种类增加导致消费者可消费产品增长引致的福利;第二，由企业资源再配置导致整体生产率提高引致的福利;第三，由进口竞争导致价格成本加成下降引致的福利。
　　在进口种类增加方面，Feenstra（1994）基于CES框架构建了一种包含新种类出现和旧种类消失的精确进口价格指数，首次给出了估算进口种类增加引致福利效应的具体方法，极大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Broda 和 Weinstein（2006）进一步将单产品进口价格指数扩展到多产品框架，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多产品的加总进口价格指数，从而给出了一个估算进口种类增长福利效应的新方法。其后的大多数研究均是沿用Feenstra（1994）、Broda 和 Weinstein（2006）的方法，例如，Cabral 和Manteu（2010）以葡萄牙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结果显示，葡萄牙消费者的福利由于进口种类的增长而增加，增加的幅度相当于GDP的0.7%。Mohler 和 Seitz（2010）基于欧盟27国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欧盟内部国家间的进口福利存在差异性，新成员国和小成员国从新增产品种类的进口中获益更多。相对于国外研究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晚。陈勇兵等（2011）对中国进口种类增长引致福利效应的估算结果发现，进口种类增长对传统价格指数造成的向上偏误为4.36%，中国消费者因此获得的福利相当于中国GDP的0.84%。得出同样结论的研究还有陈松和刘海云（2013）、魏浩和付天（2016）以及吴梦（2019），他们都认为进口种类增长会使中国的贸易福利显著提高。
　　在企业资源再配置方面，Yeaple（2005）认为基于提升出口竞争力的目的，出口企业会不断加大对先进技术的需求，从而导致异质性技术工人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最终带来行业总体生产率的提高。Bernard 和Jensen（2004）发现美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40%以上是由于企业间资源再分配造成的，并且这种资源分配向出口企业倾斜，但并未有证据表明是出口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Bernard et al.（2011）基于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发现，加拿大削减关税会导致美国出口企业集中核心产品出口而舍弃不具竞争力的产品。Ma et al.（2014）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转换、要素密集度、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会增加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并减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提高了生产率。
　　在价格成本加成下降方面，Krishna 和 Mitra（1998）调查了印度急剧贸易自由化对竞争和生产力的影响，发现自1991年实施多项自由化措施以来，印度大多数产业的价格成本加成已经显著下降。以欧盟为研究对象，Badinger（2007）发现随着欧盟的单一市场计划的实施，制造业的价格成本加成下降了31%。此外，Feenstra 和 Weinstein（2010）分析了1992—2005年美国全球化对价格成本加成和贸易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超越对数偏好下产品种类的贸易福利比CES偏好下至少小了1/3，但是价格成本加成的减少却带来了整体贸易利得的增加。
　　二、贸易自由化与福利效应的实证研究
　　关于贸易自由化和福利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GTAP模型、SMART模型和引力模型而展开，三个模型之间存在两方面的区别：其一，GTAP模型是一种一般均衡模型，而SMART模型则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模型;其二，GTAP模型和SMART模型是事前预测模型，而引力模型则是事后估计模型。
　　（一）基于GTAP模型的研究
　　由美国普渡大学教授Hertel提出并发展出来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近年来常被用于评估与美国、中国、日本、欧盟等相关的自由贸易区的影响。例如，Baldwin et al.（1997）使用该模型模拟欧盟东扩后的经济影响，认为欧盟东扩不仅会降低原西欧成员国在东欧的投资风险，而且贸易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欧盟现任成员国和新成员国的经济发展。Francois 和 Wignaraja（2008）的研究探讨了东亚、南亚及东盟国家全面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影响，结果表明东北亚经济体（中国、日本和韩国）和南亚经济体（印度）的加入将会显著提高该地区的贸易和福利水平。ENKHBAYAR and Nakajima（2018）使用GTAP模型模拟中日韩自贸区建立后的经济效应，发现中日韩自贸区建立后，中日韩三国的贸易福利和GDP都会上升，而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福利则会有所损失。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李静秋（2014）针对可能形成的东北亚区域全面合作，运用GTAP模型进行阶段性的实证模拟，结果显示各成员国的GDP、贸易總额以及福利会因为东北亚区域的全面合作而得以全面提升。陈虹和杨成玉（2015）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成自由贸易区后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DP增长率及进出口总额均有明显提高，中国的贸易条件及福利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赵金龙等（2019）利用GTAP模型分析了中澳和中韩自贸区对中国经济、贸易和产业的潜在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的GDP、技术、进出口贸易及福利均会增加，两个自贸区的整体经济效应大于单个效应，中韩自贸区对我国经贸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中澳自贸区。
　　（二）基于SMART模型的研究
　　国外采用SMART模型分析福利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模拟FTA对成员国某一类产品的影响。例如，Thomy et al.（2013）研究了南非关税同盟的建立对于博兹瓦纳食品进口的影响，结论显示博茨瓦纳的消费者从中获得净收益，类似地，Bitan et al.（2016）的研究发现东盟—印度自贸区的建立有利于印度乳制品出口规模的扩大，同时印度对东盟国家进口关税的降低并未给印度本国乳制品市场造成冲击。国内的相关研究则主要从产业和产品两个层面来展开，其中产业层面的研究中，向洪金和赖明勇（2011）分析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影响两岸纺织品行业的生产和贸易等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ECFA的建立将极大推动两岸纺织品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更加有利于台湾纺织品行业的发展。彭支伟和张伯伟（2012）对中日韩三国自贸区建立贸易状况的模拟分析结果显示，三国的农业部门、日本和韩国的纺织品部门以及中国的汽车部门都将受到来自其他两国较为明显的冲击，三国自贸区的谈判首先就要克服来自当前高度保护部门的阻力。产品层面的研究有，余振等（2014）针对中俄FTA的贸易、关税及福利效应的研究显示，随着关税的不断降低，中俄两国的大多数产品部门都将从中受益，两国的经济福利也将得到改善。 　　（三）基于引力模型的研究
