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恕的女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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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恕的女性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同期大部分维新志士相比,宋恕的女性思想有着较强的人道主义色彩、较弱的政治功利性和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根基的特点。宋恕以人为本的女性思想对后世有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宋恕;女性思想;特点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6-0117-03
晚清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西方新思想和新学说的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碰撞和交融,对西方国家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使得国人的传统思想世界在逐渐瓦解和重构。其中西方女权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国人对西方女性生存现状了解的增多,引起了先进知识分子们对中国女性问题广泛的思考与讨论,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一股解放妇女的思潮。宋恕是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对女性问题也有着较为深刻的阐述,他的女性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宋恕女性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女子教育及其养成
在戊戌维新期间已经产生了较为系统的“兴女学”思想。维新思想提倡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同时他们将救亡图存和富民强国与女子教育问题结合,借助演讲和报刊等形式大力宣传女学。宋恕则在他的代表作《六字课斋卑议》里集中表达了他关于兴女学的看法和方案。
宋恕认为不让女子接受教育是统治者愚民的重要政策,人出生后遗传母亲气质较多,且自小由母亲抚养,因而让妇女接受文化教育对人才的培养、民风的提升以及解决当前中国的困顿局面都大有裨益[1]103。中国应当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制定教育法令,让六至十三岁的男女儿童都必须上学,违此例者父母要受罚;设立由村到县的各级男、女校,经费由各级政府筹集;男女学生择优递升学校,最后可至北京上学;学至十三岁,后是否继续学习由学生自行选择;女校优先聘请女教师后男教师[1]103。与同时期维新知识分子的“兴女学”思想相比,宋恕的论述相对温和,较少大肆渲染女子教育与国家兴亡的联系,而是结合西方的经验,立足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较多详细、可行的办法。
在20世纪初,晚清知识分子掀起了关于女性教育是否为了养成“贤妻良母”的争论。部分人认为“贤妻良母主义非与男尊女卑之谬说二而一、一而二者乎”[2]482,女校奉行“贤妻良母主义”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应以培养女英女杰为办学宗旨。宋恕于1909年发表了《论女子教育之贤妻良母主义与男女平等平权主义不相反而相成》对此种说法进行了反驳。他在文中用逻辑思辨法抨击了“贤妻良母主义”与“男女平等平权“相悖的观点,“夫平等之反对,不平等耳;平权之反对,不平权耳,于贤妻良母何涉”[1]330,认为这实际上是个伪命题,贤妻良母主义并不是不平等、不平权的代名词,社会越平等,贤妻良母会更多,改变男女不平等状况首要改变法律然后才诉诸教育,成为女英女杰多靠天分,与普通教育并无关系,且贤妻良母是良好社会的必要角色,与贤夫良子是相对应的,并不是以男权为中心的说教,因而教女性成为贤妻良母并无大碍,只是贤与良的标准应由社会而非丈夫、儿子来定夺[1]331。宋恕并没有受功利的女权学说和偏激的社会风气影响,能从现实出发、以人为本,较为客观地去看待女学教育的宗旨。关于女性社会角色,在当今社会也是一个讨论的热点,在狭隘的女权主义甚嚣尘上的形势下,部分人认为受过较高教育的女性不应该把自己陷在家庭中,婚姻是对女性极不公平的制度,倡导不婚主义,宋恕对“贤妻良母”的看法在这一问题上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
