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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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效果一直受到经济学界的持续关注。文章从环境管制的内涵与类型、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理论探讨、实证检验、有效政策设计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展展开评述和总结。主流观点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管制短期内会损害产业竞争力，但长远来看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市场激励型与非正式环境管制的正向诱导作用不可忽视;政策制定的灵活性与区域差异化越发受到学界的重视。结合中国的现实，拓展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研究边界、利用企业层面数据测度环境管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产业升级的影响等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关键词]环境管制; 产业升级;波特假说
　　[中图分类号]F062.9;X1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4-0049-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却步入发达国家后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尤其在近年来，一系列以雾霾天气频发为代表的污染群体性事件急剧爆发，使得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与紧迫，要求保护环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我国政府采取诸如污染排放标准、能源税、碳交易等一系列環境管制行动，以期扭转生态恶化的局面，污染型产业的生产规模得到了一定的控制。然而，被环境管制对象（主要是企业）也会不得不承担相应的成本，这直接关系到一系列生产决策的制定与调整[1]。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环境管制对一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已成为学界、公众与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
　　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政府都采取了环境管制措施，而全球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进入了低迷期。这引发了学术界对环境管制相关影响、管制力度是否应该加大的又一轮研究热潮。到底什么是环境管制？它包括什么样的方式？其对产业升级又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在什么样情况下应该侧重采取什么样的管制方式？本文针对以上问题，从环境管制的内涵与类型、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理论研究、实证检验、政策设计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展开评述，并指出环境管制影响产业升级的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促进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该问题的进一步认识与关注，对于我国实现环境保护与产业升级的双重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环境管制的内涵
　　近年来，虽然有关环境管制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环境管制这一名词本身的含义与类型，学术界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一） 环境管制的定义
　　国内外关于环境管制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对于实施环境管制的理由，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企业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严重威胁生态环境、公众健康乃至居民日常生活，但又不为此承担任何成本，所以必须加以管制;二是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属性，而在产权归属不明晰的情况下，其往往会被视为无偿使用的公共资源，从而导致保护环境的激励机制失效甚至“公地的悲剧”。总之，以上两点都可以归结为“市场失灵”的表现，需要环境管制来纠正。
　　为此，关于环境管制的定义，最早学者界定为行政手段的实施，如潘家华[2]指出，环境管制是政府以非市场途径对环境资源利用的直接干预。具体干预形式是多样化的，比如，为防治大气污染，京津冀区域明令禁止使用低效高排燃煤，淘汰重点区域燃煤小锅炉，淘汰小火电厂等;北京餐饮行业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等。随着这些行政管制手段被证明缺乏成本有效性，学界开始注意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傅京燕[3]总结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对污染企业采取一系列管制措施，从而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随后，生态标签、环境认证、自愿协议等自愿性环境管制的实施，使环境管制的含义再次修正，赵玉民等[4]将环境管制的边界做了进一步的拓展，认为环境管制是一种为了保护环境、约束个体或组织行为的有形制度或无形意识。
　　（二）环境管制的类型
　　一般而言，现有环境管制的研究认为，环境管制的方式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行政-命令式（Commandandcontrol regulation），即由政府规定哪些行为必须禁止或被限制，如标准、配额适用限制、许可证等。第二类是市场型管制（Marketbased regulation），包括经济方式与产权方式两种，前者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即征收环境污染税;后者是清晰界定产权边界，使得产权的市场化交易成为可能，如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第三类是非正式管制（Informal regulation），又称隐性管制、自愿管制，即内在于个人的、无形的环保意识等，如与污染者谈判、环保组织游说政府、污染事件的媒体曝光率等。
