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结构、投资驱动与农户借贷规模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王磊玲 杨睿
摘 要：基于河南郑州、濮阳和南阳等地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借贷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不同投资倾向的农户进行了差异性研究。研究发现：河南省农户借贷规模偏小，家庭土地资产、投资意愿对农户借贷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理论预期;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借贷规模呈现负向影响，原因与农业比较收益偏低、农户自身投资意向及金融机构借贷意愿不强烈密切相关。分样本研究结果显示，借贷用途、农户收入占比对进取型农户与保守型农户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进取型农户能获得较高规模的生产性和生活性借贷，而保守型农户仅能获得较高借贷规模的生产性借贷。基于此，从分类引导农户、激发农户内在动力、增强自我投资意识、加快农村地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等角度提出助推传统农区产业升级、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借贷规模;Tobit模型;收入结构;投资驱动
中图分类号： F8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20）01-0080-08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惠农助农政策纷纷出台，旨在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农村产业融合长效机制。乡村振兴的顺利推进，迫切需要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满足农村多种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然而由于借贷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农户的信贷需求多数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满足。一方面，农户借贷具有规模小、风险难以控制、贷后监管困难等特点，且难以向金融机构提供有效的抵押担保（Feder等，1991），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机构在农村信贷服务产品和创新上的意愿，贷款供给意愿不足，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现象（褚保金等，2009;张梓榆等，2018）;另一方面，农户由于长期受到正规金融机构信贷配给，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即使产生信贷需求时也不会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形成了需求型的信贷约束（程郁等，2009）。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相当复杂，既存在正规金融机构，也存在许多非正式金融交易行为，往往是多种制度形式共存并互动（普兰纳布·巴德汉等，2002）。农户融资具有明显的偏好次序，历史上国家农贷制度下农户融资次序偏好为国家农贷、熟人信贷和高利贷（张杰，2004），当代社会农户融资次序更多是亲朋好友，其次是信用社和银行（张杰，2007;孟樱等，2017）。农户融资次序与资金用途、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年收入较高、劳动力人数较多且借贷用于非农生产的农户家庭更倾向于选择农村正规借贷渠道（秦建群等，2011;贺莎莎，2008;马燕妮和霍学喜，2017;蔡海龙和关佳晨，2018），年收入次之的农户家庭更偏好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而年收入较低、劳动力人数较少且家有儿童、借贷用于日常消费及应急的农户家庭则更多地选择民间借贷（杨京泽等，2015;易小兰等，2017;茹玉等，2015;朱守银等，2003）。进一步说，农户融资偏好次序的形成，也是农户面临融资约束的体现，为满足资金需求，农户倾向于选择最可能获得贷款的途径，例如面临供给型和需求型信贷约束的农户愿意选择非正规金融（赵建梅等，2013）。拥有正式社会资本的农户倾向于申请正规贷款，拥有良好非正式资本的农户则更倾向于通过非正规渠道借贷（张珩等，2018），尽管正式及非正式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对借贷途径的选择，但均能缓解农户供给型信贷约束及需求型信贷约束（李庆海等，2016）。运用微观数据对特定地区农户借贷意愿进行分析，发现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总人数、耕地面积等对农户借贷意愿有显著影响（褚保金等，2008;牛荣等，2012;谭燕芝和李维扬，2015;卢亚娟等，2016），农户住宅、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冯旭芳，2007）、家庭收入、非农收入（潘海英等，2011）等经济条件也是影响农户获得信贷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农户金融服务认识（卢山和江可申，2010）、金融意识（周天芸和钟贻俊，2013）、生产性投资意愿（常俊等，2015）等要素对农户借贷的影响也较显著。
在宏观层面，学者对农户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环境等对借贷行为的影响给予了关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当地农户的借贷行为更加活跃（伍艳等，2013），地区差异对农户正规借贷需求影响显著（易小兰等，2011），地区经济模式、产业模式和征信体系也都会对农户借贷行为产生影响（谭燕芝和李维扬，2015）。互联网金融普惠发展对农户借贷有激励效应（周鹏达等，2017），但农户依然存在明显的自我排斥（何婧等，2017），因此塑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可以降低农户贷款的交易成本，减少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张海洋等，2012）。
