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兴其学 先正其史

作者:未知

  内容提要 以往一百多年的成见是说社会学只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史只能从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写起。然而,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及后来的潘光旦、费孝通等,都肯定过战国末期荀子创立的群学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因此,中国社会学史必须重新书写。本文提出以群学命题演进史的形式书写中国社会学史。这样既可以体现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这条主线,也可以展现群学2200多年的绵延和发展历程。群学命题体系及其历史演进,就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历史版本,从而为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奠立深厚的学科史基础。
  关键词 群学 命题体系 命题演进史 中国社会学史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6-0001-06
  黑格尔认为,哲学史的本身,在本质上就是哲学这门科学。[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页。此话即使不适合所有学科,也应该适合社会学;即使不适合其他的社会学,也应该适合中国社会学。因为中国社会学承认自己只是“舶来品”,在西方社会学于清末民初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没有社会学,因而也就没有本土的社会学史。这就好比一种无根藤,攀附在树上,营养是靠树提供的,虽然也可开出一些小花,但自己无根就永远长不成大树。果真如此,怎么谈得上建立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显然,应该搞清楚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社会学,如果有,就必须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这是关系至大的任务。
  因此,本文拟就学科与学科史、群学与社会学、群学命题演进史与中国社会学史的关系做一些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批评和讨论。
  一、为什么要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
  笔者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的前言中曾经写道:“欲立其学,先立其史;欲兴其学,先正其史。”景天魁等:《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页。这就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其历史基础的关系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了。1993年,他在《略谈中国社会学》一文中曾说,20世纪30年代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在燕京大学讲学时说过,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社会学这门学科,比西方的孔德和斯宾塞要早两千几百年。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2页。其实对于社会学这一学科的起源问题,西方人一直很看重。即使孔德已经拥有了社会学创始人的名分,法国人还是努力追寻社会学思想的源头,不过他们竭尽全力,也只能追溯到孟德斯鸠,再往前,大概只好追溯到法国之外,去求助于古希腊了。而中国自先秦诸子就有了灿烂的社会思想,荀子群学则是其精华之集成。其成熟程度令西方人吃惊,它的超前价值也得到了承认。尤其令人着迷的是,它竟能几千年来连绵不断,既一脉相承,又不断丰富发展,这在世界学术史上鲜有可与比肩者。2003年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先生又明确指出:“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费先生还明确指出了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路径和意义:“‘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涵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這就把发掘中国学术宝藏提升到了能否创立一个“成熟的”社会学的高度。
  遵循费先生的遗训,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抱负,在宋代张载的表述中,“为往圣继绝学”是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同等重要的,也是紧密联系的。的确,全世界都在惊叹中华文明神奇的绵延力,很多人都在探索在世界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内在机理,尽管这种内在机理是复杂多样的,至今难以说得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文化人的传承意识。在这个传承过程中,尽管有批判、有否定,甚至有过“焚书坑儒”“打倒孔家店”之类的偏激运动,但毕竟割不断中华文明的血脉。总的说来,中华文明是在历史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继承与创新是高度统一的,既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又在创新的过程中实现继承。这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律”,大概是我们现在认识到的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机理之一。
