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特征管理者与企业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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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选取2008—2017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拥有学术背景和具有军事经历的董监高成员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中拥有学术背景的董监高成员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产出具有促进作用;而企业中具有军事经历的董监高成员会阻碍企业创新绩效的产出;同时，拥有学术背景的董监高成员相比具有军事经历的董监高成员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
　　关键词：企业创新;董监高;学术背景;军事经历
　　中图分类号：F272.91;F272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如何有效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一直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关心的热点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基于管理者背景特征研究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管理者作为企业重大决策的主体，他们对于创新的态度决定着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不少高校教师放弃了体面的“铁饭碗”，军人退伍转业也不再集中于机关国企，转而走向了自主创业的经商之路，涌现出马云、王健林等一批优秀的“教师企业家”和“军人企业家”，成为现代企业中一群令人瞩目的群体。但是关于学术背景和军事经历的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未在已有文献中过多涉及，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留下了研究空间。因此本文选取近1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企业中有具有学术背景或军事经历的董监高成员数量与企业当年专利申请数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两种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1 理论分析与假设
　　1.1董监高学术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首先，拥有学术背景的董监高成员大多拥有高学历。根据2017年国泰安（CAMAR）上市公司数据显示，学术背景董监高成员中拥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占比分别为41%和32%，研究生学历占比接近四分之三。受教育的程度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董监高作为企业各项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企业的大脑和中枢神经。从某种意义上讲，董監高的受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项决策的质量。束世宇[1]指出，高学历的人拥有更多专业知识，更加开阔的眼界，更强的接受和处理信息能力，更容易消化吸收行业前沿，更及时掌握市场变化，从而更有利于接受创新信息，提高创新决策的效率。
　　其次，学术研究自身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董监高学术背景说明其接受过严谨的学术锻炼。Audretsch&Lehmann[2]指出，科研工作有助于培养人们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使其更乐于获取和吸收外部知识溢出，更喜欢创新和变化，更具有远见卓识。有研究表明[3]，接受过学术锻炼的人，处理问题会更加理性，并养成独特的学术思维。处理问题时，能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储备进行独立思考，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不易主观臆断或人云亦云，可以有效的帮助董监高成员提高决策的质量。相比于一般董监高成员，思维方式更加发散，解决问题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并且不同学术领域的董监高成员，还可以为企业提供不同方向的专业知识，增加企业决策层成员的异质性，有助于获取更多不同行业领域的资源和信息，增强企业的创造力，继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
　　同时，社会资本理论[4]认为，通过个人关系获取的商业信息或对企业的信任是一种看不见的重要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费用，提升企业的收益。董监高成员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形成的“师生关系”“团队关系”“组织关系”也是一种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帮助企业捕捉最新科技动态，了解最新学术成果。还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攻关，及时发现并解决创新活动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并在引进创新人才方面可以提供显著和必要的帮助。这些重要的资源无疑都是学术背景董监高成员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方面独特的优势。
　　最后，中国儒家文化推崇“尊师重道，薪火相传”。老师不仅是专业知识的传递，也是高尚品德的传承。Valentine&Fleishman[5]指出，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会在道德标准和责任意识方面更加严格要求自己。Cho et al[6]发现，教授、研究员企业家能够帮助企业表现出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因此，董监高成员的学术经历会将严谨、诚信、精益求精的学术作风融入企业文化。在创新工作过程中，注重质量标准，形成严谨内部控制和自我监督管理，更有利于促进创新成果的产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拥有学术背景的董监高成员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1.2董监高军事经历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于军事经历背景与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观点并不统一。烙印理论[7]认为，人们早期的经历会对他们后期的社会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Benmelech&Frydman[8]根据美国企业中从军经历CEO样本数据研究，指出管理者早年的从军经历中会遇到许多危险，会表现出较强烈的危机意识，并对风险的把控更为敏感。由于企业创新活动投入大、耗时长、风险高，诸多不确定性使得具有军事经历的管理人员倾向于选择保守。因此这一类观点认为，具有军事经历的管理人员对于企业的创新投入会产生负相关影响。