(二)多面向的婚姻自由平等观
传统的婚嫁习俗对女性多有迫害和不公,提倡婚姻变革是晚清维新志士的重要呼声。宋恕也有着较为全面的女性婚嫁改革思想。一是禁止男女童婚以及蓄养童养媳,违者受罚,还要“毁其婚书,离其男女”[1]24;二是主张成年男女有自主择偶权,订婚的甘结由当事人亲自签署,家属不能干涉和代签,违者受罚,各级权力机构要保证此权利,若有因违背女性意愿而致其丧命者判死刑;三是主张男女离婚自由,传统的“七出礼”条款多有利于丈夫,宋恕将其改成了“三出礼”来保障当男性提出离婚时女性的利益,同时还制定了“五去礼”让女性也有自主离婚的权利;四是抨击家族为名誉强逼亡夫之女守节的做法,主张取消对节妇和烈女的表旌,“自儒者专以贞、节、烈责妇女……多非其本心,而劫于名议,而为妇女者,人人有不聊生之势也”[1]25,是否守节应遵循女性自己的意愿;五是主张女性结婚后也有赡养其父母的权利,“夫孝者,男女所共之天经地义也,何以男宜孝,女宜不孝”[1]51,绝妻母家的做法有悖伦常;六是谴责了一些不尊重女性的新婚恶俗,比如闹洞房,“男子还有一件大大野蠻的事情,就是闹洞房哪……平空白地把好人家的新娘当作妓女一样,赶出了她的伴妈,聚了满间的男人,任意调笑,任意作弄,甚至动头动脚……”[1]261,以及天津女子新婚三日不许下炕、不许大便的旧俗,“何为立此例以虐女也”[1]86;第七,对女子过于苛责的社会传统鸣不平,“男则妻妾,婢妓累千累百,甚至灭伦兽行,无损正人君子之名;女则一有所私,虽他德尽美,无解大诟”[1]50,并对西方的一夫一妻制表示了赞赏。
宋恕关于女性的婚嫁思想涉及了婚姻的各个方面以及不同类型的女性,同时还对一些恶俗进行了抨击,非真正调研过、体恤、关心女性现状的人不能得出。当维新人士还在大声呼喊结婚自主时,宋恕已经考虑了女性的离婚自由,但他没有明确提倡一夫一妻制也显示了他保守的立场。既现代又保守是当时新式知识分子的缩影。
(三)现实立场的娼妓管理观
宋恕认为娼妓现象有伤风化,但在《六斋卑议》初稿中他认为“世间男女贞少而淫多。化之未易遽化,诛之不可胜诛;惟有先行抑淫以扶贞、别淫以全贞之法,而后可冀淫之风渐衰、贞之风渐盛也”[1]22,娼妓暂不能禁绝,但可以以退为进,暂留使贞者可以自全。同时宋恕还了解到大多数妓女都是被迫为娼的贫苦良女,或被拐骗贱卖,或被父母尊长强逼,他针对不同的情况做了相应的对策。具体措施为:第一,在妓院集中的地段设女闾局,作为管理妓院的机构,局中的工作人员要到妓院统计从业人员并按人口收税,还规定妓院不准收十四岁以内的幼童,新入妇女需同店家到局里领取准许从业的甘结,店家不允许对妓女用刑,不许阻挠想从良的妇女,女闾局要对妓院按时检查,违背了前面所提条例中的任何一条的店主均要受到判刑封店的严惩;第二,对于“半开门”的娼妓,需由家长带该女子至当地曹长处领从业甘结,按月缴税,无甘结私自营业以及逼迫妇女为娼的家长也会受到判刑封店的惩罚;第三,妇女自愿为娼而被家长牵制的,可以自行同甲首去官府领甘结,由政府保护送入妓院,不许家长阻挠;第四,欲去妓院的男子需同甲首到官府出具父母妻子无异言的说明以及缴纳捐税,然后拿着政府发的执照才能去妓院,若无照游妓院被家人、店家杀死者不受法律保护,店家私自接受无照男子同样判刑受罚[1]23。到了1897年《六斋卑议》印稿本的时候他已经主张禁止娼妓业了,“专设巡查逼娼员役,严密察拘盗卖、逼娼诸莠男女,审实,斩立决。设定例律:如舅姑,本夫确有逼娼事情,许本妇格杀无罪,并建坊旌表其节;其妇女自愿为娼及犯淫到案者,由官判令为娼,别其车服以辱之,重其捐税以困之,则第二极苦困除矣”[1]115。 宋恕从设局管理到禁止娼妓业体现了他的思想在不断进步,但他始终没有找到娼妓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没有找到根治的具体办法和途径,还只是停留在怜悯妓女的层面上,这既是时代,也是阶级所限。他的娼妓思想是理想主义的、带有传统色彩的。
(四)对女性缠足问题的思考与行动