综上，农户借贷行为不仅受到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等要素的重要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地区经济条件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已有研究中对农户借贷动机的研究多从借贷用途出发，将借贷用途分为生产性用途和生活性用途，分析不同借贷用途下借贷行为差异，但忽视了农户投資意愿对其借贷行为的驱动作用。在农村三产融合的趋势下，投资意愿不同的农户选择的生产经营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农户的借贷行为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因此，进一步从投资意愿的角度研究农户借贷动机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对于农村金融支持政策的制定，实现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另外，尽管已有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十分丰富，但研究样本多集中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及西北地区，对中原地区农户借贷行为特征的研究仍有欠缺。
河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农村人口超过5000万，根据国家经济战略布局，河南省作为国家粮食基地，确保粮食安全是首要任务，同时面临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顺利实施全面乡村振兴的迫切挑战。因此，基于农户家庭财富、投资驱动视角对河南省农户借贷行为开展研究，明确农户经济基础、投资意愿对借贷行为的驱动作用，制约农户借贷的关键内在和外在要素，不仅是对已有研究样本的有效补充，而且对于研究如何加强金融支持传统农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顺利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构建理论基础研究的假设;第三部运用Tobit模型对农户借贷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并根据投资偏好对进取型农户和保守型农户的借贷规模驱动作用进行差异性分析;第四部分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模型确定及数据来源
（一）理论基础
农户借贷是农户家庭经济行为的一部分，收入水平较低时，农户的生存依赖于微薄的土地，由于土地难以获得更多的报酬收益，农户使用借贷资金时会选择放弃生产性投资来优先满足急需的生存性需求;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户收入类型更为多样，家庭抗风险能力增强，自我发展需求更加迫切，借贷资金的生产性需求增加。
舒尔茨理性小农理论指出，传统农户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点，会根据自身拥有的生产要素权衡成本及收益，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传统农区的小农经济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农户持续增加某种生产要素的投入，这种生产要素带来的边际产量表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因此，一定程度内，农户为了追求更高收益将会选择扩大自己的土地经营规模，同时对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需求增加，农户的借贷需求随之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基于盈利动机，农户的生产规模越大，对资金的需求程度和规模也就越大，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对其贷款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目前，农户分化现象明显，纯农业型及兼业型等多种类型并存，当农业收入无法满足家庭消费支出需求时，农户首先会寻求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内源性融资（张杰，2004）。农业收入比重较低的农户，通过打工或个体经营等方式获取收入可以补充其农业收入不足的缺口，平滑家庭消费需求。农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农户，其收入来源较为单一，在维持自身日常生活外结余较少，难以应对突发情况和天灾人祸，更容易发生借贷行为。由此提出以下假说：
H2：农户借贷行为受到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农业收入比重越高，农户发生借贷的可能性越大。
农户的借贷用途多为生活性用途，生活性用途贷款多用于婚丧嫁娶、子女上学等（朱守银，2003），表现出借贷规模较小、借贷期限灵活的特点，生活性借贷需求大多由非正规金融借贷途径满足;正规途径借贷将贷款用途限制为生产性用途，借贷规模较大，借贷期限固定。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农户借贷目的影响农户获得的借款金额，用于生产性用途的借贷可以获得的额度更大。
农户根据其生产性投资意愿可以分为进取型及保守型。进取型农户通常制定投资计划，期望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收益，相应需要支付购买生产工具、租赁土地等方面的费用，若农户自身的积蓄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其发生借贷的可能性较大，具体的投资计划往往也意味着较高的潜在偿债能力;保守型农户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满足自身基本生活及消费需要的情况下，无意通过投资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取更多收益，发生借贷的可能性较小。由此提出以下假说：
