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界关于协同演化理论的研究进展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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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年来，协同演化理论逐渐成为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成果显示：西方学者对协同演化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协同演化的涵义、特征和类型等方面，而对协同演化的应用研究则从生物学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经济领域，重点是组织与环境的协同演化、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个体与制度的协同演化等。协同演化理论独特的分析范式和广泛的包容性使其在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同时，协同演化的理论框架还不够精炼，对实证研究也提出了种种苛刻的条件，因此，协同演化的实证研究略显不足。
　　关键词：协同演化；环境；制度；演化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5-0014-06
　　
　　协同演化（Co-evolution），是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种普遍现象。1964年，生物学家Ehrlich和Raven（1964）首先提出了“协同演化”的概念，而后，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地质学、天文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非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掀起了协同演化的研究高潮，到21世纪初，基本建立起了协同演化的理论体系，并在社会经济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协同演化的理论研究
　　（一）协同演化的涵义
　　作为一个术语，协同演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Ehrlich和Raven（1964）合作的一篇题为《蝴蝶与植物：关于协同演化的研究》的论文中。他们通过研究蝴蝶与花草类植物间的关系发现，某类植物吸引或排斥某些特定的蝴蝶，而某类蝴蝶也只喜欢某些特定的植物。据此，他们认为，物种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影响并协同演化的。[1]
　　最早研究并系统地将协同演化概念运用到社会文化、生态经济领域的学者Norgaard（1985）认为，协同演化不仅是“协同”的，更是“演化”的，是“相互影响的各种因素之间的演化关系”。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协同演化主要反映了知识、价值、组织、技术和环境等五个子系统之间的长期反馈关系。[2]Hodgson（2002）认为，协同演化是指一方改变另一方的适应图景，进而改变双方的平均适应，反之亦然。[3]Murmann（2003）对协同演化和并行发展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协同演化要求双方必须拥有改变对方适应性特征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并行发展则是指双方对一个环境的同时适应。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互为因果关系都能够成为互动者之间协同演化的反馈机制，只有那些决定互动者适应性特征变化的关系才能够促进协同演化。[4] Jouhtio（2006）则对协同演化做了如下定义：协同演化是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相互依赖的物种上的持续变化，它们的演化轨迹相互交织、相互适应。在这里，物种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指共生关系、共栖关系和竞争关系。[5]无论怎样定义，协同演化的本质是确定的，即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持续地互动与演变，且演化路径互相纠结的现象。
　　（二）协同演化的特征
　　协同演化通常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 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
　　主体间双向因果关系是协同演化的核心概念。[4]协同演化理论与单因素决定论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协同演化强调互动主体双方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而不是一方决定另一方的演化。尤其是在关系复杂的系统中，一个互动者可能同时与其他多个互动者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在现实中也就经常表现为多向因果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多向因果关系的存在，使得新的变化可能会出现在所有互动群体中，进而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多向互动，与其他系统建立起反馈关系。[6] 也就是说，变化是内生的，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可能是由互为因果关系的多个其他变量引致的。所以，试图在复杂系统中区分决定性变量和非决定性变量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7]
　　2. 多层嵌套
　　在新古典传统中，个体被预设成超越社会结构的独立存在，文化、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对个体行为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环境因素都被忽略了。而演化理论的探索者则重视对嵌入性的研究，坚持把个体行为嵌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多层嵌套是指协同演化不仅仅发生在一个层级中，还可能发生在其他较低或较高层级中，而且还会发生在层级之间。协同演化是一个跨界现象，既包括内部微观主体的协同演化，也包括与外部环境的宏观协同演化，并且这些不同层次的演化是交互嵌套、难以区分的。微观行为主体的活动经常会产生宏观上的效果，宏观层面的演化也会对微观层面的演化产生影响。可见，层级间互动的演化，是多层级协同演化的重要特征。
　　3. 非线性
