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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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汪同三
当前中国经济的短期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供给增长过快;外汇顺差和外汇储备;房价上涨过快。2006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这四个问题，现在这几个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和货币供给增长过快的问题有一些缓解;外贸和外汇储备的问题不仅没有缓解，而且变得更加严重;房价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调控效果还不是十分明显。
投资增长过快
为什么说投资过快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是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呢？图1中有三条曲线，红线是GDP，白线是消费，黄线是投资。2000年，这三条曲线走势差不多，基本上在一起，这说明当时投资的问题不是很突出，基本上还算协调。到了2003年，投资一下就上去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要从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讲起，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们采取的对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宣传用语，是不准确的，应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国家通过增发国债筹集资金进行投资，从而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这实际上是一种投资导向的政策。从1998年到2003年，这项政策执行了6年，到了2003年就出现问题了。
2003年第一季度，GDP增长速度达到10.1%，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经济出现过热的信号，正当我们还在讨论是不是需要踩刹车的时候，刹车自己就来了，就是“非典”疫情的爆发，“非典”的影响使第二季度GDP增长速度只有6%左右。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我们有意放宽了一些贷款，增加了一些投资，长期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了大量投资，出现了从2003年底到2004年的投资高速增长。图1中2003年的这条线，消费在向下走，投资在向上走。
当时的宏观调控有三个目标，第一是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第二是把过热的投资降下来，第三是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这三个目标我们都实现了。我们的GDP保持着适度快速的增长;投资的增长速度从27.7%降到26.6%，之后是25.7%，再后来是24%，今年第一季度投资增速又进一步下降;关于扩大消费需求，从图1中可以看出，消费在明显上升，原来的社会商品零售年增长率很难超过10％，但是从2004年以后一直稳定在两位数的增长，今年第一季度又有所加快。证明我们2003年、2004年以来新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在实现过程中，但2006年底的状况又说明，宏观调控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还是偏高，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几乎是消费增长速度的两倍。因此，我们仍需继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使投资增长速度降低，提高消费增长速度，同时继续保持GDP的适度快速增长。
图2，即投资增长、消费增长以及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深色的是消费的贡献，浅色的是投资贡献，蓝色的是进出口的贡献，进出口的贡献相对较小，我们主要看一下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02年以前，特别是在上个世纪末，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消费，这是比较正常的，我们也希望消费增长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到了21世纪，情况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投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消费的贡献相对来说是在下降的，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情况。
图3，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从1953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投资的问题不仅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它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社科院有两大名家，一个是刘国光，一个是董辅，他们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对投资（当时叫积累率）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积累率保持在25％－30％比较合适。但是在整个五六十年代，不仅积累率的平均值比较高，而且波动非常厉害，高的时候达到52％，我们把超过一半的产出都拿去投资了，低的时候是16％，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开始恢复五年计划，国家计委在“八五计划”中提出，投资率保持在30％，也就是把不到1/3的产出拿去投资。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投资率一直高于30％，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开始采取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投资率明显地迅速攀升，到2006年达到52％，今年是56％，按照这种趋势，我们的投资率到2010年超过60％是没有问题的。
投资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打个比喻，鲁迅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把一只青蛙扔到烧开的水中，它会一下蹦出来，可能死不了，如果把青蛙放在凉水里，慢慢把水加热，等到青蛙意识到的时候，它已经出不来了。我们现在的投资可能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货币供给增长过快
