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洋湖湿地公园三圈时空科普旅游产品体系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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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科普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部分，是一种新兴的旅行方式。城市湿地公园科普旅游是城市湿地公园湿地保护、科普宣教和娱乐休闲三种功能的最好发挥和有机融合。文章首先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城市湿地公园三圈时空科普旅游产品开发体系进行借鉴。然后通过问卷调查对洋湖湿地公园科普旅游产品满意度进行调查。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确立三个公因子对数据进行分析，根据SPASS因子分析统计结果，目前游客对洋湖湿地公园各类型的科普旅游产品都有很高的期望，并且核心产品、外围产品和延伸产品三种类型科普旅游产品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和洋湖湿地公园科普旅游产品开发的现状是相吻合的。最后，根据结论对洋湖湿地公园科普旅游产品开发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三圈时空;科普旅游产品;开发
　　科普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部分，是为满足人们在旅游的过程中获得科学文化知识这一需求而产生的旅游方式，它是“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新兴旅游方式。城市湿地公园是城市中或城市周边人工营造或在自然湿地基础上，通过园林造景、绿化美化来营造或重建湿地生物生境，维护城市生态系统，以及休闲游憩的优美环境，供人们休闲、游览、娱乐、受教的区域（田坤，2015）。城市湿地公园的主要功能是湿地保护、科普教育和娱乐休闲，而城市湿地公园科普旅游刚好是城市湿地公园三种功能的最好发挥和有机融合。目前国内外关于城市湿地公园科普旅游的研究还很少，相关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一般湿地公园科普宣教体系建设和生态旅游的研究。陈敏等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统计分析的方法表明公园在解说系统、标识系统、参与体验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1]吕尧（2020）探讨了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大天鹅科普郊野湿地，基于"故事游线"概念下的生态湿地科普宣教、森林休闲科普宣教、特种动植物特普宣教体系建构。[2]刘彦君等（2016）针对湿地公园生态科普宣教效果不佳的问题，从生态旅游的角度通过问卷法、随机访谈和专人访谈的方法对对四川邛海和北京野鸭湖湿地公园展开了实地调研，提出应强化游客群体的宣教系统设计，改善科普宣教设施等建议。
　　本文根据城市湿地公园科普旅游产品体系的内在时空分布逻辑和产生机理，借鉴旅游产品的开发体系，[4-6]将城市湿地公园科普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为三圈时空体系：核心产品（城市湿地公园科普旅游产品）、外围产品（城市湿地公园内其他旅游产品）、延伸产品（城市湿地公园周边配套产品）。
　　一、国内城市湿地公园三圈时空科普旅游产品体系开发借鉴
　　城市湿地公园科普旅游发展无论是西溪湿地公园（以下简称“西溪模式”）还是香港湿地公园（以下简称“香港模式”）都是在保证城市湿地公园核心科普旅游产品的基础上，辅以外围产品进而延伸延伸产品。两种模式的共同特点是：一是注重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对湿地资源进行保护的同时进行科普旅游产品开发。如西溪模式“一馆、一廊、二中心、三区、四园、五站”科普旅游产品，香港模式“湿地生境”和“湿地互动世界”的科普旅游产品开发。二是湿地公园功能多样性的“和谐共生”。湿地公园将自然保育、科普教育、旅游与休闲的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如“香港模式”，在访客区除标本展示、湿地功能介绍，还有“湿地放映室”和“湿地游戏区”增加人们游后湿地体验。三是湿地公园与公众的互动性较好。如“西溪模式”每年有大量的文化、比赛和节事活动，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香港模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园管理与规划，每年有大量义工参与湿地管理。透过互动形式的工作坊，向访客宣扬湿地保育的信息。义工们担任现场教导工作，协助参加者认识湿地的动植物。
　　二、游客对洋湖湿地公园科普旅游产品满意度研究
　　（一）长沙洋湖湿地公园概况
　　洋湖湿地公园是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是国家4A级旅游区，国家水利风景区，两型社会示范区。公园总面积为485公顷，其中湿地面积170.3公顷，湿地率达35.58%，总库容量120立方米。洋湖湿地公园对各功能区域进行合理规划，共分为五个功能区域，即：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宣教展示区、合理利用区、管理服务区。洋湖国家湿地公园汇集了1 300多种湿地植物和300多种鸟类、亚热带动物、水生动物与昆虫，每年可固定吸收二氧化碳量约6 500吨，公园整体绿化覆盖率将高达90%，负氧离子含量高出中心城区6倍多，极大地提高洋湖生态圈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城市建设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两型”理念（洋湖湿地公园官网，2020）。公园总投资将超过40亿元，年接待游客人次超过400万。
