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介与后文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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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网络媒介与文学发展”的一系列论文中,人们一再重复着这样一种观点:互联网这个最富有活力的新媒介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人类社会迈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都将随之发生革命性改变。神奇的网络媒介,似乎在弹指一挥间就已对整个世界实施了魔法,对整个社会系统和文化机制进行了颠覆与重构。随着网络媒介对文学产生及其发展模式的强烈冲击和深度介入,文学的千年帝国――这个以文字为依托的语言艺术乌托邦也明显发生了大河改道式的巨变,即便是那些习惯于冷眼看文坛的文论家们,在“文学消亡”骤起的惊雷声中,也纷纷陷入“喧哗与骚动”的仓惶之境,或震惊、或尴尬、或愤怒、或茫然。
　　尽管网络媒介对文学艺术的冲击和影响迅猛而强烈,但大多数文论工作者仍然不愿意相信文学会就此消亡。原因很简单,无论网络媒介如何发展,人类对审美和艺术的理论思考不会消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文艺学和美学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难,它们总会与时俱进地调整思维方式,改变叙事策略,变换生存样态,善于从逆境之中寻求更为有利的发展机遇,这种随机应变、“与世推移”的灵活性是“文学不死论”的依据之一。在一些质疑“文学消亡说”的文论家看来,“文学不死”还有更重要的依据,那就是人的无限丰富性,人的需要,包括人的审美需要、审美趣味、艺术爱好等都是无限丰富多彩的。文学所创造的“内视世界”和影视所创造的“图像世界”各有优势,可以同时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需要。杜书瀛先生在《网络媒介:解构与重建文学世界》一文中认为,“抽象艺术”和“具象艺术”也可以并行不悖,古典与现代也未必形同水火,“精英艺术家”也不会被“卡拉OK演唱者”取代,它们在历史长河中还会不断涌现,并且会不断产生照耀时代的巨星。
　　坚信“纯文学不死”的批评家们则认为,文学的“幽灵化”或“零散化”是其“向死而生”的关键所在。批评家陈晓明从德里达早期的代表作《论文字学》和《写作与差异》中发现了文学不死的奥秘。他认为,在德里达的思想中,“文字”和“写作”具有同样的意义。文字的本质是延异,写作也是延异。而文字的延异就是幽灵化,因为任何写作和文字,本质上都只是延异的踪迹而已。只有理解了文字的延异,才可以理解文学的幽灵化;也只有理解了文字的幽灵化,才能理解后现代时代的文学真正的魂灵所在,才能理解纯文学不死的精神。这种多少有些神秘主义倾向的言论,与米勒《论文学》一书的卷首引言“余下的都是文学”颇有神似之处。
　　我们知道,德里达对文学与图像暧昧关系的论述颇多独到之处。陈晓明在论证文学不死时像米勒一样接受了德里达的影响,他在《不死的纯文学》中比较图文之间的差异时认为:“文学是一个字一个字堆积起来的――那是对自我埋葬的祭祀。图像则是欲望的爆发,她是那么贪婪,那么无所顾忌,她展现了她的全部的身体,她总是扭曲和抖动。因此,网络媒介时代的文学与文字,使逃亡变成一次归乡,使图像的压迫、追捕、驱逐,变成图像的孤独之舞,变成图像的裸奔。”路文彬甚至认为,图像文化的狂躁不安业已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失聪”的主要症结所在。然而,中国学者笔下似乎少有米勒那种迟疑不决的发问:“再见吧,文学?”譬如叶匡正断言文学必死!而陈晓明则断言“文学不死”!陈晓明相信,文学在应对网络媒介冲击时,它会以其对大时代的屈服,以其对命运的服从来适应生存条件的改变。它现在是以“归乡”的自在步伐坦然地行走,走向超越性的无限伸延之路。在陈晓明看来,文学所具有的观念性的力量,如美、爱与皈依等理性,也许远比文字本身的存在更具有远大的意义。但也正是文字始终在倔强地守候着这些理想,“纯文学”因此不死,这就是陈晓明所谓的“不死的纯文学”。
　　也许有人会说,评论家们要退守到文字堡垒中去寻求文学不死的魔法,这本身就是文学帝国遭遇非常危机的明证。在网络媒介时代,图像四处扩张,弥漫视觉世界,但这无损于中国批评家们对文学帝国永世长存的信心。陈晓明在《不死的纯文学》中不无乐观地认为:“文学隐藏于图像之后,隐匿于生活的缝隙之间,填补那些剩余的空间。文学被图像击碎,但不会被图像埋葬,文学以其更加灵活自由的方式存在于当代社会。文学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渗透进当代生活,渗透进当代日常的语言和交往方式。看看铺天盖地的广告,图像显然图不尽意,都要记住语言,而能在口头流传的都是洋溢着文学性灵感的那些词句。”即便在这个“眼见为实”的时代,口头流传的东西在诗意严重缺失的社会日渐变得无足轻重,即便“言不尽意”的情况在文学领域远比图像领域普遍得多,德里达所暗示的“幽灵化”或“零散化”仍不失为“文学不死”的一个含混借口。
　　但是,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德里达的另外一些说法恰好为文学消亡论提供了依据。其中最为中国学者熟知的是美国学者米勒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反复引用的德里达的名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认为:“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显而易见,米勒所谓的文学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学不是一个概念。
　　10年前,当米勒论及“文学的消亡”时,中国的文论家们立刻炸了锅,一场关于文学终结论的讨论在文学理论与批评界迅速蔓延开来,一时间,开坛必说“终结论”几乎成了中国学者“说文解艺”的基本套路。不久以后,《文学死了吗》(希利斯•米勒)、《文学会消亡吗》(杜书瀛)、《纯文学不死》(陈晓明)……等著作纷纷问世,让人面对本已日暮途穷的中国当代文论时,益发茫然不知所措。莫非一个“告别诗书”的“后文学时代”真的来临了?假如“文字终结”确如某些未来学家所预言的已经为时不远了,那么,书面文学又何以为继?在网络媒介问世之前,这类问题显得多么荒诞无稽,但在网络媒介的词典里,根本就没有“不可能”三个字。