H4：投资计划对农户的借贷行为产生影响，有投资计划的农户对资金需求更强烈。
（二）模型设定
根据调研数据特征，研究采用Tobit模型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Tobit模型的基本原理和假设如下：
其中，[α0]表示常数项，[αi]（i =1，2，…，10）表示待估变量的系数。Tobit模型描述的是解释变量与潜变量的关系，直接回归结果无法体现经济含义。为了体现解释变量对实际观测到的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需要计算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即在控制其他所有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特定解释变量变化1单位对实际被观测到的被解释变量条件均值的影响。边际效应的计算公式如下：
（三）变量设置
本文尝试揭示农户的家庭财富特征、投资意愿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选择农户借贷金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了农户在双重信贷约束下愿意借贷且能够获得的贷款额度。
根据代表性与不相关原则，本文核心变量选取人均耕地面积代表家庭资产，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代表收入结构，用借贷用途、计划未来投资5万元以上项目等变量反映农户投资当前与未来计划刻画农户投资意愿。其中，农户借贷用途有生产性用途、非生产性用途之分，在调查样本中部分农户当年借贷既有生产性用途也有非生产性用途，因此在变量设置时，同时引入两个虚拟变量，分别表示全部用于生产性用途以及全部用于非生产性用途，以区分混合使用借贷资金的样本农户。
此外，引入了代表户主个人特征的户主年龄和户主性别、代表家庭特征的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比重、代表金融意识的利率是否合适与家庭资产抵押意愿、代表借贷特征的借款渠道等控制变量，具体说明见表1。
（四）数据来源
为了能够深入了解河南地区农户的借贷行为特征，本文选取河南省郑州市、濮陽市、南阳市及商丘市等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调研。郑州市和濮阳市位于黄河沿岸，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南阳市有“中州粮仓”之称、商丘市有“豫东粮仓”之称，是典型的农业大市和产粮基地。调研地区传统农区特点明显，农业要素禀赋高，农业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具有典型小农经济特点。
本次调查采取典型抽样和随机走访的方式，对当地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收集问卷250份，其中有效问卷219份，问卷有效率为87.6%。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了农户的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特征、近三年半贷款经历、受到信贷约束情况、贷款意愿、抵押意愿和投资意愿等方面。
根据数据特征及研究目的，对2013—2016年上半年农户样本数据采用独立混合截面处理，即忽略大样本独立抽取数据的时间效应，将短面板数据截面化，从而获得876个农户的横截面数据样本，以此开展研究。
三、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解释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在本次调查的样本中，户主年龄多大于40岁，其中男性户主数量居多;大部分家庭的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总比重都超过了0.5，其中占比处于0.71—1水平的居多，占比43.84%;50.68%的农户种植面积处于5-10亩的规模，32.42%的农户种植面积小于5亩，大部分农户种植自有土地，经营规模有限。只有极少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扩大种植规模;家庭收入5万元以下的农户比例最大，占比60.27%;样本中绝大部分农户从事农业活动同时从事其他工作，其中纯农户有18人，从事兼业的农户有201人，占比达92%;农业收入占比处于0—0.25水平的农户占比最大。表2展示了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调查样本中共有99位农户在近三年半发生过借贷行为，共计借贷211次。其中，正规金融机构借贷61笔，民间借贷150笔，农户更倾向于向民间借贷途径寻求贷款;从借款用途来看，63%的贷款为生活性用途，只有36.97%的贷款被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生活性借贷比例远高于生产性借贷的比例。
（二）模型回归及结果解释
1. 全样本条件下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运用Stata14.0进行分析，为了避免混合截面数据中不同个体之间存在自相关的情况，回归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
在回归结果中，农户人均耕地面积、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借贷利率是否合适、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从其他渠道获得贷款、借贷用途为生产性用途、愿意抵押自家宅基地和承包地、计划未来投资5万元以上项目等变量显著，户主年龄、性别、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比重、借贷用途为非生产性用途则不显著。