　　根据2017年国泰安（CAMAR）上市公司数据显示，中国上市公司具有军事经历的董监高成员中50岁和60岁是绝对主力，占比接近76%。这部分人早年的时局环境比较艰苦，但基本处在和平年代，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数并不多，因此与美国的样本研究数据有一定的差异。中国军队强调意志品质的锻炼，注重信念和责任感的培养，推崇奉献精神。邵林[9]指出，在部队中接受锻炼形成的优良品质会使管理者更加自信和果敢，勇于承担风险而不是一味地逃避，能够承受创新活动带来的压力考验，并能在压力下做出正确的决策。骆梦丹[10]提出，具有军事经历的管理者能够从部队带来优良的组织纪律性和凝聚力，还可以继承团队管理制度化的特点，可以为企业创新活动铺垫良好的基石。Franke[11]认为，经过军队锻炼，培养出来的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会使管理者拥有更高的忠诚度。在漫长、复杂的企业创新过程中不为外界因素所干扰，忠于他们经营的企业，对提升企业创新成功率有很大帮助。因此这一类观点认为，具有军事经历的管理人员对于企业的创新投入会产生正相关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2：具有军事经历的董监高成员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2 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选取2008-2017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了金融保险业、业绩不稳定的ST、*ST和PT企业、资产为负和缺失关键数据的企业样本。为减少极值对数据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位的Winsorize缩尾处理。最终取得3340个有效观测样本数据。分析处理软件采用STATA15。
　　2.2被解释变量
　　创新绩效（Apply）：企业的创新活动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于企业创新绩效指标的衡量，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目前其较为普遍的企业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一般为专利申请数量、专利授权数量、研发强度（研发支出/营业手续）等，本文综合考虑数据获取的完整性，借鉴范合君[12]、张振刚[13]等学者的普遍做法，选用企业本年度专利申请数量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同时选取专利授权数量在稳健性检验过程中再次衡量企业创新绩效水平，以确保结论的可靠性。
　　2.3解释变量
　　董监高的学术背景信息（Academic）。本文主要通过筛选企业中曾经或正在高校、科研机构或其他部门从事研究工作经历的董监高数量作为学术背景的代理变量。同时考虑到部分拥有博士学位（不含荣誉博士）的董监高也曾接受过系统的、严格的学术锻炼，并拥有一定的学术成果。因此将拥有博士学位的董监高数量一并纳入到学术背景的代理变量中。
　　董监高的军事经历信息（PLA）。国泰安等数据库中并没有董监高军事经历的明确分类，相比学术背景样本的采集具有一定难度。本文采取的方法是将已有企业董监高的背景信息结合官网、新闻等其他信息渠道进行补充。手工整理董监高个人资料中包含解放军、参军、入伍、服役、战士、当兵等字段。对于少数董监高名字中包含陆军等和工作经历中包含国防科工委（局）、领军人才等易混淆情况的给予区分和剔除，综合判断企业董监高是否具有军事经历。然后将本年企业中拥有军事经历的董监高数量作为董监高军事经历的代理变量。①
　　2.4 控制变量
　　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将可能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干扰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两职合一（Dual）、董事会规模（Board）、独董占比（Out）、股权集中度（Top1）、股权性质（Soe）。并加入了行业（Ind）和年度（Year）作为虚拟变量进行控制。具体变量说明，详见表1。
　　2.5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以往文献研究方法，构建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假设1和假设2进行验证，用于检验董监高学术背景、董监高军事经历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模型一：
　　Applyit=α+β1Academicit+∑γCONTR
　　OLit+Indit+Yearit+εit
　　模型二：
　　Applyit=α+β1PLAit+∑γCONTROLit+Indit+Yearit+εit
　　其中i表示不同行業的上市企业，t表示不同的年份。Apply为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绩效）。Academic和PLA为解释变量（学术背景和军事经历）。CONTROL为控制变量。Ind和Year为行业控制变量和年份控制变量。ε为模型的截距项。
　　3 实证分析
　　3.1描述性统计
　　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专利申请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8.494，均值3.87，说明各企业年申请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学术背景和军事经历董监高人数和均值分别为1.575和0.154，最小值均为0，最大值分别为2.89和1.38，说明各企业董监高中拥有学术背景和军事经历人数的差异也较大;造成上述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学术背景和军事经历人数存在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之间生产经营规模和创新能力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样本数据中拥有学术背景和军事经历的董监高成员分别为3251个和633个，占总样本比例分别为97.34%和18.95%，这说明拥有学术的董监高成员在上市公司中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董监高成员具有军事经历的现象并不存在。最后，通过对控制变量最小值、最大值、均值和标准差的观察，尚无发现明显异常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3.2相关性分析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样本数据采用 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通过相关分析，上市公司董监高学术背景人数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增加拥有学术背景的董监高成员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而上市公司董监高军事经历人数与企业创新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增加具有军事经历的董监高成员会降低企业创新绩效水平。从分析结果初步判断，上市公司董监高学术背景、军事经历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一定内在联系，但由于单独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并不能控制其它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在后续还需要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式进一步验证。此外，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VIF检验。其中最大值1.975，均值1.334，远小于5，因此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3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对2008-2017年334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根据模型一回归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中拥有学术背景的董监高成员数量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拥有学术背景的董监高成员数量每增加1%，企业的创新绩效将增加0.374%，董监高成员的学术背景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高。因此，假设H1得到了验证。