缠足陋习对中国女性的迫害深重,宋恕怒道:“缠足之风,盛于近代,非但古时所无,实亦显国制;残苦女人,莫此为甚!体残气垧,生子自弱,士夫奄奄,此实其源”[1]14。他主张禁止缠足,严惩让孩子私自缠足的家长,必须给未满16岁已缠足的孩子放足,同时将女性教育与禁缠足相结合,促进女性的自我觉醒和禁缠足风气的传播[1]13,55。继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禁缠足的谕令后,慈禧太后于1901年再次颁发了戒缠足的谕令,宋恕于该令颁布后,在原作《书不缠足会后》的基础上用白话写了《遵旨婉切劝谕解放妇女脚缠白话》。该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循循善诱,从缠足的历史、历史上的名人缠足不好下场、皇家及高官家庭不缠足、缠足拜佛不显灵等方面以及力陈不缠足的种种好处来劝女子不要缠足,同时还用转世说告诫男人莫让女人缠足,文中最后还很贴心地附上了放脚的法子[1]251。
宋恕的禁缠足思想深切表达了对女子缠足痛楚的同情,虽少了同期禁缠足思想里带着保国保种和天赋人权的慷慨激昂,也没有认识到缠足的根本原因,处于很感性的认识阶段,但他的感同身受使他的禁缠足劝令更加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不缠足的行动中去。在尚未流行用白话文写作的年代,宋恕为了让禁缠足风气更快地传播,罕见的用白话文写了禁缠足的文章,且文中条条劝诫都跟百姓日常相关,极具说服力,这也有力地推动了戒缠足的流行。
(五)对妾婢问题的思考
婢妾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也有着悲惨的境遇,“且婢被主人强污者十之六七,被主母虐伤者亦十之六七、虐死者十之三四……妾被主人、主母虐伤或死者十之一二,其苦较婢为少,然究不能不列入极苦之民类也”[1]114,115。宋恕主张严禁买卖婢妾,主家不可断绝婢妾与母家的联系,现有的婢女由官府出资赎回,改买卖为雇工,去留听本人便,欲娶妾者,需备六礼,一切礼数待遇与娶正妻一样,有残害妾室的,将受到严惩[1]115。
宋恕将婢妾列入连乞丐都不如的四大“极苦之民”,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婢妾利益的措施,但他没有认识到社会制度才是婢妾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因而这些措施也无法真正拯救她们。
二、宋恕女性思想的成因
宋恕的女性思想不是凭空臆想的,而是个人与社会共同作用下展现的思想灵光。宋恕继承了传统儒家心怀天下、怜悯苍生的优良品格,他把“恕”作为自己为人、为学、为文的准则,“如心为恕,读古今书必切按原文,思古今事必设身处地,绝不稍蹈周后明前陋习,此为学之恕也。著书专代世界苦人立言,穷至民情,无幽不显,数千年来偏私相承之论誓不附和,伤风败俗、导淫助虐之词誓不偶作,此为文之恕也”[1]37,加上自己青年时的悲惨遭遇,使他更加同情弱者。陈黻宸说他“虽当快意纵谈时,闻有人哭声及疾声呼者,遽色变为泣数行下。见有行道乞者或妇女抑病废有痛苦状,必哀而问之,举所携以赠,必尽而后止”“睫中泪常满,潸潸然终日无断时,或作终夜泣,穿衣枕常湿,或成血”[3]。另外由于从小受浙东事功学派的熏陶,宋恕憎恶空虚的程朱理学,而偏好经世致用之学,因而他愿意去体察民情,献言立策。宋恕离开家乡后一面博览群书,一面遍访“从居者、行者、隐者、名者、官者、幕者、兵者……访求民所患苦,土所竞争、风俗奢险、钱币绌盈、贩运畅滞……”[1]119,以“穷至民情”,然后著书为“世界苦人立言”。在封建制度下,大部分女人都属于“苦人”之列,且有着不同的悲惨境遇,宋恕对她们的遭遇和痛楚深感同情,对娼妓、婢妾、缠足女性的惨状和侮辱女性的恶俗及不公平的婚姻制度都进行了谴责和抨击,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宋恕的个人品质和经历让他的女性思想蒙上了一层人道主义色彩。
如果说宋恕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经历使他成为愿意去观察民间疾苦、体恤弱者的人,那么他对西方文化和制度了解的加深则为他反思现状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参照,为他的女性思想注入了现代因素。宋恕在去上海之前就开始阅读翻译的西方书籍,“所至辄从师友假四部籍及近译白人书,穷闲暇披览之,弗辍舟车中”[1]119,已经对西方近况有所了解。十九世纪末的上海是接受西方讯息最多的地方。宋恕到上海后,对西学和国际形势了解的增多是显而易见的,在沪不满一年,他便提出了易西服、废时文、改官制、开议院的“三始一始”变法主张[1]543,同时对洋务运动和中法战争都有自己的见地,还对明治维新大加赞颂,开始对日本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543。