（1）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借贷规模的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资金借贷具有显著正向关系，验证了假设H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加意味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户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获得生产规模收益，对设备、原料等生产要素需求也随之增加，生产资料的资金投入越大，农户需要资金融通的可能性相应增大，借贷金额也相应增加。土地具有硬约束，在借贷时能够发挥隐性的担保功能，有利于农户借贷规模的增加。
（2）家庭收入结构对农户借贷规模的影响。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越高，家庭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的比重越大，其收入来源单一，非农收入比重较低，难以通过非农收入来平滑家庭生产和生活消费，无法有效应对风险和突发事件，一般借贷需求较大。
实证结果显示，农业收入占比与农户借贷规模呈现显著反向变动关系，即农户农业收入占比越高，借贷规模越小，与假设H2矛盾。进一步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业收入占比高的农户多以种植粮食为主，主要由种粮大户、年龄偏大且未丧失劳动能力等群体构成，调查农户在粮食种植时普遍反映靠天吃饭，对改善种植条件、提高种植技术等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并不感兴趣，即便是种粮大户，也多倾向于以多取胜，对种植的单位收益并不關注，对资金需求并不旺盛。同时粮食种植比较收益较低，资金供给方的借贷倾向也不甚强烈，农户借贷自我排斥明显，双重约束下导致农业收入占比高的农户借贷规模低。
（3）投资驱动对农户借贷规模的影响。生产性用途对借贷规模具有正向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与假设H3一致。农户将借贷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常常意味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资产的增值，反映了一定的潜在偿债能力，如果项目运行顺利，则再借贷需求旺盛，因此对农户获得贷款的金额产生显著影响。生活性用途借贷主要是平滑当前消费，借贷不产生经济回报，也不具有持续性，对借贷规模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表示未来投资计划的变量对农户贷款需求存在正向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符合假设H4预期。未来有明确投资计划的农户属于进取型农户，有较强的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和提高自身收益的意愿，农户要实现自己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目的，则借贷需求增加。未来没有投资计划的农户属于投资上的保守型，更加偏向安于现状，在原有经营水平能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的情况下，借贷需求相应较少，这一点在分样本研究中能够得到进一步验证。
（4）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户借贷规模的影响。户主个体特征及家庭特征对借贷规模无显著影响，借贷渠道、是否愿意抵押自家宅基地和承包地意愿两个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利率是否合适在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检验。
无论何种借贷渠道均制约农户借贷规模，这也是当前农户借贷难的普遍反映。借贷规模均值仅0.88万元，最多的农户可达30万元，且是多途径借贷所得，少的仅800元，三年半内有借贷经历的农户不足50%，在当前农村借贷市场中，无论何种借贷途径都会制约农户借贷规模。认为利率合适的农户对利率的接受程度高，更倾向于较大的借贷规模。土地作为一种“生存保险”，被农民深深依赖，土地确权后，随着产权抵押政策的推进和相关配套服务的完善，金融机构逐渐开展农地产权抵押贷款业务，农户可以使用土地产权进行抵押贷款。农户愿意抵押自家宅基地和承包地表明农户对资金的需求较为急切，且对于金融产品的接受程度较高，借贷的概率及金额相应较高;不愿意抵押自家宅基地、承包地的农户，其资金需求相对没有那么迫切，或对金融产品存在排斥心理，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概率较低。因此，认为利率合适和愿意抵押自家宅基地、承包地是农户资金需求迫切的体现，是农户金融意识的反映，具有较强金融意识的农户，其借贷需求均较为旺盛。
2. 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农户的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务农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组成，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与农户的打工收入比重存在相关关系，因此本文使用农户打工收入比重作为农业收入比重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展示在表4的模型（2）中，受篇幅限制，本文只展示核心变量的计量结果。
根据表4结果展示，使用代理变量回归后的模型（2）中的显著变量与原模型（1）的主要回归结果一致，且显著程度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原模型回归结果较为稳健。实证结果显示，打工收入占比高的农户，家庭收入以务工方式分配社会财富，一般不直接组织生产活动，且对家庭消费具有较好的平滑作用，因此资金借贷需求小。 3. 分样本回归结果及解释。生产性投资意愿是指农户愿意为在非农领域或农业领域进行创业活动或在农业领域扩大再生产规模的程度。不同农户的投资偏好有所差异，进一步影响农户的借贷规模。根据农户的生产性投资意愿，对不同投资偏好的农户进行界定，将具有具体投资计划的农户分为进取型，而无明确投资计划的农户分为保守型，并对两类农户进行差异性研究，进取型农户的计量结果如表5模型（3）所示，保守型农户的计量结果如表5模型（4）所示。
本文仅对二者家庭收入结构与借贷用途对借贷规模的影响进行差异性比较，具体分析如下：