　　根据模型二回归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中具有军事经历的董监高成员数量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在5%的置信水平上呈负相关。说明具有军事经历的董监高成员数量每增加1%，企业的创新绩效将减少0.149%，董监高成员的军事经历会降低企业创新绩效的产出。因此，验证结果拒绝了H2的原假设。 　　从整体回归结果观察，学术背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军事经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董监高的学术背景会企业绩效的影响比军事经历更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3.4稳定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目前学界上对于创新绩效的衡量除专利申请数量外，专利授权数量也是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指标之一，因此选用企业专利授权数量代替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回归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中拥有学术背景的董监高成员数量与企业专利授权数量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上市公司中具有军事经历的董监高成员数量与企业专利授权数量在5%的置信水平上呈负相关。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之前检验结论一致，说明模型具有稳健性。稳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4 结论
　　研究发现，董监高的学术经历与军事背景会影响企业重要决策的制定，文武背景特征管理者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十分突出。拥有学术经历的董监高成员会有助于企业创新绩效水平的提升，而具有军事经历的董监高成员则会阻碍企业创新绩效的产出。企业董监高成员的组成应更多的考虑拥有学术背景的成员，适当减少具有军事经历的成员，这样有助于企业创新绩效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企业的综合实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这离不开企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遴选。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显示，企业可以适当引进具有学术背景管理人员参与公司的治理，帮助企业激发内在潜能，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进而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 束世宇. 高管团队背景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C].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第十四届（2019）中国管理学年会论文集，2019：118-123.
　　[2] Audretsch， D.B.， E. Lehmann. Entrepreneurial Access and Absorption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Strategic Board and Managerial Composition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J]. Cepr Discussion Papers，2010，44（2）：155-166.
　　[3] Jiang，B.，P.J.Murphy.Do Business School-Professors Make Good Executive Manager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07，21（3）：29-50.
　　[4] Dai，O.，X.Liu. Returnee Entrepreneur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ese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9，18（4）：373-386.
　　[5] Valentine， S.， Fleishman， G. Professional Ethical Standa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erceived Role of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8，82（3），657-666.
　　[6] Cho， C. H.， J. H. Jung， B. Kwak and J. Lee. Professors on the Board： Do They Contribute to Society Outside the Classroom[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141：1-17.
　　[7] Lorenz K. The Nature of Instinct： The Conception of Instinctive Behavior[C].Schiller and Lashley.1957.
　　[8] Benmelech E， Frydman C. Military CEO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5，117（1）：43-59.
　　[9] 邵林.高管军事经历、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J].当代经济管理，2019，41（6）：17-23.
　　[10] 骆梦丹.管理者军事背景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8.
　　[11] Franke V C. Generation X and the PLA： A Comparison of Attitudes and Values between West Point Cadets and College Student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PLA Sociology， 2001，29（1）：92-119.
　　[12] 范合君，張伊影，毕文莉.CTO持股、职务晋升与企业创新绩效[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21（4）：103-112.
　　[13] 张振刚，户安涛，黄洁明.高管团队职能背景与企业创新绩效——“精力”与“资源”的中介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24）：14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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