　　（1）第一种方式是世界各国最广泛的环境管制手段，执行成本低，可操作性强，但经济效率较低。
　　（2）第二种方式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其中，经济方式起源于Pigou[5]理论，他指出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源是经济行为的外部性，而要想解决经济活动的这种外部性，必须开征污染税，其最优税率应该等于企业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害;产权方式让生产者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做出决策，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同时也规避掉以往行政管制的弊端。
　　（3）第三种方式的出现是为了弥补以上两种管制方式的缺失或强度较弱的问题，其核心在于环保意识，主要包括政府引导下的环保主义者以及分散化的社会公众等参与环境保护行动，对污染行为进行公害诉讼，媒体曝光重大污染事件影响企业信誉和社会形象，日常自觉使用低碳环保设备，家庭垃圾精细化分类、回收与再利用等。这种非正式的环境管制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受到近年来学者[6-8]越来越多的关注。
　　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在关于环境管制内涵定义与类型划分上不断突破原有层面约束，以使环境管制适应现实需求，获得新的解释力。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环境管制已成为各国环境保护的现实选择。
　　二、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理论研究进展 　　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一直是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的问题，亟待解答，也成为学术界理论探讨的热点话题。产业升级通常被认为是由于要素的充裕程度发生变化，从而使一国的竞争优势发生改变，产业也相应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移的过程[9]。而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系统后，产业升级也表现为在既定产出下对环境损害最小，或耗费同样的环境容量，产出最大化。目前来看，从理论层面环境管制對产业升级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
　　（一）环境管制有利于产业升级
　　主流观点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管制能够使产业（企业）实现绿色生产和竞争力提高的“双赢”状态。最早提出这一观点且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是Michael E. Porter，其观点被称为“波特假说”。Porter[10]认为，虽然从静态角度看，在短期内环境管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但从长期动态看，恰当设计的环境管制会激发企业创新，减少污染，并且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Porter和Linde[11]又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来实现“双赢”。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当企业面对环境管制时，势必会更加理性的处理环境保护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并会选择低污染和更有效的生产方式。这有助于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和提高对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效率，达到减少污染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进而可以部分甚至全部地补偿管制给企业增加的成本，如果这种“创新补偿”效应足够大，则可以比不受环境约束的企业更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当人们普遍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需求加大时，提前通过创新手段，实现了绿色化生产的企业会更受市场的青睐，在国际竞争中会更具有优势，即所谓的“先动优势”。
　　在此基础上，波特假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与阐释，归纳起来分为两大分支。
　　第一分支是基于委托代理成本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企业管理者可能是风险规避者，反感任何需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变动[12]，或者是受以往习惯影响[13]，脱离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假设，他们往往会放弃一些过于冒险、成本过高或偏离了其管理习惯的投资机会，而这些机会对于企业自身发展而言可能会促进创新、获取可观的收益。如此以来，一旦环境管制强制要求这些投资或让投资具有更高的回报时，管理者会改变决策行为，从而促进企业研发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利润的改善。此外，Ambec和Barla[14]发现企业管理者往往会投机夸大清洁技术研发成本进而从中获取中间差，而环境管制会降低管理者所获取的中间差，间接刺激技术创新，增加企业经济利润。
　　第二分支是市场失灵背景下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研究。一方面，在信息不对称竞争中，严格的环境管制会为本国企业提供战略优势，激发被规制企业自发挖掘“先动优势”潜力，从而促进产业升级，扩大国际市场份额[15];对于不完全竞争且差异化环境影响而言，André等[16]从产品差异化角度建立寡头竞争模型，假设两家企业在进行价格竞争之前同时选择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或标准技术进行生产，发现环境质量最低标准会让所有企业寻求帕累托改进，促进技术研发; Qiu等[17]进一步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企业异质性与一般均衡的角度出发，理论研究发现波特假说对于同一行业高能力企业能够成立，而对于低能力企业来说并非如此，主要原因在于严格的环境管制会导致企业在保持原有生产规模条件下增加创新投资的正向激励（即正向环境管制成本抵消效应）与缩减生产规模从而降低创新投资的负向影响（即负向规模效应），低能力企业往往负向规模效应超过了正向成本抵效应，进而缩减生产规模甚至会退出市场，同时会刺激在位高能力企业进一步增加创新投资，如此一来，严格的环境管制可能会通过鼓励企业进入和退出来改善受管制行业的企业构成，显著提高了整个行业平均生产率，有效促进了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面对技术外溢， Mohr和Saha[18]建立一个干中学模型，当企业研发投入会以技术外溢的形式让竞争者受益时，清洁高产技术研发往往会投资不足，而环境管制会强制企业进行内生的技术研发，从而促使企业从低投入的均衡状态转向高投入的帕累托改进状态; Greaker[19]拓展到上游企业技术外溢，得出类似的结论;黄德春和刘志彪[20]进一步发现，相比而言，采用最低技术水平的国家往往从新技术的使用中受益最大，缺乏技术积累的国家往往更容易技术转换，因此，发展中国家进行环境管制，能够获得显著收益。