（1）不同类型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对借贷规模的影响差异。进取型农户其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借贷规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保守型农户农业收入占比的影响不显著。根据前面分析，农业收入占比高的家庭，农户信贷规模受限，这与传统农区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关系密切，在“求多不求质”的经营理念下，即便是进取型农户，农业收入占比较高也会对借贷规模产生负向影响。同时也意味着传统农区农户面临信贷约束较为严峻，即便是生产性需求，也同样难以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
（2）不同类型农户的借贷用途对借贷规模的影响差异。保守型农户生活费用支出较为谨慎，生活性借贷需求有限，对其借贷规模无显著影响;进取型农户通常具有较强的投资意识，无论是用于生产性借贷还是生活性借贷引发的信贷规模增加都较为显著。因此，农户生产性借贷需求对进取型农户和保守型农户借贷规模有影响，生活性借贷需求仅仅会影响进取型农户，从边际效应来看，进取型农户从正规借贷渠道及民间借贷渠道获得的贷款金额均大于保守型农户获得的贷款金额。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基于河南省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Tobit模型对家庭收入结构、投资驱动影响农户借贷规模的机理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传统农区借贷规模有限，均值仅有0.88万元。农户借贷规模受家庭土地资产、收入结构与投资驱动影响显著。土地资产丰富、借贷为生产性用途的农户能获得更高金额的贷款，而农业收入占比高的农户，受自我排斥和外部金融机构双重约束，借贷规模较低。进取型农户和保守型农户借贷情况存在明显差异，进取型农户生产性用途和生活性用途的贷款额度均有明显提升，保守型农户仅生产性借贷用途贷款额度增加，生活性用途对其获得的贷款额度无影响。
（二）对策建议
1.激发农户内在动力，增强自我投资意识。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主体作用，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从研究结果来看，尽管进取型农户可以获得更高额度的生产性和生活性借款，大部分农户仍然缺乏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借贷规模仍然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新型农业主体的培育，鼓励返乡创业，为农民创业提供相應的优惠政策和补贴，同时充分发挥当地乡贤及成功创业人士的示范作用，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聘请高校、研究院等专家深入农村进行技术指导和农业技能培训，引导农民升级农业产业经营方式，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增强自我投资意识，实现自身财富积累。农户的有效金融需求不足制约了农村地区传统农业升级和转型，其自我约束多来自对金融的错误认知。在农村地区由专人进行系统性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提升农民的金融素养和金融意识，了解征信体系及信用的重要性，加强对政府创业政策优惠及利率补贴等信息的宣传，使广大农民明确自己需要的金融服务种类以及如何方便地获得，享受到普惠金融的发展成果。
2. 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全面满足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研究结果显示，农户信贷规模有限，户均借贷规模仅有0.88万元，当前要有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仍然需要构建由正规金融机构为主，新型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元化金融体系，适度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标准，充分发挥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机构的高适应性特点，为农民的自我发展提供更多机会。金融机构根据不同地区需求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下沉服务重心，对小额贷款实行批量授信，依托网络银行等平台简化贷款审批流程，提高放款效率。针对传统农区农作物种植特点，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推出新型农业保险产品，采取“保险+期货”的模式，规避农业生产中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波动等风险，助力传统农区产业的稳步发展。
3. 分类引导农户创业就业，提高家庭非农收入占比。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农区普遍存在人多地少的情况，农业收入占比高的家庭，对农地依赖度较高，通常是采取有量无质的粗放型经营，考虑到农作物投入产出收益有限，又不愿意过多投入，借贷需求和实际借贷行为之间存在矛盾，借贷规模十分有限。
因此应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在积极激发农户内在动力的基础上，对农户实施分类引导，拓宽积极进取型农户的投资渠道和投资领域，积极创业，改进农业种植方式，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同时积极引导劳动力丰富的保守型农户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能力，增加工资收入占比，丰富家庭收入结构，实现农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Feder G，Feeny D. 1991. Land Tenure and Property Rights：Theory a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Policy[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5（1）.
