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下环境绩效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张长江 张玥

　　【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绿色风暴”在资本市场劲吹，环境信息披露成为上市公司必选项，而环境绩效作为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关键因素日益受到关注。文章以2012—2016年我国A股148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绩效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并就媒体关注在上述关系中的角色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环境绩效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起正向影响，媒体关注在其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媒体关注作用存在差异，对民营企业的调节效果明显强于国有企业。
　　 【关键词】 媒体关注; 环境绩效; 环境信息披露; 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03-0103-06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仅是国家宏观政策指向，而且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选择。学者们对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发现环境绩效是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和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基于理论视角的不同，已有文献呈现多种研究结果，包括正相关、负相关以及U型关系等。在公开资本市场中，环境信息披露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 1 ]。近年来，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规范等明确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要求，但我国尚处于转型期，正式制度的完善并非朝夕可就，必须同样重视非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 2 ]。随着数字网络及大众传媒的普及，媒体关注作为一项重要的激励机制，被视为正式制度不足的有效补充。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和普及中能够引导舆论走向[ 3 ]。环境危机事件造成的舆情危机、公共危机时有发生，媒体不仅能够发挥监督职能、传播环境信息，而且有助于构建环保意识、维护公共利益[ 4 ]，如紫金矿业污染、山西三维集团违规倾倒废渣、腾格里沙漠排污等事件，均由媒体全程关注并推动解决的。
　　 本文试图将媒体关注、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纳入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内容分析法建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代理指标，探索企业环境绩效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以及媒体关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
　　 自愿披露理论认为，环境绩效好的企业乐于提供更多环境信息，彰显自身相对于同行的明显优势以获得超常回报;而环境绩效较差的企业，只能选择披露较少信息或对其环保表现保持缄默，以避免负面影响。以往文献表明，为避免逆向选择问题，公司往往有意向披露好消息以便与具有坏消息的公司区分开来[ 5 ]。合法性理论则强调，信息披露是企业面临社会压力、政治压力的一种体现，环境糟糕的企业面临更多的政治和社会压力，其合法性受到威胁，他们试图增加可自由支配的环境披露以改变利益相关者对其实际表现的看法。因此环境绩效差的企业更愿意披露信息，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自愿的环境信息披露备受鼓励和推崇。良好的环境绩效能够为环境友好型企业带来绿色溢价，顾客愿意为环境绩效好的企业买单，以更高价格购买绿色产品，有助于企业经营业绩提升，为企业披露更多环境信息创造动力。同时，传达良好的业绩能够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和声誉，建立品牌竞争优势、获取社会认同，并赢得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政府支持[ 6-7 ]。这一点在我国尤为突出。政府提供环境奖励、再融资便利、可交易许可和绿色信贷政策等措施以鼓励环保行为，在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激励下，环境绩效好的企业会更多地进行信息披露，而环境绩效差的企业若为粉饰其行为披露虚假数据，可能招致社会公众的反感与排斥，甚至是政府的严厉惩罚，为了保险起见更倾向于掩盖信息而不是进行辩白。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环境绩效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正向作用。
　　 （二）媒体关注与环境信息披露
　　 在資本市场中，媒体被认为是正式机制的有效补充。作为一个外部利益相关者，媒体扮演着重要的信息传播角色，对公司行为进行一定的监督、约束和引导。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和舆论公器的双重功能，是一种向社会传递信息的途径。学界普遍认可Dyck[ 8 ]的媒体治理理论，即媒体的传播功能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Bushee等[ 9 ]研究也发现，媒体报道数量与不对称程度呈负向关系，报道数量越多企业越公开透明。媒体如同反映现实的镜子，披露环境管理信息增加了公众的信息量，增强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心。公司经由媒体的正面报道，通过声誉机制提高公众对企业社会形象的认知，显著作用于公众的消费偏好，更容易获得支持与垂青。另外，媒体作为一种无形的外部压力，对公司起独立的监督治理作用。媒体报道记录了公众意见，独立地影响社会互动和价值形成过程，通过公共议程的设置倾向向企业施加压力，而企业基于重新评估社会公众期望，以更多的信息披露作为应对媒体关注下的被动战略响应[ 10-11 ]。舆论的监督营造了强有效的合法性经营环境，使得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投入更多精力。Bloomfield等[ 12 ]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随着媒体报道数量的增多，企业信息披露水平也会得到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媒体关注会促使企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
　　 （三）媒体关注、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
