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赶超失败探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林跃

　　 摘要：经济增长方式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经济稳健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后发国家能否成功赶超发展的基本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凭借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度取得了高增长，从一个落后的欧洲农奴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世界工业发达的超级大国。但是，这种片面注重高速度、忽视合理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方式固有的缺陷以及自我转换纠错功能的缺位使其无法保持持续高增长，并最终导致经济崩溃。考察苏联的赶超历程及成败得失，总结后发国家赶超规律，对于正在赶超中的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转变增长方式；工业化；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09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12－０047－０5
　　
　　一、苏联经济赶超发展的轨迹
　　 依靠二战前约3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高速发展，苏联工业产值增长了38倍，实现了工业化，而英国工业产值增长38倍用了162年（1790-1951），苏联工业化速度超越了欧洲所有大国，经济实力很快跻身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并依靠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成功经受了二战的考验。二战后，苏联经济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如1946-1950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4.4%，1951-1960年为10%，远高于同期的美欧国家，使苏联经济迅速赶上和超过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极大地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苏联国民收入占美国的比重已经从1950年的31%上升到1975年的67%，苏联成了几乎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成为20世纪世界经济赶超发展中的一个典范。
　　但好景不长，苏联年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从1971-1975年的5.7%下降到1976-1980年的3.7%，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从7.1%下降到4.5%，工业和农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从8.4%和4.2%下降到7.1%和0.5%，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从6.8%下降到4.6%。80年代苏联经济继续衰退并进入危机阶段，1981-1990年苏联经济增长率只有1.5%，已经低于七国集团同期3.1%和美国3.2%、日本4.1%的年均增长率，从而扩大了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1981年苏联经济开始被日本超过，退居第三位。苏联国民收入规模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从1975年的67%下降到1988年的64%，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也在下降，使一度缩小的与美国的差距逐渐拉大，赶超进程功亏一篑。
　　 二、苏联经济赶超失败的根源
　　 苏联经济赶超美国失利有多方面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发展战略选择失当：过分强调不切实际的高增长
　　通过高速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尽快赶超发达国家，是苏联一贯的经济发展战略。还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提出，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斯大林在20年代后期就一再强调，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我们不愿挨打。苏联必须至多在10年内跑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50-100年的路，要么做不到这点，要么被人打倒！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速度成了经济发展最大最迫切的追求。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从未放弃“速度”梦想，如赫鲁晓夫50年代提出“全面建设发达的共产主义”、“15年赶超美国”的目标，1967年勃列日涅夫则提出要建设“发达社会主义”，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即要通过改革与科技进步遏住持续下滑趋势，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率，使苏联重现50-60年代那种曾有的增长光环。但苏联社会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并非为了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并非旨在实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要实现国家的政治目标：迅速而不断地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以此与美国抗衡，争夺世界霸主地位。这种不顾一切地追求高速度的发展战略目标往往导致政府和企业无法按照科学发展规律办事，不惜代价的投资决策带有很大盲性；为实现超越式发展往往导致资源紧平衡，资源供给无法满足加速增长必须持续追加的投入；长期高增长难以避免结构扭曲，过度偏向重化工业等增加GDP效果显著的行业，而轻工业、服务业等创造GDP效果较慢的行业备受忽视，资源投向过度集中城市，而轻视农村等；过度重视政府财力集中，忽视企业自主收益和居民的财富增长，形成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等等。
　　2. 片面依靠物质投入驱动增长而忽视科技进步的贡献，造成高消耗低产出