  单纯的继承,容易;单纯的批判,也不难。要把继承与创新高度统一起来,就很困难了。说到中国社会学,情况就很特殊,这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律”好像被舍弃了。如果像以往百余年间那样不承认中国古代有社会学,那就既谈不上继承,也用不着“继承”,也不可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那就太简单了,照搬西方社会学就是了。
  然而,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基础的国家。在“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之外,还有一个现在很少提起但其实也很重要的提法——“以史治国”。历史在我们的人文教化和国家治理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中国有全世界最发达的历史学,有全世界最早、最成熟的史官制度。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与史学发达不无关系。有的文明古国没有历史,印度依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才知道它古代的首都在哪里。这是古印度文明断绝的结果,还是其原因?更像是后者。是否可以说“以史治国”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原因之一,请史学家们去讨论,不是本文所能担当的任务。这里想要说的,无非是强调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对于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性。笔者写的《中国社会学:起源和绵延》一书序言,标题就是“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很显然,那里已经论证了中国社会学史对于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重要意义,这里不赘。   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中已经梳理出群学概念体系,初步证明了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既然如此,中国社会学史自然就应该从荀子群学的创立写起。由于荀子是先秦学术的集大成者,群学的渊源还要向前追溯。在从荀子到严复的2100多年间,群学经历了复杂的命题演进和形态演变过程。即便在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之后的110多年来,“中国社会学史”也不仅仅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移植史、应用史、扩张史,也仍然有群学绵延的一条脉络在,而且开启了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对话和会通的过程。从荀子写起的中国社会学史,旨在梳理2200多年间群学的发展和演进历程,这是我们所说的“新写”的“对象”和含义,任务之艰巨自不待言。
  二、关于“群学”与“社会学”
  尽管我们在以往的著述中多次谈到了“群学”与“社会学”的关系,而且不主张纠结于这种问题,但既然从战国末期群学创立,开始书写中国社会学史起,就不能回避“群学”和“社会学”这两个名称的使用问题。
  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区别,不宜简单地用异同来下结论。笼统地说,二者在内容上同大于异,在形式上异大于同,在方法上有同也有异。因此,要下结论,就看以何者为标准,选择从哪个角度着眼。重视内容的方面,就会认为二者“正同”(梁启超语);重视方法的方面,可能认为二者“暗合”(严复语);重视形式的方面,难免认为二者“相异”。如果只从名称上看,把孔德的“社会学”当作惟一公认的名称,把西方社会学当作惟一的标准,那就连异同也不用讨论了。因为这种“惟一性”,也就是独占性、排他性,完全排除了学科另有起源的可能性。可是,这难道不是过于武断的偏见吗?
  具体地说,从内容上讲,严复已经指出了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在字词义、概念义、学科义、学科性质和功用、学科地位等方面都是相同的,多方面论述了他之所以将sociology译为“群学”的理由。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原强》《译〈群学肄言〉自序》《原强修订稿》,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3、8、71、38页。我们把群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归纳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四个层次,景天魁:《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也是与(西方)社会学内容的基本架构相一致的。合群相当于西方社会学所谓的“社会化”,能群相当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和组织,善群相当于西方社会学的制度、机制和社会治理,乐群相当于西方社会学作为社会理想的人类秩序。