　　 媒体的有效介入不仅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助推器，更重要的是让企业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进而增加环保投入，实现环境绩效的提升。基于自愿披露理论，对于环境表现不佳的企业而言，本应披露较少的环境信息对企业污染行为进行隐瞒，然而随着新闻曝光率的增加，其经营的合法性和社会形象面临更加严峻的压力，媒体的聚光灯使其无处藏匿，为了避免更多的舆论谴责，企业会约束其不环保行为，着手进行环境治理工作，改进生产技术，减少污染排放，并通过一定量的披露来缓解危机，积极调整以安抚利益相关者。对于环境绩效好的企业来说，其本身就愿意通过直接披露绩效向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传递信息，真实地展现企业的环境管理情况以区别于环境绩效差的企业，媒体的传播只会增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行为和意愿，为了进一步强化正面形象，公司在制定战略时会努力履行符合利益相关者需求和公司治理准则的行动，注重绿色发展、环保技术创新，在环境信息披露上也会有良好的表现。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媒体关注会增强企业环境绩效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正向影响，即媒体关注在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号）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环办函〔2010〕78号）中指明的16个重污染行业为基础，选取2012—2016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剔除被ST、*ST等财务状况异常、数据存在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48家企业740个观察值。
　　 样本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数据通过阅读上交所和深交所披露的企业年度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手工收集，环境绩效数据为企业年报中环境资本支出占比，媒体关注相关数据来自CNKI重要报纸数据库，公司规模、财务杠杆、成长性、股权结构、产权性质、盈利能力等信息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干扰，运用Winsorize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
　　 环境信息披露（EDI）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借鉴Clarkson等广泛采用的内容分析法，衡量指标依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提出的关于环境方面的标准披露，分为环境管理、节约资源能源、降污减排三大方面30个指标，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若提及相应内容，赋值1分，评分而得。为避免主观性，由两人单独评分并进行汇总，存在明显差异时由第三人进行协调。对最终评分结果进行了信度检验，Cronbash's ？琢的值均大于0.9，说明评分结果较为可信。
　　 2.解释变量
　　 （1）环境绩效。由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难以获得，以往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我国不存在明确的环境绩效排名，环境绩效评估存在滞后性，也未建立与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相关的环境绩效数据库。沈洪涛等[ 13 ]、龙文滨等[ 14 ]曾采用层次分析法，通过综合量化多个环境指标评分得到环境绩效，但这些指标的来源可靠性不足，且赋值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Patten[ 15 ]认为，企业的环保资本支出是一项相对客观、准确的环境绩效指标，黎文靖等[ 16 ]也曾用环境资本支出衡量企业环境绩效。因此，本文以企业环境资本支出与企业年末总资产的比例作为衡量环境绩效的依据。
　　 （2）媒体关注。本文借鉴李培功等[ 2 ]的做法，媒体数据取自CNKI全国重要报纸数据库，覆盖我国500多家地级市以上报纸期刊的相关报道。未将网站新闻作为报道来源的主要原因是百度新闻得到的结果具有一定主观性，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企业可能存在雇佣水军之嫌，故运用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数据较为准确。在数据库中搜索包含样本公司名称以及生态、环保、环境、绿色等关键词的新闻，每条计1分得到公司媒体报道数。为使该项指标得分不为0，构造媒体关注变量Media=Ln（公司媒体报道数+2）。本文认为不论正负面报道都会使企业更加清晰地暴露在利益相关者面前，因而未从情感角度区分正面或负面报道。
　　 3.控制变量
　　 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与公司特征密切相关[ 17-18 ]。公司特征包括结构特征、业绩特征和市场特征三方面，涵盖公司规模、负债程度、股权结构、盈利能力、行业属性等诸多因素[ 19 ]。为了控制其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引入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成长性（GROW）、股权结构（LAR）、产权性质（GOV）、盈利能力（ROA）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计
　　 根据前文分析，設置如下模型：
　　
　　 模型1用以验证假设1环境绩效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模型2检验媒体关注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模型3验证假设3在环境绩效对环境信息披露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媒体关注是否会在两者间起到线性调节作用。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由表2可知，740个样本中被解释变量环境信息披露（EDI）均值为7.442，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0和21，两者差异较大。说明现阶段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大多数企业信息披露意识较为淡薄。环境绩效（EP）均值为0.422，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0.679，反映当前我国企业对环保的投资水平整体偏低，且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媒体关注（Media）均值为1.403，显示重污染行业企业受媒体关注相对而言不高，最小值0.693与最大值4.615相差较大，意味着不同上市公司受媒体报道的强度存在差距。此外，控制变量间也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财务杠杆（LEV）、成长性（GROW）、股权结构（LAR）。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且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10，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表3显示，EDI与EP的相关系数为0.2433，在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假设1的推论相符;Media与EDI的相关系数为0.3407，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Media对EDI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为进一步数据分析提供了依据。