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M的管理层激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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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玉志 赵炳盛
摘 要:管理层道德风险防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也是公司金融及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问题,文章从委托代理理论及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出发,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深沪两市上市的1276家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探索在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对管理层的激励方式组合对道德风险的防范作用。为企业所有者合理安排激励方式减少管理层道德风险提供基本依据。
关键词:数据挖掘 道德风险 激励方式 在职消费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3-077-03
一、引言
随着我国企业股份制改造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公司治理问题成为过去几年广泛关注的话题,如何加强公司治理防范管理层道德风险亦成为学者们和实业界关注的焦点。根据Jeon Tirole的观点,对管理层的激励方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货币激励、隐性激励、监督和产品市场竞争。这些激励方式从物质与非物质,公司内部与外部等诸多方面出发,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管理层道德风险防范体系。然而,目前国内外对管理层激励的研究仍存在三个误区:一是研究重点多放在物质性显性激励方面,较为忽视对隐性激励、监督及产品市场竞争的激励作用。二是研究过程将道德风险与公司绩效联系起来,直接探索各种激励方式与公司绩效的联系,而忽略了对管理层具体行为选择的研究。三是仅探索单一激励方式对道德风险的作用,而忽略了激励方式组合的综合影响作用。本文通过数据挖掘技术探索货币激励、隐性激励、监督和产品市场竞争等激励方式组合对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两种典型的道德风险的影响作用,避免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二、研究设计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管理层不按照公司的最大化利益行事可以有很多方式,大致上可以归为四类:卸责、过度投资、巩固地位策略和自我交易。考虑到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着重探索各种激励措施对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两大类道德风险的影响作用。
1.研究方案设计。本文采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激励方式对道德风险影响作用的实证分析,使用数据挖掘分析具有以下优势:(1)数据挖掘技术可以探索数据之间的潜在的、复杂的关联,而不是变量之间单纯的线性关系;(2)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反映出不同激励方式组合的影响,可以反映出具有不同激励方案企业管理层的行为选择;(3)比起回归分析、博弈分析,数据挖掘的结果直观形象,对实业界具有更多的实践指导意义。
数据挖掘技术使用判定树归纳法作为数据挖掘的基本工具。判定树是一个类似于流程图的树结构,其中每个内部节点表示在一个属性上的测试,每个分支代表一个测试输出,而每个树叶节点代表类或类分布。
利用数据挖掘的判定树归纳法对公司道德风险进行实证分析,就是以道德风险指标为标号属性,提取出因变量不同组合方式与道德风险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原理如下:
设S是s个数据样本的集合。假定类标号属性具有n个不同值,定义n个不同类Ci(i=1,2,…sm)。设si是类中的样本数。则对一个给定的样本分类所需的期望信息为:
在A上分枝将获得的编码信息是:Gain(A)=I(s1,s2,…sm)-E(A)。换言之,Gain(A)是由于知道属性A的值而导致的熵的期望压缩。算法计算每个属性的信息增益。具有最高信息增益的属性选作给定集合S的测试属性。创建一个节点,并以该属性标记,对属性的每个值创建分枝,并据此划分样本。
2.道德风险指标的计算。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外部人很难真正掌握管理层真正的想法与行为,因此判断过度投资与在职消费是否发生,替代指标如何取值成为研究的关键。本文采用系统金融管理公司的“公司脂肪(Corporate fat)”算法,计算过度投资与在职消费。
(1)过度投资。企业投资属于资本性支出,它有赖于经济、行业、企业的自身条件,更有赖于其自身的预期增长率。因此假设为了维持某一特定的销售增长率,资本支出应当与销售成本的增长率大致相同。如果发现某一会计期间资本支出的增长率明显高于销售成本的增长率,则有理由认为是过度投资。本文采用如下步骤计算过度投资是否发生:估计五年资本支出和产品销售成本的年平均增长率;用资本支出增长率减去销售成本增长率,如果为负则记为0,认为没有过度投资发生;用过度增长率乘以当年资本支出额,得到过度投资数额。
(2)在职消费。相较于过度投资,在职消费更加难以估算,考虑到其大部分将计入管理费用,因此可以考虑采用管理费用的超额支出替代在职消费的发生额。企业日常管理费用是为保证企业经营与生产,因此其增长与企业产量增长有关,将管理费用增长率与企业产量增长率联系起来,按照上述步骤计算超额管理费用额。
三、实证分析
1.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结合西方公司治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及中国的实际特点,管理层的行为选择受到现金激励、监督、隐性激励及产品市场竞争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尽可能多的将这些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并设计道德风险影响因素替代指标如表1所示。其中,x1和x2为货币激励,x3、x4、x5、x6为股东监督,x7为债权人监督,x8、x9、x10为产品市场竞争影响。这里忽略掉了市场的监督作用,主要是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效率较低,市盈率、换手率普遍偏高,机构投资者仍不成熟,缺乏对企业的实质监督作用。
在样本选择方面,本文在选择了全部从2004~2008年持续在深沪两市上市的公司,剔除数据缺失值及数量较少的金融类公司后剩余1276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所有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部分数据来源于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及证券交易所公告。
2.数据预处理。为便于数据挖掘的进行,需要对样本公司原始数据进行离散化,总体按照等级均布并结合实际意义的原则进行,经过离散化的数据经整理,删除重合部分便得到用于数据挖掘的公司道德风险影响数据库训练数据元组。离散化原则见表2。