　　由于系统变量具有多因多果的动态关系，因此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可能是模糊不清的，变量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既不应该也无法被简约成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协同演化由一系列连续的反馈路径构成，层级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反馈机制，这就使得一个组织的演化可能最终导致其他组织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而且群体间的协同演化作为非决定性反馈路径的结果，其演化方式同样是难以预料的。另外，根据自组织理论，某种变化一旦出现，组织主体就会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应对和适应这种新的变化。由于事前不存在明确的调适目标，组织主体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又是不确定的，系统内的互动模型也就更加复杂，系统演化也将呈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
　　4. 正反馈
　　正反馈是协同演化的重要特征。[8]作为互动的结果，构成协同演化关系的任何一方对他方的影响都会反馈回来引起自身的变化。正反馈机制促使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系统的影响不断放大，使系统逐渐变得不稳定，进而偏离原有的均衡状态。在正反馈机制作用下，系统内外部的许多微小的变化就能够通过正反馈得到加速发展，这意味着系统本身不仅能够创造变化，而且还可以传递变化和扩散变化，系统是处于不断扩展之中的。就经济系统而言，由于个体具有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创新在扩散过程中将会引致更多的创新，并且在正反馈的作用下不断深化创新的程度和层次，也可能引起制度创新，进而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共同推动下，逐步改变经济系统的结构。
　　5. 路径依赖
　　协同演化路径之间的差异反映了过去某一时点的系统特性和异质性，从而使得协同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特征。路径依赖和正反馈有着紧密的联系。路径依赖是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随机的非线性系统可能会受到某种偶然事件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一旦被系统所采纳，系统便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演化下去，很难被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路径所取代，亦即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势”。[9] 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或时间因素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10]同时，还引申出了“惰性”的概念。所谓惰性，是指在演化过程中从一种不好的路径转变为一种好的路径所需要的等待时间。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制度呈现出惰性的性质。North（1993）还指出，路径依赖源自个体认知结构或心智模型，心智模型越稳定，演化的路径依赖特征和惰性程度就越大。[11]
　　（三）协同演化的类型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协同演化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1. 单一层级内的协同演化和多层级间的协同演化
　　在一个特定的系统中，根据主体之间的层级关系，可以把协同演化分为单一层级内的协同演化和多层级间的协同演化两种类型。两者的区别在于交互作用的两个或多个主体是否是跨层级的，即单一层级内的协同演化要求所有的互动主体都处于系统内的同一层级，而多层级间的协同演化则涉及到系统内分别处于不同层级的互动主体。前者如同类个体之间的协同演化，后者如个体与组织的协同演化。另外，从互动主体之间的生成关系来看，在单一层级内的协同演化中，互动主体是相对独立的存在体，他们之间不具有生成关系，而在多层级间的协同演化中，互动主体之间则可能存在着生成关系，即高层级的互动主体往往是由低层级的互动主体生成的。
　　2. 单方主导型协同演化、共同主导型协同演化和无主导型协同演化
　　根据不同互动主体影响权重的不同，可以把协同演化分为单方主导型协同演化、共同主导型协同演化和无主导型协同演化。所谓单方主导型协同演化，是指在协同演化过程中，客观存在着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互动主体，该互动主体的变化对协同演化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互动主体的变化对协同演化所产生的影响。共同主导型协同演化则是指由两个互动主体共同主导协同演化的情况。除这两种情况以外的所有协同演化，都可以归类到无主导型协同演化中。当然，现实中也可能会存在三个互动主体共同主导协同演化的情况，但由于其因果关系过于复杂，也可以视为是无主导型协同演化。实际上，从时间序列来看，这三种类型的协同演化之间可能会存在过渡关系，如在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进程中，就可能存在由无主导型协同演化逐步转变为技术主导型协同演化、技术与制度共同主导型协同演化、制度主导型协同演化的现象。
　　3. 基于合作的协同演化和基于竞争的协同演化
　　协同演化的结果会对各个互动主体的适应性产生不同的影响，依此标准，可以把协同演化分为基于合作的协同演化和基于竞争的协同演化。如果构成协同演化关系的互动主体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他们协同演化的结果会同时提高双方的适应性，那么就可以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合作的协同演化关系。相反，如果互动主体之间是不共容的，他们的协同演化是通过降低某一互动主体的适应性来提高另一互动主体的适应性，或者协同演化的结果是同时降低了双方的适应性，那么，这种协同演化就是基于竞争的协同演化。这种划分实际上是把共时性条件下互动主体之间的关系特征放在历时性条件中考察的结果。
　　4. 协同演化的其他类型
　　前文所述的几种协同演化关系是较为常见的协同演化类型，由于观察视角的不同和研究的需要，也有学者提出了其它的分类方法。比如，根据互动主体之间是否具有供需关系，可以分为纵向协同演化和横向协同演化；根据协同演化关系的传导机制，可以分为直接协同演化和间接协同演化；[12]根据协同演化关系的均衡情况，可以分为稳定型协同演化和变异型协同演化，等等。
　　二、协同演化理论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应用研究
　　在Norgaard（1985）第一个把协同演化概念运用到社会经济领域之后，不少西方学者都开始进行协同演化理论的应用性研究，例如，生产与消费的协同演化、行为与制度的协同演化、生态与经济的协同演化[13]等。在社会经济系统内，常见的协同演化应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组织与环境、技术与制度、个体与制度。
　　（一）组织与环境的协同演化
　　在协同演化理论研究者看来，组织与其所处的环境是协同演化的，如果不去考虑环境变化和组织行为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只是把组织视为对环境的简单适应，就很难正确理解组织的行为和绩效。
　　1. 组织与自然环境的协同演化