单从内容上看,二者的相同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方法上看,群学也与西方社会学一样是研究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基本上都是偏向于经验研究的,尽管在群学初创时期不可能具备后来才形成的实证方法,但正如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史华兹教授所指出的,荀子“以自然的实证化技术为导向的思维范式”,使群学从一开始就凸顯出实证研究的特征,因而是“最富于‘社会学色彩的’”。[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1、405页。至于说到具体研究视角和方法,西方社会学内部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讲运用实证方法的就是社会学,运用非实证方法的就不是社会学。既然如此,在群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就应该肯定二者在基本方法取向上的一致性,不能以具体方法为依据判断二者的异同。
  从形式上看,孔德创立“社会学”之名时,西方社会科学正处于学科分化的高潮期。因此,尽管社会学以综合地研究社会现象见长,但人们还是承认它是一门单独的学科,就是说它的综合性是内在的。但毕竟社会现象的整体联系是不可分开的,所以很快就在社会学内部分化出了诸如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工业社会学以及农村社会学等几十个分支学科,以此调和学科单一性与社会整体性之间的矛盾。而群学创立时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发育得很复杂了,社会矛盾也暴露得很充分了,不仅产生了诸子百家,而且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论辩之激烈、规模之宏大,在世界学术史上是无与伦比的。群学作为集大成的一个成果,其学科内容是极为丰富的,但在存在形式上,中国学术历来重视综合,群学也就很自然地与其他学科交叉并存。这种存在方式上的特点,不足以构成否认群学是一个学科的理由。早在1905年,刘师培在研究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学时就曾指出,即便按照西方划分学科的标准,中国到战国末期也至少形成了16个社会科学学科,其中“中国社会学”名列第4。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中西书局,2012年,第189页。这就在严复、梁启超之外,明确肯定了中国在战国末期就形成了中国社会学。
  从现在来看,由荀子创立并绵延两千多年的群学,应该称之为中国古典社会学。自清末民初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至今的110年间,“中国社会学”的成分变得复杂了。它不仅包括来自中国本土的群学和来自西方的社会学,也包括在中西社会学会通和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理论、新学派,还包括110多年来在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基础上提炼形成的社会学的新概念、新命题和新理论,以上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学。
  由此回答前述“群学”与“社会学”的异同问题,我们可以说,如果把中国社会学区分为中国古典社会学和中国近现代社会学的话,那么群学既是中国古典社会学,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前一意义上,“群学”与“社会学”是相同的;在后一意义上,“群学”与“社会学”是有同也有异的。
  我们着重于从内容上处理“群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只是顾及到但不侧重于其形式的方面,甚至也不在方法上多做讨论,更不纠结于“群学”与“社会学”的名称问题。而是致力于梳理出群学的命题体系及其演进脉络,以期展现出群学的丰富内涵。我们把合群命题梳理出来,相较于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化命题而言,就不仅鲜明的中国特色一目了然,而且更显示出中国修身之道的丰富性;我们把能群命题梳理出来,中国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就凸显出来了,关于“关系”“面子”“人情”等等的“关系社会学”不是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吗?我们把善群命题梳理出来,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稳定性以及社会治理的丰富经验就展示出来了;我们把乐群命题梳理出来,从“四海一家”到“天下大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脉络就很清楚了。我们深信,面对群学命题体系所呈现的丰富内容,所谓群学只是“社会思想”,称不上“社会学”的陈见也就难以立足了;再纠结于群学是不是社会学的名称之争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进一步说,我们既然致力于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那么,有自己学术的历史积累总比没有好,学术积累悠久深厚总比一片空白强。为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大目标计,我们当然要选择在继承基础上创新的道路,将继承与创新高度统一起来,这种文化自觉是最具理性的。