　　目前利用引力模型对自贸区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进行估算的研究非常多。Baier 和 Bergstrand（2007）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自贸区的建立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自贸区建立十年后会使成员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增加近一倍。Gauto（2012）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在南方共同市场建立后的进口流量变化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南方共同市场建立后的贸易创造效用的效果明显，而贸易转移效应的证据则稍显不足。同样利用引力模型对自贸区进行研究的文献还有分别对欧盟（Baldwin 和 Taglioni，2006;Caporale et al.， 2009;Chen 和 Novy，2011），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Krueger，1999;Anderson 和 Wincoop，2001;Anson 和 Cadot，2005）;对东盟（Sharma 和 Chua，2000;Greenaway et al.，2008;Bun et al.，2009）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中，王鹏（2008）对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地区的贸易流量及潜力进行研究，发现人均GDP、绝对距离以及区域合作组织是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地区双边贸易流量及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取决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李亚波（2013）研究了中国和智利双边贸易的潜力，测算出中智双边贸易潜力值在1左右波动，认为两国间存在具有较大的贸易潜力和发展空间。孔庆峰和董虹蔚（2015）认为相对于区域经济组织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巨大，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更能促进沿线国家的发展。陈伟光和郭晴（2016）实证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潜力及区位选择，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潜力巨大，并且应该集中在投资潜力成长型和待开发型国家。
　　三、简要评述
　　贸易自由化引致的福利效应变化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福利效应的研究文献，发现理论研究主要沿着两个主线展开：完全竞争框架下以Eaton 和 Kortum（2002）和Caliendo and Parro（2015）为基础的研究和垄断竞争框架下以Feenstra（1994）、Broda 和 Weinstein（2006）为基础的研究。其中，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Eaton 和 Kortum（2002）模型，不仅准确地描述了21世纪的国际贸易活动，而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在EK模型基础上拓展而来的Caliendo 和 Parro（2015）模型，由于其相对简单的理论框架和相对易获的宏观数据，成为研究自由贸易区福利效应的范本;垄断竞争框架下对福利效应的研究，由于进口产品数据及计量模型设定等问题导致相关研究进展缓慢，Feenstra（1994）在CES框架下发展了能纠正新出现和消失的进口种类的价格指数，不仅解决了这一难题，而且为量化进口种类增长带来的贸易福利提供了可能。Broda 和 Weinstein（2006）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多产品的加总进口价格指数，进一步完善了Feenstra（1994）的研究，并极大地推动了后续研究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模型设定的局限性，许多学者的研究仅仅侧重于其感兴趣且能够实现的某一方面，而对其它方面的条件进行了假定处理，进而导致相应的研究结果出现偏误，后续研究有望在这一方面加以完善。
　　关于贸易自由化和福利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GTAP模型、SMART模型和引力模型而展开，其中SMART模型作为一种局部均衡分析的工具，主要用于对贸易流量、贸易政策及关税等进行分析，因为它只是对单个市场间均衡问题的简单分析，故对考虑较小的市场准入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在一般均衡的条件下，由于所有市场会同时产生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故SMART模型的分析是无能为力的。用于一般均衡分析的GTAP模型，由于采用了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且逐步向动态模型拓展，相较于SMART模型虽更进了一步且更加趋向经济现实，但是还是摆脱不了严格假设前提限制下的特定研究结论的得出，而且其模拟结果也只是给出了各种经济总量指标的变化。引力模型作为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进行定量分析的主流工具，在理论基础和经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和进展，但是不足的是，引力模型属于静态分析和事后分析，而且模型中存在与现实不符的假设条件限制，因此得出的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的相关结论难免都有局限性。正如郝景芳和马弘（2012）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国内引力模型的分析方法远远落后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的发展，大部分研究还是集中在2003年以前的方法，这需要去追赶最新的研究进展。
　　[参考文献]
　　[1]Broda C， Weinstein D E. Glob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Variet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121（2）：541-585.
　　[2]Caliendo L， Parro F. Estimates of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NAFT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5， 82（1）： 1-44.
　　[3]Eaton J， Kortum S.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J]. Econometrica， 2002， 70（5）：1741-1779.
　　[4]Feenstra R C. New Product Varietie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Pric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84（1）：157-177.
　　[5]Feenstra R C. New Evidence on the Gains from Trade[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6，142（4）：617-641.
　　[6]陳勇兵，李伟，钱学锋.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效应估算[J].世界经济，2011（12）：76-95.
　　[7]郝景芳， 马弘. 引力模型的新进展及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检验[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10）：52-68.
　　[8]孔庆峰， 董虹蔚. “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12）：158-168.
　　[9]彭支伟， 张伯伟.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推进路径——基于SMART的模拟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12）：65-71.
　　（责任编辑：郭丽春）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51659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