　　（二）环境管制阻碍产业升级
　　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管制尽管会有助于环境友好型技术水平提升，但不能完全抵消因生产成本加重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不利于产业升级。Cropper和Oates[21]从静态的角度出发，认为在给定企业技术水平、生产过程、消费需求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环境管制必然会加重企业生产负担，减弱企业市场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技术创新。Xepapadeas和Zeeuw[22]论证了排放税会促使老旧机器的淘汰，降低固定资本存量寿命，从而促进生产水平现代化，但难以完全抵消额外管制成本带来的竞争力损失。Feichtinger等[23]则认为，一旦提高污染排放税税率，企业为了在排放单位污染的同时生产更多的产品，通过学习改进原有机器设备来提高单位污染排放的产品产出率，进而会增加平均使用寿命，阻碍整个经济系统的产业升级。Gans[24]发现严格的碳排放限额会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损害有关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技术研发积极性，同时会激发有关替代能源的技术研发投入;但受碳排放稀缺性影响，整体来看技术研发活动会受到制约，并不利于产业升级。
　　显然，波特假说的支持者并不能宣称所有环境管制都有利于产业升级;其反对者也不能否认在一些情形下环境管制对某些行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这种理论争议为实证检验提供了极好的切入点，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
　　三、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进展
　　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早期主要在发达国家开展，随着各国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行业或企业层面关注这一问题。直到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从全球跨国层面、行业异质性等角度入手开展了环境管制影响研究的实证讨论。正如上文所描述的，产业升级是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移的过程，促进研发/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按照研究的边界，目前已有的相关实证检验可分为“弱波特假说”与“强波特假说”两类。其中，前者主要考察环境管制对研发/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升级的影响，大体形成统一结论;后者则是检验环境管制对产业竞争力以及产业升级的影响，学术界至今也未达成一致意见[25]。 　　（一） “弱波特假说”的实证检验
　　大多数文献认为环境管制在促进企业研发/技术创新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诱导作用。其中，Jaffe和Palmer[26]运用面板数据研究美国制造业总研发支出与治污支出（即严格环境管制的代理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污染减排支出每增加1%，研发支出增加0.15%，但与专利数量不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影响。然而，若将专利限定在环境友好型范围内，Popp[27]、Arimura等[28]、Johnstone等[29]、Fabrizi等[30]发现了其与环境管制存在正相关关系。
　　具体到中国的环境管制，赵红[31]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滞后3期的技术研发支出与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技术研发支出增长19%，专利数量增长0.3%，从而证实了环境管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Zhao和Sun[32]得出东部与中部地区存在“弱波特假说”但西部地区并不显著的结论。
　　由此可见，选取的不同关键衡量指标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可能会截然不同。现有研究将技术创新通过研发投入、专利数量等指标来描述，得出的结论指导意义较为有限。实际上推动产业升级所要求的创新不仅仅是技术改进，也包括产品或服务设计、生产流程、市场拓展、服务形式等方面的改进。尤其在当今互联网、共享经济时代，产业创新与升级的形式多样化，关于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研究范畴亟需进一步拓展。
　　（二） “强波特假说”的实证检验
　　（1）一些学者认为环境管制能够有效提高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Berman和Bui[33]对美国洛杉矶南海岸一些受到空氣质量严格管制的炼油厂进行生产率的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尽管环境管制给这些炼油厂造成了成本上升，但是在1987年至1992年其它地区炼油厂生产率出现下降时，该地区的炼油厂生产率得到了迅速提升。Boyd等[34]通过构建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环境管制造成的效率损失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促进了玻璃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环境绩效的改善的同时，[KG-*4]“创新补偿”效应超过了环境管制带来的效率损失。