　　早期研究者通过假定企业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共生或演化关系而建立了企业组织与自然环境协同演化的模型，Porter（2006）对该模型分析之后认为，有必要区分协同演化逻辑和协同演化机制。所谓协同演化逻辑，是指企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协同演化，是宏观层次的协同演化，其中包含着更广泛的思维过程和理论模型；而协同演化机制则是微观层次的协同演化，必须是显而易见的行为及复制方式。协同演化理论所要考察的应该是协同演化机制，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组织的前景和命运。但同时，对协同演化逻辑的关注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协同演化逻辑的扩张会导致协同演化机制的扩张与变化。组织要有效地运用协同演化逻辑来形成较优的协同演化机制，从而更好地实现组织与环境的协同演化。[14]
　　2. 组织与社会环境的协同演化
　　Volberda和Lewin（2003）认为，分析组织与其环境的协同演化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运用纵向的时间序列来分析组织历时的适应性变化；（2）把组织的适应特征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考察；（3）要明确组织微观演化与环境宏观演化的多向因果关系；（4）要充分考虑到组织的复杂性；（5）路径依赖对企业发展的制约作用同时存在于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6）企业和产业是嵌入在制度系统中的；（7）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宏观变量会对系统内的协同演化产生结构性影响。[8]
　　此外，他们还运用外部选择理论和适应理论，根据适应程度、选择程度的不同以及管理者在协同演化中所起作用的差异，概括出了组织与环境协同演化的四种动力机制：一是幼稚选择，在幼稚选择动力机制下，协同演化发生在连续的变异―选择―保留的循环过程中，并促使众多的企业朝着更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二是管理选择，在管理选择动力机制下，企业管理者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选择一种创新方式，使企业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三是层级更新，即在制定企业对环境的行动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通过各个层级的互动来实施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战略意图。四是全面更新，在这种动力机制下，企业内部的各个层级都是创新主体，创新成为一种集体认知，因此，企业的创新也就是全局性的。
　　其他学者也对组织与社会环境的协同演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Lewin，Long和Carroll（1999）构建了企业、产业与社会环境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认为三者之间的协同演化是企业行为、产业、国家制度和外在制度变化之间相互依赖的结果；[15]J.Tan和D.Tan（2005）对转型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与环境的协同演化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16]Suhomlinova（2006）通过建立组织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一般分析框架，探讨了组织形式和组织战略在企业层面的适应性，并研究了组织在产业层面上所要做的选择。[17]
　　3. 组织与环境协同演化的过程机制
　　组织与环境协同演化的过程机制主要有三个：第一，互动机制。互动机制是组织在环境中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组织要受到环境的约束，同时又能够通过互动来改变环境。适应性特征是企业在和特定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企业只有具备了对环境的适应性特征，才能更好地制定自身的发展战略。第二，学习机制。学习机制反映的是企业内部个体间互动或者企业间互动中的知识积累过程。企业提供的组织环境能够提高和强化员工的能力，也就是说企业在某方面具有专有学习优势。同样，企业联盟可能也具有专有学习优势，这就需要企业在知识获取方式上做出选择。第三，变异与选择机制。当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可能导致企业惯例发生变异。变异具有多样性，因此需要组织成员对其做出选择并进行扩散，继而引起群体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为下一步的变异奠定了基础。
　　（二）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
　　Pelikan（2003）对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技术和制度之间的双向作用关系。他认为，技术变迁对制度的影响表现在技术创新引发制度需求和技术创新促进制度实施两个方面。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需要一个新制度来保证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而新技术也可能会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使原先难以实施的制度得以实施。制度变迁对技术的影响则表现为：组织的自由程度对技术创新有潜在影响，制度对技术创新有激励作用，制度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及扩散速度，制度会影响技术选择的正确性。[18]
　　Murmann（2003）把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纳入到了产业领域的研究中。他通过对1850―1914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瑞典这五个国家的合成染料产业进行比较研究，解释了产业、技术和制度等协同演化的过程。他认为，德国的合成染料产业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原因在于德国的制度能够对技术创新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而技术创新也促进了德国的制度创新。企业群体与大学群体的互动推动了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这种互动是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实现的。Nygaard（2008）通过对欧洲能源企业的燃料电池和制氢技术进行研究，认为技术、市场和制度在产业形成阶段是协同演化的，新技术投入市场需要具备一定的制度条件。
　　（三）个体与制度的协同演化