  这样看来,所谓“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应该是:以群学的古今贯通为纵轴,以中西社会学会通为横轴,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实践为基础,以社会学中国化为方向,交汇融通、综合创新,形成一系列能够回答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重大社会发展问题的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的伟大创造过程。而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则是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三、为什么要重视命题演进史
  1.怎样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这令笔者久陷愁城。以往驾轻就熟的套路,当然是按照年代和人物写。然而,中国古人一般都是跨学科、多学科的,如果按照人物写,按照著作写,容易纠缠不清。到底哪些人可以称为社会学家,哪些著作可以算作社會学著作,多少年来缺乏专门研究。那些被称为哲学家或者别的什么家的人,例如王阳明,他的有些思想是否也可以算作社会学命题?古人的书不是按照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写作的,哪些书可以算作社会学专著?例如,顾炎武的《日知录》讲了那么多的社会制度、社会风俗,到底是哲学著作还是社会学著作?如果要等把一个一个朝代、一个一个人物、一本一本著作都研究清楚了,再动笔写作,那就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如果在逐一研究清楚之前就按照年代和人物写,又势必陷入无尽的争论中,很难走出来。
  其实,写作中国社会学史,以往的研究积累太少,虽然是一个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缺乏写作的基础条件,从根本上说,这里有一个思路问题。20世纪前期,胡适和冯友兰写作中国哲学史的时候,西方人根本不承认中国有哲学;中国古人也未曾用过“哲学”这个学科名称,“哲学”之名,也是与“社会学”“逻辑学”等一起,刚刚从日本转译而来的。但是他们捷足先登,凭借自己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厚素养,依据对“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解,胡适很快就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1919年),稍后,冯友兰也出版了更为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1934年),由此开拓出了“中国哲学史”这个专门学科。蔡仲德:《冯友兰先生评传》,张海焘主编:《冯友兰文选·中国哲学的精神》,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5页。
  胡、冯二位先生之高明,首先在于“心灵手敏”(蔡元培语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序言”(蔡元培),第2页。),得以占得先机。从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荀子(胡适书),直到冯先生从商周一路写到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王(国维),因为他们是首创,几乎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并无忌惮。不但是天人、物我、心性、名实、知行之类公认的哲学命题尽量纳入,就是像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曾国藩与满汉斗争之类或者与哲学沾点边或者不沾边的内容,也照收不漏。反正不管怎么说,用不着先去论证某某人是不是哲学家,某某书算不算哲学著作。我们就不行了,已经是在胡著出版一百年、冯著出版八九十年之后,早已被写到哲学史和别的学科史里的人物和著作,成了牢固的先入之见,我们再要把其中的某些人、某些书写到社会学史里,就会面临种种质疑——他(它)们是社会学家或社会学著作吗?当然,我们可以努力去发掘出一些胡、冯二位先生没有提及的人物和著作,这当然也还有很多,也确实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由于前述中国学术交叉综合的特点,而且这是“主流”,还是必须想办法恰当处理这个问题。
  2.怎样办?必须突破按照年代和人物写作学科史的“历史记述法”的局限,跳出习惯套路而另辟蹊径——以群学命题演进史为主线写作中国社会学史。
  第一,我们既然在与西方社会学的相似性比较中认定群学就是“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那就紧紧把握住这条主线,不论是谁——先不管他到底是什么“家”,不论哪本书——先不管它是不是社会学著作,只要是有关“四群”的命题,就择其要者纳入进来;而且不是按照年代和人物,而是按照这些命题与“四群”的相关性加以重新编排。这样,我们就避开了对人物和著作的争论,将一个个命题镶嵌在“四群”主线上,形成命题的“珍珠链”。人物和著作随着命题走,出现在对命题来源和背景的叙述中。只要这些命题是与“四群”有关的,对人物和著作的争论在这里就没有必要了。
  这样做并不是主观任意的,依据是:我们写的是学科史,学科史并不等于历史事件的编年史,也不等于历史人物的记述史。学科发展是由它的命题演进过程表现出来的。因此,以群学命题演进史为主线写作中国社会学史,更符合学科史的性质要求。
  第二,中国社会学史将命题演进史贯彻始终,一以贯之,层层展开,我们就在命题演进的水平上梳理清楚了群学的历史,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群学的历史存在和世代绵延。这样的中国社会学史,比起按照年代和人物书写的思想史,脉络要清晰得多,逻辑要严谨得多。这在学科史的书写上,应该是一个创新。说“应该是”,是说尽管这是第一次从荀子群学写起的中国社会学史,又是第一次以命题演进史的形式书写的,但是否称得上“创新”,还要看它能不能站得住,是否有价值,那就要经受学术界的评论和历史的检验了。