　　虽然在一段时期内苏联的GDP增长率快于美国，但苏联消耗的原材料和燃料等比美国等高得多（图1）。从图1可见，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差距远小于矿物燃料消耗差距，说明苏联单位产出的能耗高于美国。据统计，战后苏联经济增长的58%是靠增加投资、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取得的，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30%，而西方国家达到50-70%。如在70年代， 国民收入每增长1%，投入的物质资源和生产基金就增加1.2%和1.4%，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水泥用量多80%，石油消耗量多100%。1976年苏联每亿度电所消耗燃料比日本高46.4%，每吨钢所消耗燃料比日本高140.3%，每吨铁所消耗燃料比日本高164.6%。1976年苏联平均吨标准燃料产出仅有375美元，远低于美国的608美元和日本的1140美元。与美国相比，苏联经济投入的劳动力和工业投资总量分别高出45%和40％，农业投资高出4倍多，但其国民收入的生产量仅相当于美国的2/3左右。仅在热能、电能、焦炭生产和石油加工中，就损失了4亿吨标准燃料（1976年），占当年燃料消费总量的约1/3。由于设备陈旧造成的浪费也很大，如1978年苏联生产的冲压设备只占全部金属加工设备的18.9%，由此造成生产切屑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国同类新产品高出1-1.5倍，金属碎屑占每年全部金属的28%（数量达几千万吨）。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苏联经济新剖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页。
　　图1 1951-1972年美国和苏联矿物燃料需求
　　与GNP的年平均增长率比较（%）
　　苏联科研机构和人员很多，如80年代末苏联科技人员达到150万人，相当于世界总数的1/4，发明创造数量也不少，每年新技术发明占世界总数的1/3，仅次于日本占世界第二位。但科技成果在经济中得到应用的很少，一项新技术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长达10-12年之久，而美国85%的成果可在5年内转化为生产力。技术进步慢的后果自然是产品创新慢，在国内国际市场适销对路的产品少，工业品傻大笨粗，要么畅销产品不足，而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原材料、金属、能源等资源出口，换取硬通货。在科技快速进步的70年代，苏联过分注重传统机械制造等技术，而很少跟踪国际先进技术潮流变化，引进先进技术较少，特别是对电子、信息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关注不足，失去了引领性、主导性先进技术的黄金发展机会，使苏联高技术发展几乎落后西方一个时代。测算表明，苏联的总和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几十年中呈逐步下降态势：1950―1960年为1.6%，1960―1970年为1.5%，1970―1975年为0%，1975―1980年为-0.4%，到1985年下降到-0.5%。同时，苏联固定投资产值率也不断下降，每百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72卢布下降到1970年的55卢布和1990年的28卢布。随着劳动力资源短缺、资源消耗不断增加及其所导致的资源开采条件恶化、生产运输距离大大延长、资金日益紧张、经济效益下降等内部压力，苏联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图2）。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苏联经济新剖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292页。
　　图2 1961-1980年苏联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变化（%）
　　3. 过分强调自主性增长，对外开放不足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开放者兴，封闭者衰，对外开放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条规律。而战后苏联受斯大林“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局限，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对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必要性估计不足。为了与西方对抗和维护自身狭隘的经济利益，苏联纠集卫星国自搞一套“经互会”，20世纪70年代以前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一直占苏联对外贸易总额的55%左右，而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仅占15%。70年代以后随着缓和政策的出台，同西方的经济合作关系有所扩大。但1980年入侵阿富汗使苏联又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直到1985年，与西方的贸易额才增加到约占27%。而二战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新发明、新创造不断涌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了各种合成材料、人造材料、电子技术等一系列崭新的生产部门和生产工艺，而苏联在这一时期几乎割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学技术联系，使苏联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一个孤立闭门的摸索时期。苏联较难接触到国际先进技术进展情况，产品国际标准化也成为很大问题，如美国芯片生产上使用的1/10英寸，而苏联为了简化而采用自己设定的“公制英寸”生产自己的芯片，但实际上插座不合，这使得苏联半导体设备不能生产西方尺寸的芯片，微电子产品无法出口。苏联相对封闭和有失偏颇的开放方针，使苏联失去了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机会，由于对外出口主要集中在经互会国家范围内，产品落后问题还暴露得不很明显，而苏联与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发明上的差距给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4. 非均衡式发展导致经济结构极度扭曲