　　Hodgson（2007）认为，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不能仅仅从个体层面来解释，还必须去探究个体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个体与制度都很重要，既不能抛开制度谈个体，也不能抛开个体谈制度。个体与制度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制度是个体行为选择的内在和外在约束，个体具有推动制度演化的能动作用。个体理性是嵌入在制度之中的，个体的认知受到现有制度的约束，同时，个体还存在无知的情况，不可能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所以，制度是以累积性的方式进行演化的。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将会重新塑造个体的认知。因此，随着制度的演化，个体的认知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当制度发生结构性变化时，个体的认知结构也可能发生结构性的转变。个体与制度是协同演化的。[19]
　　三、简单的评价
　　协同演化理论实际上是集演化理论、复杂系统理论、突变理论等众多思想精华的产物。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协同演化理论是一个极富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它那独特的思维逻辑和分析工具为演化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其它学科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协同演化理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借鉴意义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协同演化理论突破了单向因果联系对研究者思维方式的禁锢。长期以来，不少研究者都深受单向因果联系这种思维的影响，忽视了研究对象之间的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经济学家奉行技术决定论，管理学家宣扬战略决定论，生态学家坚持环境决定论，由于缺乏对各个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和深入分析，研究者往往只能得出一些“治标不治本”的结论，其结果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协同演化理论则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多向因果关系、非线性关系等概念的引入，使研究者认识到系统内的各个主体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复杂动态联系，只有不偏不倚地充分考察各方的适应性特征，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
　　其次，协同演化理论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把诸多相关理论整合了起来，却并没有损伤各种理论原有的完整性。尤其是对协同演化类型的划分，更是充分吸收了各种理论的精华。例如，纵向协同演化之于产业链理论，基于竞争的协同演化之于传统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理论，多层级间的协同演化之于组织理论，变异型协同演化之于基因突变理论，等等。协同演化理论的包容性，使得其在社会科学的众多研究领域中都表现出了强大的解释力。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协同演化逻辑本身包涵着各种不同的研究假设和模型，而不是肆意地把任何理论扩张至其他领域。
　　最后，协同演化理论也印证了西方学术界传统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把企业视为高于个体的层级是没有意义的，企业只是个体间的契约联结，因为所有的市场行为都可以通过个体的理性行为推导出来，进而，他们认为所有的宏观现象都能够通过微观个体的理性行为推导出来。协同演化理论则把企业看作是超越个体理性的一种组织学习环境，企业能够塑造员工的偏好和认知结构，进而影响群体的心智模型。反之，员工也能影响企业的演化方向。因此，企业和员工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反馈关系，个体的理性行为并不能必然推导出企业行为。同样，许多宏观现象也无法仅仅由微观个体的理性行为推导出来。
　　总的来说，协同演化理论丰富了学术研究的分析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协同演化理论的分析范式虽然已具雏形，但大多数文献都只是停留在理论解释上，实证研究进展不大。正如Kallis（2007）所认识到的那样，尽管协同演化理论打破了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意志与运气等传统的二分法，但是其实证研究却着实不易。[20] 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协同演化的理论框架，并将其更好地运用到实证分析中，将是协同演化理论未来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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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Comments of Co-evolution Theory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Zheng Chuny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evolution theory gradually becomes a new research hotspot. Studies show that: firstly，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o-evolution theory in western academia focuses on the conce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secondly,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evolution has expanded from biological field to social and economic fields; thirdly, research emphasis in this field includes co-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nd system,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etc. Because of the unique analytical paradigm and extensive inclusiveness of co-evolution theory, it can be applied to many social scienc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lack of a perfect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the harsh conditions of empirical study lead to some drawbacks of the study.
　　Key words: co-evolution; environment; instituti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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