Murthy和Kumar[35]利用1996年至1999年间印度92家制糖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环境管制强度的提升，企业的技术效率也得到了提高，从而验证了“强波特假说”的真实性。Managi等[36]通过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市场产出（石油天然气产量）、环境产品（水污染、石油泄漏）、综合产品来分析经济增长的来源，研究发现加重环境管制遵守成本将会提高环境产品与市场产出的生产率，通过实地采访得知这一生产率效应并不是偶然，而是为了服从环境管制恰当改进生产过程所引起的。Hamamoto[37]以日本高污染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污染治理支出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进而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Albrizio等[38]在构建跨国层面环境政策强度指标的基础上，从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证实了环境规制通过淘汰生产率低下的企业来提升行业整体生产率。
　　具体到中国的环境管制，大多数学者证实了“强波特假说”的存在，环境管制可作为一个有效的倒逼机制驱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李眺[39]从服务业与工业比重变化的角度得出环境管制有助于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调整结论。对于工业生产活动而言， Zhang等[40]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得出了只有严格而系统的环境规制政策，才能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诱导产业结构升级。韩超等[41]进一步诠释到，约束性污染管制会显著减弱污染行业（被规制行业）内的资源错配程度，促使污染行业内资本要素流向高生产率企业，同时也提高了污染行业内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有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2）一些学者实证研究得出环境管制挤占生产成本进而损害企业竞争力、阻碍产业升级的结论。Gollop和Roberts[42]估算出美国19世纪80年代SO2排放管制使生产率增长降低了43%。Gray 和Shadbegian[43]发现制浆造纸厂污染治理成本越高，生产率水平会越低，而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综合性厂房更为显著，在非综合性厂房可以忽略。PicazoTadeo等[44]基于西班牙瓷砖生产企业数据，研究发现若污染处理是免费的，企业产出将会上升7%;但污水处理成本加重了，企业产出仅会上涨2.2%，这说明，环境管制并不利于产出的增加。
　　具体到中国的环境管制，也有部分学者发现环境管制会损害产业竞争力。许冬兰和董博 [45]通过分析1998—2005年我国环境管制对工业技术效率和生产力的影响，发现虽然环境管制使中国工业技术效率得到提高，但对于生产力发展、产业升级却产生了负面影响。Yang等[46]基于准倍差法，首次研究了我国碳强度约束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碳强度约束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归咎于“自上而下”型减排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生产负担，短期内企业难以通过快速调整要素组合或选择合适的生产技术或更新生产设备来适应减排政策的冲击，而且这种负向影响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尽管如此，李钢等[47]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同样得出类似的结论，发现如果提升环境管制强度使工业废弃物排放完全达到现行法律标准，将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影响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3）也有些学者认为环境管制与生产率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关系，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首先，在时间维度上，由于技术创新本身所需的时间相对较长，特定的环境管制水平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呈“U”型，长远来看能够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 Lanoie等[48]以加拿大17个制造业部门数据为例，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当期会损害生产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3年至4年后），生产率会得到显著提高，并能够弥补第一年的效率损失;而且，对于高度竞争行业而言，这种时间滞后期效果就更加显著。也就是说，尽管环境管制在短期内会给生产率带来“阵痛期”，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会通过诱导企业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同样地，韩超和胡浩然[49]发现中国清洁生产标准规制能体现规制的信号机制与倒逼机制，尽管给产业施加的挤出效应具有一次性特征，但其累积学习效应的边际影响呈现严格递增的“J”型特征，最终在规制实施3年左右超出挤出效应。 　　其次，在强度维度上，环境管制与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争议。张成等[50]从理论上发现在强度维度上也存在一种“U”型关系，即较弱的环境管制强度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而较高的环境管制强度则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而且这一理论发现在1998—2007年中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得到验证。类似地，童健等[51]基于异质性行业的差异化行为机制，发现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取决于其对污染密集行业和清洁行业的经济产出影响的相对大小，而对具体行业的影响取决于环境管制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与技术效应的相互博弈，从而最终使环境管制与产业升级的影响呈“J”型特征。张同斌[52]同样也认为，低强度或较弱的环境管制难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高强度环境管制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管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然而，Perino和Requate[53]、Wang和Shen[54]进一步发现环境管制强度与新技术采用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均呈倒“U”型特征。