　　列宁曾经根据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关系的理论推导出生产资料部门优先增长的原理一直影响着苏联的经济发展战略。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持续的高强度的资本支持，为了推动快速的资本积累，苏联只好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手段强制性地用农业补贴工业，剥夺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民来加快城市工业的繁荣；在工业内部，又长期实行扶植重工业，轻视轻工业。这种跨越轻工业阶段、直接发展重工业的超常工业化道路不得不大量挤占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资源，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增长弊端凸显，重工业一支独秀，而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缓慢（见图3）。统计结果显示，从1928年苏联开始推行工业化到1985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甲类工业（重工业）共增长了347倍，乙类工业（轻工业）增长了54倍，而农业只增长了3.5倍。在苏联工业化初期的1928年工农业之比为52∶48，此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工业中甲类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乙类，导致甲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设备占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全部产值比重从1970年的0.9%下降到1975年的0.8%，农业机器设备占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产值的比重也只从1970年的2.4%微弱提升到1975年的2.5%。
　　
　　
　　资料来源：参考相关年份的《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转引自王跃生《苏联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图3 1928-1986年苏联工农业结构关系变化（%）
　　除产业比例失调外，投资与消费关系、投资结构内部、地区经济结构等均存在严重失调。如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畸轻畸重，两者的比例多数年份保持在26-27∶74-73的不合理关系上，消费增长明显慢于经济增长速度。在建设投资内部结构上真正用于改建和技术改装的投资比重不大，1981-1985年仅占23.6%，大大影响了原有企业设备的更新。又如，由于基建规模过大，超过实际可能。据苏联计委经济研究所的计算，在80年代中期，计划规定的施工项目的资金需要量，超过了实际可能提供数额的80-100%。从建筑材料来看，严重存在着供应不足的情况，工业项目的施工、物资的供应只能满足其需要量的60%，这造成投资分散，基建战线拉长，未完工程量大大增加。80年代中期，未完工程占当年基建投资总额的80%左右。这一投资政策最终导致投资效率下降，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
　　同时，军事工业过分挤占资源，生产与生活严重脱节，无论是产品总量，还是产品品种结构和质量服务，均无法满足百姓消费需求，甚至是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有钱买不到货的商品短缺情况非常普遍和严重。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滞后导致苏联居民个人收入和社会消费基金虽然有所增长，但消费品供应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每年要进口大量消费品应付供应短缺，如1977年食品和食品原料及工业消费品等占全部进口总额的比例达到36.3%。到1990年，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因此，虽然苏联工业增长指标好看而柜台空空如也的对比异常明显。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致人们寻找短缺商品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脱节现象异常严重。
　　5. 管理体制天生缺陷而自我完善能力不足
　　经济体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性因素。苏联经济体制是国家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的规划目标和发展路径主要由执政党和政府来决定。自1921年起苏联就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从1926年开始编制经济发展年度控制数字，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6-1932年）逐渐过渡到直接计划，到二五期间（1933-1937年）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企业的全国统一的直接指令计划体系，建立了各级计划管理机构、完整的计划指标体系和一整套计划编制审批程序和方法。同时，形成工业条条管理模式，1930-1932年实行全面的工业管理改组，成立垂直的专业部门管理机构――联合公司，随后是各专业部；国家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严格的行政隶属关系，国家对企业实行全面的包干制，即生产上的加工订货制、交换上的统购统销制和财务上的统收统付制；此外，还实行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不合理的统一固定资产折旧提留制度，如80年代中期苏联机器设备折旧率只有2.2%的，设备更新需要45年，而按照当时的技术发展速度，机器设备役龄不应超过10年。此外，折旧基金还主要被收归到政府部门集中使用，留给企业的部分很少，如1985年留归工业企业用于更新设备等用途的发展生产基金只有86亿卢布，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约要用84年的时间才能得到全部更新。