　　（二）研究方法
　　以实地调研和随机现场问卷的形式从游客角度对洋湖湿地公园科普旅游产品满意度进行调查。使用SPSSAU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指标进行分析，根据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来对指标进行分类。因子分析是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其主要目的是根据变量的相关性把变量分组，使同组之间的变量相关性较高，不同组变量的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子。[7]
　　（三）问卷设计与数据分析
　　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游客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和居住地，一部分是主体问卷，对游客进行科普旅游產品满意度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的形式，分值从1到5（1非常不好，2不好，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表示不同层次的满意度。
　　1.游客社会统计学分析
　　男性游客（48.06%）小于女性游客（51.94%）比例;游客年龄呈均匀状态分布，从20岁以下到60岁以上每个年龄段都有，其中20—40岁之间占60%以上;职业70%以上是老师和学生;居住地离公园80%以上是20公里以内。说明来公园的游客以附近居民为主，这和公园附近都是新建学位小区是吻合的。68.22%的游客来公园的频率是很少（如图1所示），来公园的停留时间1—3小时的占52.71%（如图2所示），1小时以内的占30.23%。游客来公园的频率很少，并且停留时间不长，说明公园在对游客吸引力方面还需要加强，尤其是针对不同群体游客的吸引力水平需要加强。 　　游客认为洋湖湿地公园科普旅游资源丰富程度一般的占48.06%，比较丰富的占44.96%。说明多数游客认为洋湖湿地公园的科普旅游资源是比较丰富的。
　　2.游客对科普旅游产品满意度分析
　　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8-10]，通过实地调研，全面分析影响科普旅游产品满意度的因素，确立32个影响因素，邀请专家打分形式进行指标的筛选，然后调整和修订，经两次筛选，3次调整和修订，最终确定23个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共发放有效问卷289份，回收有效率达92.78%。利用SPSSAU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进行数据的适宜性检验，分析KMO值;如果此值高于0.8，则说明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如果此值介于0.7―0.8之间，则说明比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如果此值介于0.6―0.7，则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如果此值小于0.6，说明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如表1所示KMO=0.930>0.8说明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检验对应p值=0.000<0.05也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使用最大方差旋转方法（varimax）进行旋转，以便找出因子和研究项的对应关系。从表2可知：对前三个因子进行扭转，此3个因子旋转后的方差解释率分别是37.136%、34.047%、19.341%，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90.525%。即这三个公因子已经可以解释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因此因子分析一共提取出3个因子，将原始23个指标分成3类。表3展示旋转后因子对于研究项的信息提取情况，以及因子和研究项对应关系，从表3可知：所有指标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于0.4，意味着研究项和因子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性，因此3个公因子可以有效的提取出信息。接着分析因子和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情况（因子载荷系数绝对值大于0.4时即说明该项和因子有对应关系）。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公共因子的平均值分别为0.595，0.567，0.422，在公因子1中，指标科普场景设计、科普主题鲜明性、科普讲堂、湿地利用、科普旅游氛围、湿地生境模拟、科普产品展示、湿地保护、基础设施、消费价格、休闲产品、与其他景区的合作因子载荷系数高于平均值0.595，各个指标分别与三个公因子平均值进行对比，剔除非在公因子1上对平均值贡献最大的指标“与其他景区的合作”，剩下的指标说明游客对核心科普产品和外围产品的期望值很高，其中指标科普场景设计、科普主题鲜明性、科普讲堂、湿地利用、科普旅游氛围、湿地生境模拟、科普产品展示、湿地保护因子载荷系数在0.7以上，指标基础设施、消费价格、休闲产品因子载荷系数在0.6以上，说明游客对核心科普产品的期望高于外围产品。同理在公因子2中，对因子影响很大的指标有：解说系统、景区体验性、跨界产品的打造、与其他景区的合作、与城市旅游的融合、生物科普旅游产品、标识系统（展板展示）、科普旅游产品观赏性、游戏互动、交通工具便利性指标，说明游客对延伸产品、外围产品都有很高的期望，根据指标数值的分布，对延伸产品的期望高于外围产品。同理在公因子3中，对因子影响很大的指标有：景区环境、可进入性（大交通），说明游客对外围产品有很高的期望。