此后,宋恕又凭自己的才能和岳父的人脉结交了大批的维新名士、各界名流以及外国友人,还去过日本长游。纵观其遗留可见的作品我们可以知道他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宗教以及法律风俗都有或深或浅的了解。译介的书籍和外国友人对西方女性现状和女权学说的介绍、与同期维新思想家们女性解放思想的交流以及自己的实地见闻都极大地充实了宋恕的思想世界。其中他对西方女性和日本女性的现状和制度了解成为他批判中国女性现状和思考对策的重要源泉,比如他在论述女学的时候多次提到西方国家女性教育程度较高,日本对女性教育的重视,并且主张学习日本的女学制度;在论述女性婚姻的时候,提及西方较为平等的结、离婚制度和一夫一妻制;在论述禁止买卖婢妾措施的时候,提到了英国政府对本国黑奴的救赎等。
三、宋恕女性思想的特点
宋恕的女性思想和同期学者的女性思想一起汇聚成了晚清女性解放思想的大潮,为推动中国女性的解放和觉醒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宋恕的女性思想也有着自己的特点。
首先,宋恕的女性思想洋溢着温情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期的大部分思想家提出女性解放的思想是寻找国家富强出路之后的产物,其最开始出发点并不是要解救处于困境的中国女性自身。而宋恕著书立说的出发点则是为世间苦人立言,以人为本,把女性首先当作人去看待的,包括在当时地位低下的娼妓、婢妾。他游历各地,关心民瘼,考察了当时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和压迫。女性教育的缺乏,婚嫁制度的不公,玩弄女性的新婚习俗,对女性苛刻的社会偏见,缠足制度,受多方迫害的童养媳、娼妓和婢妾等,这些基本包括了受迫害女性的主要群体和方面。
其次,宋恕的女性思想政治功利色彩较弱。由于当时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空前危机,大部分维新人士是将女性的解放和觉醒作为保国保种、富国强民的手段和工具。在他们看来“女国民之元气既丧,国本遂因之而不顾”“今日中国所以衰颓之故,莫不知由于女子为废人”[3]193。因而要拯救国运,就必须改变女性的处境。于是他们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论为号召,申之以救国救民的民族大义,鼓吹各种女性思想,以冀造成现代的女国民,扩大变法的群众基础,壮大强种救国队伍。在他们的理论中,国家政治是第一位的,女性的价值是为它服务的。宋恕遵循着儒家以民为本的原则,在阐述他的女性思想时,消灭“极苦”是首要的,极少用政治话语,但他并不否认保障女性权利与国家强大有着直接的关系,“故使女人皆读书明理,则人才、风俗必大有转机”[1]13,“识字者之少若此,民之积困,安有解期”[1]103。
再次,宋恕的女性思想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根基。大部分维新思想家的女性思想是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甚至社会进化论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为基础来论述的。宋恕在比对中西制度后,认为“先师孔子盖本持男女平等平权主义”,而宋元以后虚伪的程朱道学提出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学说压迫女性日甚,所以他在批判当代女性不平等遭遇时虽以西方女性现状为参照,实际内心的理想世界是行孔孟大道的时代。
宋恕的女性思想虽与当时的时代主旋律相比有些落后,号召力和感召力比起那些用保國保种、天赋人权来宣传女性解放的人士也更弱些,但从长远看,宋恕以人为本的女性思想对后世更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从宋恕的女性思想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为生民立命的真正儒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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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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