[2]褚保金，卢亚娟，张龙耀.信贷配给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9，（6）.
[3]张梓榆，温涛，王小华.“新常态”下中国农贷市场供求关系的重新解读——基于农户分化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8，（4）.
[4]程郁，韩俊，罗丹.供给配给与需求压抑交互影响下的正规信贷约束：来自1874户农户金融需求行为考察[J]. 世界经济，2009，（5）.
[5]普兰纳布·巴德汉，克利斯托弗·尤迪（美），陶然译. 发展微观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张杰. 解读中国农贷制度[J]. 金融研究， 2004，（2）.
[7]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调整的绩效：金融需求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孟樱，王静.农户信贷需求和融资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324户农户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7，（3）.
[9]秦建群，秦建国，吕忠伟.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1，（9）.
[10]贺莎莎. 农户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花岩溪村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08，（1）.
[11]马燕妮，霍学喜.专业化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特征及其决定因素分析——基于不同规模专业化苹果种植户的对比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7，（8）.
[12]蔡海龙，关佳晨.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借贷需求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8，（4）.
[13]易小兰，蔡荣.放宽市场准入下农户借贷渠道选择及信贷可得性分析[J].财贸研究，2017，28（10）.
[14]朱守银， 张照新.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供给和需求——以传统农区为例[J].管理世界，2003，（3）.
[15]赵建梅，刘玲玲.信贷约束与农户非正规金融选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4）.
[16]张珩，罗剑朝，罗添元.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农户借贷响应——来自苹果主产区784户农户的经验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 39（8）.
[17] 李庆海，吕小锋，李锐.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户跨越融资的双重门槛吗？——基于江苏和山东两省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16，（6）.
[18]褚保金，卢亚娟，张龙耀.农户不同类型借贷的需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江苏省泗洪县为例[J].江海学刊，2008，（3）.
[19]牛荣， 罗剑朝， 张珩. 陕西省农户借贷行为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4）.
[20]谭燕芝，李维扬.什么因素影响正规农户小额信贷——基于“北大花旗”数据库的农民家庭借贷行为调查[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9（5）.
[21]冯旭芳. 贫困农户借贷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世界银行某贫困项目监测区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7，（3）.
[22]潘海英，翟方正，劉丹丹.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借贷需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温岭市的调查[J].财贸研究，2011，22（5）.
[23]周天芸，钟贻俊.金融意识及其对农户借贷选择的影响[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2）.
[24]常俊，余国新，李先东.投资偏好视角下棉农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5，（12）.
[25]伍艳.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全国和分区域的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2013，52（1）.
[26]易小兰，钟甫宁.农户贷款利率改革的福利分析——以江苏、河南与甘肃农村信用社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1，（4）.
[27]何婧，田雅群，刘甜，李庆海.互联网金融离农户有多远——欠发达地区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及影响因素分析[J].财贸经济，2017，38（11）.
[28]张海洋，李静婷.村庄金融环境与农户信贷约束[J].浙江社会科学， 2012，（2）.
[29]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0]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J].中国乡村研究，2009，（12）.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517087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