　　再次，环境管制与产业升级之间没有显著关系。Alpay等[55]选取1962—1994年美国食品行业的数据，研究结果发现，美国的环境管制对美国食品行业的盈利能力和生产率并没有什么影响。Becker[56]通过评估美国所有制造行业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发现环境管制与生产率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且这一结论不受时间与空间范围的影响。 Rubashkina等[57]运用1997—2009年17个欧洲国家制造行业数据，采用工具变量估算法并没有发现“强波特假说”的证据，环境管制并没有影响生产率。
　　总结目前已有的国内外最新文献，关于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在表现在影响方向以及影响程度等方面。这些差异可能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首先，环境管制本身有其复杂性，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环境管制目标、使用的环境管制工具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分析出的政策冲击影响肯定也有所不同。其次，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企业间和行业间资源禀赋、要素投入结构都存在较大差距，而这些决定了不同地区间环境管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巨大差异。最后，环境管制指标的选取以及实证模型的选择，通常带有研究人员的个人主观倾向，得出的结论也会因此而存在差异。
　　四、为有效促进产业升级的环境管制政策
　　鉴于各国环境管制已成既定事实，仅仅探讨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已不足以完全支撑政府决策。为了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如何设计环境管制路径成为学术界与政府面临的难题，亟待解答。对此，国内外学者们从管制工具的选取与差異化管制政策的制定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索。
　　（一）环境管制工具的选择
　　学界普遍认为市场型环境管制要优于其他类型的环境管制工具。在激发企业研发的效果上，Jaffe等[58]与Popp等[59]认为环境管制的市场手段（如税收、可交易额机制等）要优于直接手段（如技术标准等）。在提升生产率的效果上，Albrizio等[38]发现这种正向影响并不依赖于该国现有规制水平的强弱，而取决于环境政策的类型，其中，市场型环境政策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可以允许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生产技术和技术调整时间，因而使市场型环境管制政策更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Xie等[7]基于松弛的效率评价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以中国2000—2012年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也发现市场型环境政策对生产率的正向激励要远远强于行政-命令式管制手段。
　　就具体的市场型环境管制而言，投资型要优于费用型;合理利用管制（如环境税、排污权拍卖）所得收入会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原毅军和刘柳[60]将市场型环境管制划分为费用型（即未形成固定资产且短期的，如税收、监管费用等）和投资型（形成固定资产且存在长期影响的，如环境友好型技术投资等）两类，研究表明，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强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而费用型环境规制不仅会加重企业的生产负担，而且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在市场型环境管制所得收入的分配上，Oueslati[61]、Williams 等[62]、Karydas和Zhang[63]、陈素梅和何凌云认为将环境税收入以企业或个人所得税、补贴减排技术的形式转让给经济体，在减轻经济负担的同时，正向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升生产率水平。
　　此外，非正式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肯定，尤其是对难以受到正式环境管制有效监管的中小企业而言，其影响不容忽视。原毅军和谢荣辉[64]选取1999—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发现非正式规制强度指标总体上与产业结构调整正相关，而中小企业已成为中国工业污染的主力军，政府应该重视并加强非正式环境管制的力量。Xie等[7]发现以受教育水平为中国非正式环境管制强度指标时，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成显著正相关关系，意味着教育在中国非正式环境管制效果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环境管制政策灵活性与差异化
　　不少学者注意到环境管制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化，强调政策制定的灵活性。Majumdar和Marcus[65]利用150家电力企业的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研究了不同类型的环境管制手段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性的、能赋予企业较多自主权的管制方式对生产率有正面影响;而全国性的、缺乏灵活性的管制方式对生产率有负面影响。类似地，Johnstone等[66]也发现与环境管制强度相比，其灵活度与稳定性对生产率的影响更为重要。Ramanathan等[67]进一步发现面对灵活的且具有更多企业自主权的环境管制，企业创新能力会显著提高其运营绩效，反之亦然。 　　鉴于此，具体到中国环境管制，东部地区应重点采取市場激励型环境管制，中西部地区应重点采取命令型管制手段。在区域差异方面，童健等[51]发现中国环境管制对产业省级的影响呈“J”型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已处于“J”型曲线的右侧，应重点采取市场激励型环境管制政策，通过排污费、排污许可证交易等市场手段发挥环境管制的外部性效应;中部和西部地区尚处在“J”型曲线的左侧，多采用命令型的环境规制政策以约束工业行业的生产行为，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Ren等[8]基于STIRPAT模型，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地区应多采用市场激励型环境管制与非正式管制，中部地区应多采用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管制，西部地区应采用命令环境管制手段。