　　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体制既为苏联集中国家资源和力量发展经济提供了可能，也使其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逐渐陷入僵硬和麻木，失去活力与效率，特别是在正常发展年代，需要更多地运用市场法则，而高度集权体制则难以适应市场变化，反应迟缓和无法精确调节市场变化，从而使经济计划与运行脱离现实。为何苏联科技进步缓慢？在于苏联传统体制在科技进步方面有一种独特的“逆反性”，它使企业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在苏联指令性计划制度下，企业的任务是竭尽全力去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总产值指标是政府对企业工作评价和奖励的中心指标，也是企业对采用新技术顾虑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需要改装设备，改变工艺过程，重新培训技术人员和工人，等等，这些都会打破原来的生产节奏，并在一段时间里往往会导致产量下降，最后完不成生产计划和利润计划，从而使企业收入减少。这样，企业领导人只愿意“稳稳当当”地进行生产，不想冒采用新技术的“风险”。也就是说，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促使企业的活动只局限于追求短期内获得最多的产量，从而阻碍生产的革新过程。主要体现在：一是科研、设计、实验直到生产这几个环节是相互脱节的，各机构只对“研究―生产”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负责，这是造成新技术从研制到采用周期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很多科研机构缺乏必要的实验基地，已有的实验基地也不完善，能力薄弱，缺乏成套的工艺设备，不完全具备制造新技术工业样品的生产能力；三是苏联生产部门的科研与研制工作是按部门原则实行领导的，各部门主要考虑完成生产计划，这样就往往把完成科研和研制新技术任务所需的人员和设备挤掉；四是国家财政为科研机构完成科研课题提供无偿的固定经费，这样不易保证科研成果的质量；五是科技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技术人才，使最先进的技术设计投入生产时已变得陈旧。另外，苏联保密范围过宽、措施过严，造成了相互封锁严重的情况，技术情报传播很慢。军民两张皮，军工部门的先进技术向民用部门转移的速度十分缓慢，花费国家巨大财力而研发出来的军工技术只能自我封闭循环，军事技术的副产品很少，民用品通常低于10%，军转民很难，使花在军工领域的大量投资自我循环，社会效益较低。

　　6.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力、不及时
　　苏联政府也意识到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的严重缺陷，并尝试进行改革，甚至自50年代起赫鲁晓夫就开始进行工业与建筑业改组，变条条管理模式为块块管理模式，即撤消大多数联盟和加盟共和国主管工业和建筑业的部，将企业（少数国防企业除外）下放地方；把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个经济行政区设立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本区域的工业和建筑业企业，改革的目的在于精简管理机构，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由于缺乏整体构想，过于匆忙，片面强调地区管理的作用而忽视原先的条条体制，造成混乱，加上赫鲁晓夫自己很快下台而无法推行下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于1966年提出“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即新经济体制（70年代进行了一些修改完善），经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决定实行生产集约化的方针，要求社会生产的增长由粗放转向集约，用较少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耗费获得较多的最终成果；197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五大则提出要把实行集约化与提高效率和质量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198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六大提出要在1990年前完成经济发展向集约化为主的新经济体制转变，其主要内容是：改进计划工作，减少计划指标数量，强调中长期计划特别是五年计划的作用，实行以销售额（利润）和盈利率为核心的新指标体系；扩大企业权力，扩大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自主性；加强经济核算，建立生产发展基金、扩大银行贷款、实行基金付费制，使企业生产的资金需要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减少国家拨款，并通过利润提成等部分实行一定程度的自负盈亏；加强经济刺激，在例如提成基础上建立生产发展基金、物质鼓励基金、社会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设基金等；改变物资供应办法，在保证国家对主要物资计划分配前提下发展各种形式的批发贸易，建立企业间的直接供应关系，提高经济合同的作用；调整工业品批发价格，使正常运转的企业都能得到比较平均的盈利率水平。1986年2-3月苏共二十七大进一步确定了加速发展战略和全面集约化的改革方向与原则，如调整全民所有制，发挥合作社和个体经济的补充作用；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促进经济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加强宏观调控和结束中央对下级经济部门的具体业务干预；扩大联合公司的财务自主权和实现完全的经济核算；进一步使经济管理中的条条块块结合起来；建立大型跨部门经济综合体；实现经济管理民主化；推行农村家庭承包等等，将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速度和质量优化统一为一个整体。
　　苏联历次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无论是计划体制还是粗放式增长模式，均没有发生脱胎换骨的根本变化。50年代后期以后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增长转型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在于规模和速度，而对于优化结构、转变增长模式、提高效率还是注重不够或者力度不足；主要手段就是减少计划管理集中度，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完善生产组织形式、增加对科技和新兴部门的投资，提高生产的科技含量和效率等，但由于缺乏深层制度变革，如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市场机制等的发挥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国有企业干部任命制度等均没有进行同步改革，实际上，思想解放也很不彻底。如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主，没有正常的理论讨论气氛，不少学者提出的市场调节的必要性、重要性等问题均被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这项政治帽子压了苏联学术界几十年，使得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改革理论停滞不前。如1971年3-4月苏共二十四大报告刚刚提出“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同年6月勃列日涅夫就在莫斯科大学讨论会上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在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时明显地暴露出市场社会主义的倾向”，随后，媒体就展开了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完善”顺理成章地取代了“改革”。