  第三,尽管前面说过从荀子开始书写中国社会学史,缺乏对2200多年间的许多人物和著作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但是我们以命题演进史的形式书写中国社会学史却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毋宁说,这是最为恰当的写法。因为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还首先承担着证明群学这个学科的存在性和绵延性的任务。而命题体系的形成是群学创立的最为充分的标志,其后命题体系的演进则是群学绵延的轨迹。命题演进史虽然不拘泥于人物和著作概述以及时代背景介绍,却更能够确凿地证明群学的存在和绵延,更便于展现群学的丰富内容。
  四、群学命题体系的学术价值
  1.群学命题体系(包括基础性命题和基本命题)具有“群学概论”的意义   我们将群学命题区分为源于基础性概念(群、伦、仁、中庸)的“基础性命题”,和展开群学内容的基本命题——合群(修身)命题、能群(齐家)命题、善群(治国)命题、乐群(平天下)命题。这些“基本命题”是基础性命题的展开。但在群学发展史上,它们都是“群学概论”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只有“基础性命题”才是“概论”。也就是说,整个命题体系都是“概论”,是“群学概论”,相当于“社会学概论”。
  2.“群学概论”的结构与“社会学概论”“正相合”
  “群学创立”时期的命题,不论是“基础性命题”还是“基本命题”,都历史地具有“概论”的性质。况且,将“概论”中的命题,区分为“基础性命题”和“基本命题”是“概论”一类著作的通例。现在流行的《社会學概论》也是如此,有个人和社会、结构和交往这样的基础性概念,也展开为社会组织、社会制度、阶级阶层、社会流动、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这与由基础性命题和基本命题组成的“群学概论”,借用严复的话说,在“节目枝条”上“正相合”。尽管群、伦、仁、中庸这些基础性概念与西方社会学不同,但它们所展开的也是社会的构成、社会的结构、社会的规范、社会行动的方法,与西方社会学是相通的。正因为“相合”和“相通”,我们才说群学就是中国的社会学,相异之处只是“中国特色”,并没有“异”到不“相合”的程度。正如开红花的牡丹和开黄花的牡丹都是牡丹,“家槐”和“洋槐”都是槐树一样。
  “基础性命题”和“基本命题”,在后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都有一个制度化、民间化、内在化、会通和转型,并在中国社会学崛起中发挥作用的问题。区别只是在于“基础性命题”会比较稳定一些、持续性更强一些,但不可能没有变化;基本命题(例如家庭伦理、选贤任能)等变化大一些,但也可能找到某种变形和延续的形式。命题演进史将进一步展现中国社会学的特点和优势(绵延性、整合性、变通性、实用性等)。
  我们本来无意将群学与比它晚2000多年由孔德创立的西方社会学相比较,更不想在二者之间论短长,诞生在战国末期的群学与西方社会学有所不同,这太正常了;西方社会学有的概念和命题,群学没有,也是难免的,正如群学有的概念和命题西方社会学也没有一样。我们重视的是严复指出的群学与西方社会学“正相合”,这即是事实,也是我们坚信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理由。即便不想作比较,还是不能不说,群学的命题体系表明,它的学科内容确实是非常丰富且有鲜明特色的。它不仅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而且完全有资格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学术史基础。
  3.“群学概论”和“命题演进史”是史论结合的
  中国社会学史包含“群学概论”和“命题演进史”。前者以史论的形式来展开“群学概论”,后者通过命题演进过程展现群学产生的条件和实现过程。群学诞生了,它的基本内涵也就形成了,或者说,群学的基本内涵形成了,它也就诞生了。“史”与“论”是高度合一的。
  4.群学命题体系研究的前景展望
  首先,“群学命题体系”相当于“群学概论”,它对中国社会学的意义深远。当年,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在世界学术界纠正了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偏见,还很快开辟出来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此后只用了几十年时间,这个学科就蔚为大观,其学科地位和规模都可与西方哲学史并驾齐驱,而且涌现出张岱年、汤用彤、熊十力、牟宗三、朱伯昆、楼宇烈、杜维明、余英时、萧箑父、张立文、牟钟鉴、陈来等一批又一批哲学史家,真可谓群星灿烂。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在建立了群学命题体系之后,也要进入专题研究阶段,也必定会成长出一大批中国社会学史专家。可以预期,中国社会学史不仅将研究范围从一百多年,拓展到二三千年,而且其学科地位也会大大提升。即使不能像黑格尔那样断言社会学就是社会学史本身,至少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源头是必须追溯到荀子群学的,中国社会学有如此丰厚的历史资源,那就不应被置于边缘地位,就不必非要到西方社会学那里去“寻根”,因而必定极大地增强自己的学科自信。
  进而,群学命题体系就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历史版本。荀子群学的命题体系是元典性的版本,秦汉时期群学制度化是第二个版本,隋唐宋时期群学民间化是第三个版本,元明清时期群学内在化是第四个版本,清末民国时期群学转型是第五个版本,这样一路绵延下来,传承下去,中国社会学就有了实现崛起的雄厚历史基础,这在世界社会学殿堂上都是无与伦比的。中国社会学不仅能够真正站起来了,其辉煌的未来也是指日可待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责任编辑:秦开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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