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原型批评视野中的《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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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尔贝加缪因“透彻认真的阐明了当代人良心所面临的问题”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鼠疫》是其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性著作。详细而又深刻地阐述了面对灾难时显现出的各种不同的人格，传达给我们良心所面临的问题给各自的选择带来的影响。在本文里，着重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
关键词：鼠疫 神话原型 批评反讽
《鼠疫》主要以回忆、记事的手法叙述了1941年发生在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德一场鼠疫爆发的始末。对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加缪本人曾说：“我想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感到的窒息和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充满了威胁和流放的气氛。我也想就此将这种解释扩展至一般存在这个概念。”[3]由此我们应该很清楚，书中的“鼠疫”不仅指具体的传染病，更是多层面的象征，如法西斯、战争、死亡等等，概括起来说，即象征着――恶。
加缪曾称自己为“依据其激情和焦虑创造神话的艺术家”。创作神话和一般小说不同，正如郭宏安先生说的“神话追求的是普遍性和超越性，不怕单调和重复，而故事追求的是曲折性和生动性，最忌枯燥和抽象”。《鼠疫》通篇反讽的语调平稳，不去渲染可怖的灾难，人性的恶劣，也没有将人们对鼠疫的对抗描写的慷慨激昂，正是这样更突显了作品想要传达的荒诞感，创造出一个人抵抗恶的神话。
弗莱认为文学叙述结构的发展是循环进行的，正如春夏秋冬四季的循环一样。冬天，没有英雄的荒诞的世界。而在《鼠疫》故事开端描述奥兰的自然人文环境时，作者说这里“春天是在在市场上出售的”、夏天人们不放下百叶窗将自己封闭起来就躲不过烈日的炙烤和尘埃的袭击，到了秋天，更是“大雨滂沱，下得满城都是泥浆” [2]。只有冬天“才出现晴朗的天气”。而冬天，正是反讽、讽刺叙述结构的象征。加缪或许无意回应弗莱的这一理论，但是他想用反讽反映这个没有英雄的荒诞的世界的意图与这理论正巧对上了。那么冬季与讽刺到底有何契合的地方呢？冬天对我们普通人的印象就是：万象萧条，寒风凛冽。这正是反讽的文学结构给我们的感受，凛冽刺骨。但是冬天到了，春天就不远了，冬天还包孕着希望。反讽也是这样，犀利的嘲讽背后是无奈的绝望，其更深处却是渴望摆脱荒诞生活的苍凉希望。
在弗莱的理论里，文学模式是循环往复发展的。他将文学模式分为五种“神话、浪漫故事、高模仿、低模仿、反讽”。从反讽开始重回神话阶段。他认为西方的文学现在已发展到反讽这一阶段，大量现实主义作品属于反讽。在《鼠疫》中，反讽就随处可见，下面我就其中一个很小且被人们普遍“不齿”的人物科塔尔来阐发一下我对本书反讽意味的理解。郭宏安先生在他的文章《〈鼠疫〉与神话》中写道：“在这场人与鼠疫殊死搏斗中，真正应该受到蔑视的，只有那个形迹可疑的科塔尔，因为只有他是与鼠疫‘合作’的。”[3]那么，在书中主人公里厄医生也就是作者眼里这是个怎样的人呢？
目睹了人们抓走科塔尔的里厄，耳边“总是响着拳头打在科塔尔脸上所发出的那种沉重的声音”，而“想到一个犯罪的人比想起一个死去的人可能更加不好受” [2]。在所有曾被里厄爱过现在已经离开的人中包括科塔尔，他的名字甚至排在英雄的塔鲁和医生妻子名字前。这意味着什么？作者是在蔑视科塔尔么？
“请进来，我上吊了”用红粉笔写在门上的这句话引出科塔尔第一次出场。他性情“孤僻多疑”，在自杀被救之后，改变了生活方式。到处出入公共场合，给侍者大量小费以“博取大家的好感”，从而“证明我不是个坏人”，拼命想融入大家的生活中。鼠疫爆发之后，大家不自觉的团结了起来，这个团结起来的群体接纳了他这个在和平年代被孤立出去的人，这使得科塔尔非常兴奋。书中积极组织大家抗击瘟疫的英雄塔鲁虽不认同“他从心底赞成那种导致孩子和成人死亡的东西”，但还是说“除此之外，我都能理解”。最后科塔尔在人们庆祝鼠疫结束的欢呼声中被关入了牢房，重回了开头所处的被孤立境地。
科塔尔在这里，是一个“替罪羊”的典型。奥兰是个象征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冷漠世界，人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不自觉的将衰老、生病的人排除在社会之外，科塔尔便是这样人的代言人。他渴望融入社会，甚至通过自杀吸引别人对他的关注，他渴望走入人群中，又担心被伤害。他惧怕现在的社会，高呼“希望来一次地震，一次真正的地震！”希望鼠疫可以毁掉这个冷酷的社会，再建一个自己可以幸福生存的社会。他是替罪羊，不是无辜的，但也不是有罪的。他是有罪恶的社会的一个成员，“生活在一个不公正已成为存在本身无法回避的一部分的世界上”，不可能不犯罪，但是他得到的报应已远远超过了他所做过的任何过失。
为什么作者会安排塔鲁说出他“能理解”科塔尔那样的话呢？塔鲁来到奥兰，为了逃避他做检察官的父亲，逃避成为“鼠疫”患者。塔鲁只是旁听过一次审判，便不能原谅宣判的父亲，反而同情台上被判死刑的犯人。那是因为塔鲁一眼便看出了台上瑟瑟发抖的死刑犯只是人类罪恶的替罪羊，他不想活在一个建筑在死刑基础上的社会中。在现实社会中，替罪羊的存在成为实际的存在，我们承认对他们的判决，无异于谋杀。例如，法西斯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就有自己的理由，认为犹太人的存在导致了德国甚至世界的经济危机，威胁到了“更高贵人类”的生存空间。我国也有句谚语：“法不责众”，认为只要自己是站在大部分人一边的便掌握了道德，可以瞬间成为暴民，用数量判决他人的生死。剔除了替罪羊，我们仿佛可以更道德了，反讽意味何其明显。
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是要把一部作品纳入到作为整体的文学体系中。就《鼠疫》来说，这部作品不仅与作者自己有关，也不仅与成书的那个时代背景有关，它体现的是人对抗恶这一古老悠久的神话，里面是“老老实实的见证和平平常常的思考” [3]，其中蕴含的永恒真理，拥有对我们灵魂永久的震撼力。
参考文献：
[1] [加]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漓江出版社，1992.
[2] [法]阿尔贝・加缪.局外人・鼠疫[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3] 郭宏安.《鼠疫》与神话.[J/OL]
作者简介：陶龙裴，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0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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