在这种叶公好龙式的半截子改革大环境下，自然无法真正推进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使各种反改革力量滋生和壮大，党政官僚精英与企业经营寡头联盟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阻挠苏联改革转型方面充当了急先锋的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机关专权“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国家机关的数量急剧增多，仅在农业管理机关的人数就达300万之众，比美国农民总数还多。不断壮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阻挠是苏联改革转型受挫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旧体制残余迟迟不能退场，而新的体制和模式却又无法确立和生效，使苏联经济积弊越来越重，最终不治。
　　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之后能源行情高涨产生的资源依赖症，如石油高价“废掉了”讨论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的召开，以及西方国家对苏联进行经济围堵和打压，如技术限制、市场封锁、金融制裁、军备竞赛等，通过诱使苏联掉入军备竞赛的陷阱，拖垮苏联经济，秘密制造能源价格阴谋，遏制苏联能源出口收入等。
　　三、苏联赶超失败告诉我们什么
　　二战前后一度高速崛起的苏联因粗放式增长方式转变不及时，旋即陷入停滞不前的衰退泥潭并最终分崩离析，成为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现象，对后来的赶超者、尤其是中国等高速发展和赶超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如何有效转变不合理的发展模式，保持持续发展动力成功赶超是值得认真分析和总结的。
　　1. 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从片面追求速度及时转向增长质量轨道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10%，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成为迅速崛起的后起之秀。但也不能不看到，这种高增长背后隐藏着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差结构和稳定性、分享普遍性、可持续性差的诸多弊端，迫切需要转变增长模式，以利其稳健、持续发展和成功赶超。为此，首先，要正确地理解经济增长，增长不仅是产量增加的概念，还有产出结构、质量、效益、分享、环保、可持续等内涵；但大多数人常常将经济增长当作GDP的增长，把经济增长理解为年度GDP的增幅，过分看重高速增长，而看轻较低的增长率。经济学家关注的增长其实相当于我们每年实现的经济增长的平均值，经济学家理解的“增长”是指一个经济在长期所能维持的增长，即一个持续性的增长，或者把增长看作潜能的时候，眼光要放到长远。特别是中国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之后，进入一个发展新阶段，即不再是要素驱动阶段，而是创新驱动阶段，需要转换增长动力，使增长步入更具技术含量和质量的阶段，同时，由于经济规模增大，中国将难以持久保持10%左右的高增长，而应准备进入一个增长率有所降低但平稳的增长阶段。正如科尔奈所指出的，“经济增长有时会让我们掉入一个陷阱，一个制度的陷阱，而且不能自拔”。其次，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不可不顾条件约束地制订过高的增长计划，尤其要放弃和制止各地多年来一直持续的疯狂的GDP竞赛运动，更多地依据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和各种约束条件平衡来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第三，改进经济考核指标与方法。依据全国不同地区和领域，运用不同的考核标准和内容进行干部考核，放弃单纯的GDP考核，推行绿色GDP考核，注重经济质量、低碳、环保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服务业以及就业、居民收入和相关社会事业发展等综合考核，形成更为合理和先进的导向和激励机制。
　　2. 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保障
　　增长方式转变是比实现、维持经济高速度更加复杂、艰难的过程，因为这是更多地涉及现有经济发展运行体制机制再造，因而不能不触及不同主体利益碰撞和再分配，不可能轻易达成共识和顺利推进。事实上，苏联经济转型失利导致最后经济衰败和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领导层没有意识到转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不在于政府没有采取决议和出台政策，而在乎推行不力，效果不佳，而最终均可归结到保障机制缺乏上，即体制机制变革不到位，阻力太大，各种改革与转型的决议只能束之高阁，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经济病越拖越严重，乃至病入膏肓。至于中国，其实早在1983年就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1995年制订“九五”计划再次强调，以经济体制的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但近20年来，中国增长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经济增长粗放度和结构扭曲度更加严重，经济过热―调控―低迷―刺激―再过热―再调控，穷折腾一直伴随中国经济。可见，目前中国正面临着苏联曾经面临的转型难题和困惑。

　　从苏联的教训可以得出结论，转型成功的出路在于深刻的体制变革和制度再造，包括及时创新政治经济体制。由于改革和转型的最大阻力在政府内部，政府自身改革具有关键意义。经济增长转型必须与政治经济管理体制联动，否则，缺乏制度保证的转型难以走下去，因此，要通过不断革新政治，培育起良好的制度自动清淤功能，坚定不移地深化各项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国有产权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资源配置权改革。
　　3. 坚决消除改革转型中的惰性与阻力