　　如今,网络媒介成了电信时代最为通行的标签,人们似乎也习惯于将“文学的终结”归因于“网络社会的崛起”。但无论人们如何理解文学终结的问题,图像对文字的凌越与排挤都被看成是首要因素之一。关于这一点,凡是考察过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这一历史时期所出现的种种有代表性的相关哲学观念就不难发现。看似造成历史断裂的网络媒介绝非无根之物,在一定意义上讲,它恰恰是对数千年传统文化趋向直观化和经验化的集大成者,是植根于“景观社会”的原始欲望的符号化回归。这里的“景观社会”,是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描述当代世界的一个创新性概念。德波的同名著作《景观社会》的核心观点是“世界已经被拍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影像物品生产与物品影像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所谓“景观”,即以影像为中介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影像化社会生活的商品殖民化趋向更为彻底,因此,与马克思批判的商品社会相比,这是一种役人于无形的更加异化社会。在德波看来,费尔巴哈不齿的那种“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的现象已然成为景观社会的深层本质。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部转化为一个表象。影像化景观/奇观业已成为当代社会存在的主导性本质。以网络媒介为代表的数字化景观社会,使图像化生存业已成为当代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传统文学的群众基础和生活源泉均已发生本质性改变,这便是文学末日到来之前的可悲景象。
　　从一定意义上讲,景观社会是视觉需求急速膨胀的结果,正如网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大众整天被各种各样的视觉刺激包围着。可以说,除了传统的视觉享受之外,连我们的味觉、嗅觉、触觉、听觉、感情、思想、好奇心和性欲,也越来越视觉化乃至被视觉替代了。在这种语境下,视觉的重要性被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视觉文化风生水起,人类与生俱来的感性经验依赖,在视觉文化的刺激下日渐表现为对视觉经验的深层依赖,读图时代悄然来临,语言文字创建的理性王国依稀现出日薄西山的迹象。在德波这样的哲学家看来,语言是抽象思维的外壳,天生不能做到具象;影像能够复制事物的表象。尽管影像不能像语言那样直接自由地表现思维,且不得不依赖于被摄体,但影像文化现在正在对语言文化发动强有力的冲击,这种冲击的目的就是要夺回语言占领的本该属于影像文化的领域。我不知道,德波这番言论是否有意要为图像的“还乡”招魂。
　　在德波提出“景观社会”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终于有人开始认真思考以图像取代文字的问题了。2009年底,美国人帕特里克发表于《未来学家》的一篇题为《后文学时代的到来》的文章在网上流传开来,作者的观点与部分中国学者关于网络文学的意见不谋而合。特别是作者在讨论“超级电脑是否会让我们变傻”这一问题时所提出的某些观点,“于我心有戚戚焉”。作者认为:“书面文字在既能说话又无所不知的掌中电脑面前能否继续生存呢?很多正设计21世纪超级电脑系统的研究人员认为,书面文字未来生存空间很小。人们会屈服于电脑系统升级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方便,把庆祝书面文字的消亡作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当中国学术界正忙于清算“文学终结”、“艺术终结”、“哲学终结”、“科学终结”等技术至上主义的流毒时,“文字消亡说”的提出无异于釜底抽薪,直接将沸沸扬扬的“终结论”之争引向更彻底的技术决定论的后形而上学的迷雾之中,它甚至使德里达的“文学幽灵化”学说也失去了最后的“文字堡垒”。
　　当然,对我们这些被数千年积淀的文字基因编码控制了思维习惯的“读书人”来说,文字似乎是不可能消亡的,“文学不死”理所当然也是毋庸质疑的说法。我们这些文字文明的受惠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理解何等丰富多彩,如果离开了文字编织的文本这一基本平台,人类岂不和鱼虫鸟兽没有分别?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承受文字的迷惑与困扰也同样是无限深重且没有尽头的,以致常常有人会情不自禁地羡慕起那些不为文字所驭的飞禽走兽来。想想我们这些终生以文字为苦役的“字奴”们,一旦从文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那将是一种何等自由的人生!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人帕特里克预言未来一代把文字的消亡看做“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也未必毫无道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帕特里克在描述“后文学时代的到来”时,态度颇为暧昧,他在呼唤“文字消亡”之未来的同时,又有点犹豫不决地自问:“我们有责任为子孙后代验证,数字媒体的出现是否令人类的交流方式变得更聪明、更有说服力和更有建设性,即便在一个技术强大的年代,拥抱数字媒体和放弃阅读能力是否更有助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呢?”尽管我可能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保守主义者,但在景观社会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面前,对文字和文学永世长存的信心似乎也渐渐动摇起来。我甚至开始对技术至上主义的“后文学”理论放弃了批判立场,并倾向于相信这样一个听起来匪夷所思的论断――人类总有一天会像今人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结绳记事的年代一样,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文字阅读的时代。
　　作者简介:陈定家,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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