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4为本文模型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1的正确性，本文将环境信息披露作为被解释变量、环境绩效为解释变量，运用模型1进行分析，回归方程F值为12.359（p<0.01），回归方程显著。环境绩效E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茁=0.241，p<0.01），说明企业的环境绩效越高，越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结果验证了假设1。由表4可见，媒体关注Media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为正（？茁=0.299，p<0.01），验证了假设2，说明媒体关注确实提升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意愿及水平。 　　 将媒体关注与环境绩效的交互作用项引入回归方程，发现模型的解释力提高，调整后的R2为0.198，在1%的水平上显著。媒体关注与环境绩效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茁=0.307，p<0.01），说明媒体关注在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故假设3也得到支持。从模型1至模型3，R2的不断提升代表拟合度在变好，说明模型可信度在不断增强。
　　 在环境绩效为解释变量的调节效应模型中，按照均值、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区分了低、中、高三种媒体关注程度，见表5。当环境绩效与中、高程度媒体关注发生交互时，其调节效应显著，调节效应值分别为0.8770和1.4272;置信区间分别为（0.5541，1.2000）、（1.0696，1.7848），不包含0。当环境绩效与低程度媒体关注发生交互后，置信区间为（-0.0262，0.8309），包含0，调节效应不显著。由此可见，媒体关注正向调节环境绩效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该结果意味着在中、高程度的媒体关注下，企业倾向于通过可操纵的环境信息披露积极对外公开环境绩效情况。
　　 （三）产权性质的影响
　　 从表2可得，产权性质与环境信息披露、媒体关注的相关性比较密切。由此，本文推断产权异质性也会影响媒体关注的调节效果。为考察媒体关注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对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别，将样本数据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借助模型3分别对两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从表6中可以发现，民营企业样本中EP与Media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481，明显高于国有企业的回归系数0.311。
　　 本文認为，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有强有力的天然纽带关系，较多地获得政策与融资等外部支持，容易忽略对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视。另外，主流媒体公司往往受政府的干预，政府干预成为媒体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国有企业容易受到政府介入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媒体的调节作用。而民营企业缺乏政府的支持，往往注重维护自身形象，与政府、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关系，因此有更强的动机披露环境信息，规避媒体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媒体关注程度较高时，民营企业倾向于根据报道迅速作出反应，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扩大企业声誉或及时止损。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本文结果的可靠性，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1）用企业环境资本支出的对数值衡量环境绩效水平，消除总体规模的影响;（2）考虑到媒体的作用效果存在一定滞后性，用滞后一期的媒体报道数据替代原有的Media。相关结论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环境绩效和媒体关注两方面入手，验证其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并着重研究了媒体关注在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两者间的调节作用。借助以往研究中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环境绩效的衡量指标，本文以2012—2016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受到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即企业环境资本支出越高代表其环境绩效越好，越倾向于披露更多环境信息。这是由于企业为了向利益相关者传达自身优势，真实地展现企业的环境管理情况，以区别于其他企业，获取市场竞争力。（2）媒体对环境状况的报道使企业环境信息更加可视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会随着媒体关注程度提高得到显著提升。基于应对合法性压力和维护企业声誉的需要，媒体关注度高的企业往往愿意披露更多环境信息。（3）媒体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正向调节作用。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对外部公众传达环境管理信息的有力途径，企业可通过媒体这一平台宣传自身的环境保护理念、环境保护投入、环境绩效和环境战略等信息，增加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建立良好的绿色形象。
　　 在大数据时代，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放大镜”和“传声筒”的效用，理应充分发挥公司治理功能，监督企业的一举一动，约束企业不环保行为。政府应当重视媒体的正面作用，出台相应政策法规规范媒介的发展，为企业披露信息构建良好的平台，为生态文明发展构建和谐的舆论环境。鉴于媒体关注的重要角色，企业应深入调查和了解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与需求，遵守环境信息披露准则，制定合理的环境战略，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媒体主动权，积极推动企业绿色品牌的树立，实现环境绩效、社会绩效、经济绩效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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