我们看图4，上面有两条曲线，红色的是M2的增长曲线，另外一条曲线是GDP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率之和。货币的作用，第一是支持经济增长，第二是为价格变动提供供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个纸杯值1元钱，如果我们一年只生产1个纸杯，那么只要发行1元钱就能够满足这个纸杯的流通和交换;如果第二年我们生产了2个纸杯，产出的增速是100％，那就需要2元钱来满足这个纸杯的流通和交换，当然，这里没有考虑流动速度的问题;如果纸杯今年是1元钱1个，明年变成1.5元1个，那么我们就要发行1.5元钱;如果第二年我们生产了2个纸杯，每个纸杯都变成1.5元，那么我们就要发行3元钱。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有这样的公式:货币供给增长=经济的增长+价格上涨。
从图4可以看出，这两条曲线的差距比较大，我们现在处于经济的上升期，这个公式应该是≥，在经济收缩期，这个公式应该是≤。
图5是M2/GDP。2000年,我们一个单位GDP需要1.36元的货币来对应，到了2006年,每一单位GDP已经增长到需要1.65元的货币来对应,通过简单的数字计较，说明货币供给确实多了。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道理的,因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需要比较多的货币,但是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而且随着信贷货币手段的现代化，货币供给量不应该快速上升。
外贸顺差和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问题本文暂不作分析。
存在不良循环
投资、货币供给和双顺差等问题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因为现在流动性过剩而批评央行工作不力，这是不公平的，很多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能够解决的。我们的经济运行现在存在一个不良循环，是什么呢？
最初是过度投资，1998年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后出现投资的过快增长，2000年“非典”疫情之后又加了1把火。过度投资必然造成产能过剩，因而产能过剩是2004年、2005年的流行词。到了2006年，特别是下半年，大家好像又不再提产能过剩的问题，至少声音不如以前嘹亮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给产能过剩找到了两个出口，一个是扩大投资，还有一个是扩大出口，2006年进出口增长速度都很快，特别是出口的快速增加使外贸顺差快速增加。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的外贸顺差是1017亿美元，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提出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争取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和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但是从实际执行结果来看，2006年的对外贸易顺差增加了70%，达到1700多亿。今年对外贸易的政策是适度减少顺差，与 2006年相比，这个目标是后退的，我们预测今年的外贸顺差是2300亿美元。
当出现外贸顺差以后，这个“球”被踢到金融部门，因为现行的外汇管理政策要求个人、机构、厂商、单位取得外汇后，要换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使用，这就造成了基础货币的扩大发行。虽然央行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提高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定向发行央行票据，要求商业银行购买，试图减少基础货币的增加，但是基础货币仍然明显增加。基础货币的增加造成了银行流动性过大的问题，这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地方政府有快速发展当地经济的强烈愿望，因而有较强的贷款需求，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当出现流动性过剩的时候，存在迫使商业银行放贷的内在压力。货币流动性有两种解释，一个是生产对于货币的总需求，货币供给太多了，这是一种流动性过剩;还有一个就是在金融系统内部，应该使用出去而没有使用出去的资金太多了，这也是一种流动性过剩。从第二个解释来看，商业银行本身必然存在着把这些钱贷出去的意愿，同时地方政府有需求，双方一拍即合，使投资进一步增长。
因此，缓解产能过剩的两个出口最终都会扩大投资，可能会造成未来更严重的产能过剩。也就是说，产能过剩的问题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它被掩盖了，当出现更严重的产能过剩时，我们还是寻求这两个出口，进入下一轮的不良循环。
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
长期问题有几个方面，包括居民收入差距，投资和消费结构，一、二、三产业结构，还有资源、能耗、排污的问题。
资源、能耗、排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怎样重视和强调都不过分，因为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太不够了。过去提到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时候，我们很自豪，但是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这八个字。
先看“人口众多”，中国确实是世界人口大国，但现在是需要别人赡养的人越来越多，而能够赡养别人的人相对来说越来越少，因此“人口众多”的一个含义是人口老龄化。
再说“地大”，我国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尽管国土面积很大，但是可耕地面积却越来越少。前几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愤慨，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布朗的疑问是有道理的，中国的人口在增加，而耕地面积在减少，这必然会出现如何养活中国人的问题。
最后看“物博”，除了煤还多一点，我们其他的很多重要矿产资源都不“博”。所以，我们对“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要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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