　　三、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根据SPASS统计结果，目前游客对洋湖湿地公园各类型的科普旅游产品都有很高的期望，对三种类型科普旅游产品的期望值高低因分类方法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和城市湿地公园科普旅游产品的现状是相吻合的，三种类型产品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核心产品的期望主要集中在科普场景设计、科普主题鲜明性、科普讲堂、湿地利用、科普旅游氛围、湿地生境模拟、科普产品展示、生物科普旅游产品等方面;对外围产品的期望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消费价格、休闲产品、解说系统、标识系统（展板展示）、交通便利性等方面;对延伸产品的期望集中在跨界产品的打造、与其他景区的合作、与城市旅游的融合等方面。
　　（二）建议
　　1.在核心产品方面
　　注重湿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展示，对湿地资源进行保护的同时进行科普旅游产品开发。如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加强湿地生境模拟，增加科普旅游产品的直接参与和体验。与学校、社区、企业等合作开展主题鲜明的科普旅游活动，科普旅游 活动形式不局限在讲座、报告、演讲等，在艺术创作、视频制作、指导科学研究等都大有可为。
　　2.外围产品方面
　　加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提升公园为公众服务品质，为科普旅游的开展保驾护航。如道路交通、标识系统、场馆、休闲设施的建设要满足公众需求，同时应加强公园工作人员的管理和业务提升能力，创造一种湿地功能多样性的“和谐共生”的环境。
　　3.延伸产品方面
　　加强洋湖湿地公园与公众的深度互动。如学习“西溪模式”和“香港模式”，打造科普与其他形式旅游融合的科普旅游产品像研学游、生态游等;与其他景区合作开展个性鲜明有特色的科普旅游产品，如与岳麓山、橘子洲头等景区合作开发旅游线路，这样景区之间可以相互借力，提高知名度;与城市旅游的融合：分析长沙旅游大数据，得到“火宫殿”“臭豆腐”“岳麓山”“太平街”“小龙虾”“橘子洲头”等词语是游客关注的热点，可以结合热点开发相应科普旅游产品，如长沙“小龙虾”科普之旅。
　　参考文献：
　　[1]陈敏.杭州湿地公园生态科普宣教研究[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8.
　　[2]吕尧.基于“故事游线”规划的湿地公园科普宣教体系建设研究——以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大天鹅科普郊野湿地为例[J].山东林业科技，2019，49（6）.
　　[3]刘彦君，刘亚娇，冯嘉申，马田田，冯憬，李晓文.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及科普宣教——以野鸭湖、邛海为例[J].湿地科学与管理，2016，12（1）.
　　[4]郑晴云.会展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与开发[J].经济问题探索，2008（9）.
　　[5]高焕沙，薛群慧，陈美爱.杭州梅家坞茶养生旅游产品体系开发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6）.
　　[6]张予，赵巍.厦门市乡村旅游产品體系开发研究——以竹坝华侨农场为例[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0）.
　　[7]宫同伟，运迎霞.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城市轨交站区功能识别方法[J].统计与决策，2020，36（5）.
　　[8]王珂，郭晓曦，李梅香.长三角大湾区城市群生态文明绩效评价——基于因子分析与熵值法的结合分析[J].生态经济，2020，36（4）.
　　[9]徐德瑞，等.东太湖沉水植物现状及影响因子分析[J].水电能源科学，2020，38（4）.
　　[10]赵永峰，刘晓静.基于因子分析的科普旅游游客感知研究[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4，19（4）.
　　基金项目：2017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城市湿地公园科普旅游产品体系开发研究（17C0532），主持人尚晓丽。
　　作者简介：尚晓丽（1982—），辽宁大连人，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中南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科普旅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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