3.实证处理与验证。使用SPSS软件对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采用判定树归纳法的Exhaustive CHAID算法,在参数设计中,设定Alpha for Splitti:0.05;Stop Rules:the Maximum Tree Depth:10,parent node和child node最小样本数均为5。则得到决策树(过度投资类标号属性判定树图、在职消费类标号属性判定树图略)。不同影响因素组合与一定的公司资本结构相对应,同时该图体现了各样本公司在不同对应规则中的分布状况,据此可计算得到各规则的可信度和支持度,由此得到表3、表4。
本文根据可信度和支持度相结合的原则,将可信度和支持度分别设置为50%和5%,在表3中,规则2、规则3、规则4;在表4中,规则3、规则6、规则7、规则8和规则9共8条规则均同时满足支持度和可信度要求,因而是科学可行的。按照表4的离散化原则,将其还原,便得到表5和表6。
4.实证结果分析。由表5和表6可知,不同的激励方式与不同的管理层行为选择相对应,不同的道德风险种类需要不同激励方式组合,激励方式之间可以互补和替代。在表5中,规则3和规则4代表组合方式是没有发生过度投资行为;规则2体现的是组合方式是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对比这些规则可以发现影响过度投资行为的主要激励因素是公司内部股东的监督,其次是产品市场的影响。首先,监事的监督对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监事会次数增加过度投资行为逐渐减少。其次,股权性质对过度投资行为选择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国家股、国有法人股、个人股等不利于行使股东权利的股份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减弱,增加了过度投资的行为,这与朱武祥(2005)回归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第三,产品市场竞争对过度投资行为也具有影响。竞争相对较少的公用事业类公司发生过度投资行为的机会大于竞争较为激烈行业的公司。另外,激励方式可以相互补充,当公司监事工作不足时,依靠法人股东权利的行使或产品市场的竞争都能够对管理层形成激励,弥补监事会工作的不足。
在表6中,规则3、规则5和规则9代表的组合方式是没有发生在职消费的行为;规则6和规则8的组合方式是发生在职消费的行为。对比这些规则可以发现影响在职消费的主要激励因素是产品市场竞争,其次才是公司内部的监督,这与影响过度投资刚好相反。首先,产品市场竞争在在职消费行为选择上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竞争性行业内公司管理层在职消费行为小于非竞争性行业,特别在竞争性行业中,公司流通股比例较大时,公司管理层面临产品市场竞争与收购的威胁,基本上没有过多的在职消费行为发生。其次,公司内部监督对在职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影响效果。在非竞争性行业中,监事会的努力及股东的监督使得在职消费行为减少。第三,债务比例对在职消费具有影响作用,当股东监督不足时候,通过债权人的监督也能够降低管理层的在职消费行为选择。最后,股权类奖励对在职消费的行为具有一定作用。(下转第80页)
(上接第78页)
综合两类道德风险行为选择所对应的激励方式组合可以发现,一直以来公司最为重视的货币激励在管理层激励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作用。这一结果与Jensen和Murphy(1985)及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1)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公司管理层并没有因为报酬的增减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其原因可能在于管理层报酬制定的依据是公司绩效而不是其行为,而公司绩效更多的取决于外部环境而非管理层行为,管理层可以在获得私人利益的同时满足公司所有者对绩效的要求。因此其报酬与其行为选择表现出非关联性,公司所有者试图通过货币激励减少管理层道德风险行为是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产品市场竞争和股东监督对管理层的激励作用在两类道德风险激励方式分析中都表现出较强的影响作用,这与Jeon Tirole(2006)博弈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最后,从数据挖掘的结果来看,过度投资行为的激励组合要简单于在职消费行为的激励组合。其原因在于过度投资属于资本性支出,涉及到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投资项目,对于这些重大投资决策,无论是何种股权性质和控股模式,公司所有者都要关注,因此比较容易监督。而在职消费发生在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任何人都难以观察和监督,因此对其防范要更加困难,所以在数据挖掘过程中表现出更加复杂的激励方式组合。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数据挖掘的判定树归纳法对在深沪两市上市的1276家公司管理层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两类道德风险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探讨了数据挖掘技术在管理层激励分析中的运用。对1276数据挖掘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造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刚刚起步,但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管理层道德风险选择及激励方式等方面同发达国家的企业是一致的,符合企业的发展规律。西方国家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及公司治理理论在我国也同样适用。
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货币激励并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无法阻止道德风险的发生。而相比较之下,产品市场竞争和公司内部监督这种硬性的激励方式更有利于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在此情况下,中国企业管理层道德风险行为更近似于一种被动的选择。当产品市场竞争严重,管理层面临较大竞争压力或公司内部监督较为严厉时管理层会选择减少道德风险;而在内外部条件放松的条件下会选择增加,不论公司支付给他们的报酬是多少。
实证分析的结论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道德风险的影响因素及不同管理层不同行为选择下激励方式的特征,证明不同的激励方式组合将导致不同的管理层行为选择;不同的激励方式在功能上可以相互补充,某一方面的不完善可由其它特征予以弥补,只要组合得当,照样可以取得同样道德风险防范效果。另外,对不同种类的道德风险,需要不同的激励方式组合防范,力图通过一种激励防范所有的道德风险是不现实的,企业所有者应当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激励方式组合以提高激励效果。本文通过数据挖掘得出的这些激励方式组合为中国上市公司自主选择激励方式组合加强管理层道德风险防范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朱武祥,蒋殿春.中国公司金融.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
2.范从来,王伟.公司金融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张合金.公司金融.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长春大学光华学院经济系,长春税务学院金融系 吉林长春 130000)
(责编: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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