　　在进行环境管制政策路径设计上，近期文献注意到了环境管制工具的选择与区域差异化考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初步回答了有关什么情形下侧重什么样的环境管制方式，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五、结论与展望
　　随着各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以及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低迷期，环境管制对一国产业竞争力或产业升级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从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在环境管制是什么，有哪些手段，如何影响产业结构以及如何制定环境管制政策方面，研究成果颇丰。首先，在环境管制的内涵方面，虽然目前研究未对环境管制的定义达成共识，但环境管制手段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非正式管制三类这一点，获得了学者们的一致认可。其次，在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方面，虽然学者们对影响方向的看法有很大的不一致，但恰当设计的环境管制能够使产业（企业）实现绿色生产和竞争力提高的“双赢”状态这一观点至今占据主流地位。再次，在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上，就环境管制对企业研发/技术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这一点来看，学者们意见统一;而在环境管制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向以及显著性方面，大致分为正相关、负相关与不确定三类观点，其中环境管制在短期会损害产业竞争力但长期来看会促进产业升级的观点越来越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可。最后，在有效促进产业升级的环境管制政策方面，一方面，学界普遍认为最优的是市场激励型管制，非正式环境管制的作用也越发不容忽视;另一方面，政策制定的灵活性与差异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若具体到中国环境管制，东部地区应重点采取市场激励型环境管制，中西部地区应重点采取命令型管制手段。
　　总的来说，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尤其在当今互联网、共享经济时代，产业创新与升级的形式多样化，关于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研究边界亟需进一步拓展;此外，结合中国的现实，利用企业层面数据测度环境管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产业升级的影响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对下一步的环境管制政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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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 Literature Review
　　Chen Sumei， Li Gang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have still received continuous attentions from economic scholar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and summary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from 4 perspectives， i.e.，the contents and the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empirical tests， and the effective policy designs. The mainstream view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welldesign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ould harm th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short run， but foster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long run; the positive induction effects of marketoriented and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e flexibility of policy desig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also receive more and more academic attentions. In the light of China′s reality， there exist some further problems to be studied such as the extension of research frontier of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e calculation of its effects on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enterprises under all forms of ownership.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Porter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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