　　从苏联改革和转型看，早在80年代，苏联党国精英就变成资本家了，正是为了维护钱权合一所带来的垄断利益，党国精英阶层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阻挠体制革新、市场化改革和增长模式转变，使整个经济社会无法及时自我革命和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并最终导致苏联衰退和解体。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不需要变革，想办法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执政的苏共变成了脱离群众的特权式集团，苏联执政党内部按照分利集团所希望的方向配置资源，而结构问题、公平问题则被忽视了。毋庸讳言，中国改革转型30多年来，经济得到了大发展，社会财富空前增长，但财富分配不均也急剧扩大，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改革转型过程中的漏洞发财致富，积累了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实力，常常要挟政府政策，已经成为深化改革与转型的绊脚石。近年一些政府的法规政策，如土地、房地产调控令、破产法、反垄断法、收入分配政策等的制订、出台、执行一拖再拖，或者根本无法协商一致，及时顺利出台，更遑论有效执行了。这些事实已经向执政者提出了警醒，不从国家长远发展要求、符合社会多数公民根本利益出发，有力遏制既得利益集团膨胀及其不合理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诉求与干扰，则体制改革与经济转型进程将面临重重阻力，无法顺利推进。为此，政府自身需要与既得利益集团化清界限，约束自身利益与行为。
　　4. 致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水平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造福社会，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对此，斯大林早有精辟论述，但在现实政策选择中却往往背道而驰，唯经济而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凌驾于社会发展，成为历届政府和官员奉行的圭皋。因此，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下，工资慢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慢于税收增长，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慢于管理者收入增长就成为必然，即便普通百姓收入有所增加，也难以购买到需要的商品，这种偏离正确方向的经济发展越快，距离满足人民要求的差距越大，经济与社会鸿沟越大，劳动者与劳动者的距离也越大，是孤立增长的经济怪胎，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也是难以长久的。曾几何时，光环叠加的苏联经济没能避免垮塌的命运，根源正在于此。近年，中国经济也出现了诸多苏联经济辉煌时特有的现象，经济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政府和企业收入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经济增长快于社会发展的扭曲状况，而且其趋势日益显著。改变这种状况是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原本之意和基本目标。为此，需要改革收入分配体制，调节政府、企业和劳动者收入分配关系，在初次分配中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使广大劳动者得到更多的增长红利；在再分配中，政府要加大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倾斜，适当调节高收入阶层收入，还要大幅度增加最低社会保障、公共医疗、教育等支出，保障无以为生者的最低生存与医疗保障需要；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降低普通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其即期消费水平，这对于扭转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投资挤占消费、被迫低廉出口和不断累积外汇储备、再将外汇储备低价贷给美国（甚至蒙受美元贬值与国债报酬下降风险和损失）等很吃亏的经济循环模式大有裨益。不仅如此，让人民分享更多经济增长的实惠，对于强化社会安定水平、维护党政权威、提高人民对改革和转型的支持度，以及提高人力资本、促进长期发展潜力和生产与消费升级，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总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几乎是所有社会形态和每个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均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即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同样也要通过政府与市场两只手不断进行微调，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竞争力。而对于赶超中的后发转型经济体而言，转变增长方式更是与赶超同样须臾不可忘记的重大命题，其赶超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转型顺利的程度。
　　参考文献：
　　[1] 万军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于国内外的经验》，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林跃勤：《增长速度与增长转型：孰轻孰重？》，《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3] 林跃勤：《前苏联：极端制度性垄断的缔造与终结》，《财经文摘》2006年第8期。
　　[4] 林跃勤：《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前苏联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革的教训 》，载李成勋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丛书――结构与战略》，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6月版。
　　[5] 陆南泉、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王金存：《苏联剧变深层原因初探》,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7期。
　　[7]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林跃勤，男，1962年生，湖南浏阳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责任编审，北京，100026。
　　（责任编辑 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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