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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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早年积极提倡西学，晚年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但梁启超前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致的，即倡导中西文化的“结婚”，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批判也有传承，尤其提出了“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传统文化;转化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7-0059-02
　　梁启超虽然在游历欧洲前后的思想有所变化，后期与前期相比宣传中华传统文化优越性的成分偏多，但对中华传统文化既批判又传承的基本态度始终没有变。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实质是“撷实咀华”“融会贯通”，对中华传统文化主张“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即“掘井及泉”，挖掘中國传统文化中的“源头活水”，并尝试对阳明心学进行了转化。
　　一、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
　　在中西文化的关系上，梁启超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民族文化本位论，主张对中西文化“撷实咀华”“融会贯通”。
　　在论述新民的问题时，梁启超曾说：“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表明了他对“心醉西风者流”和“墨守故纸者流”均持否定态度。梁启超说：“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近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梁启超这里用“结婚”的形象说法表达了他对中西文明关系相互融合的看法，隆重欢迎西方文明，以繁荣我中华文明。概括地说：“于彼乎，于此乎，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会而贯通之”，对中西文化都要“撷实咀华”“融会贯通”。
　　梁启超虽然主张中西文化“融会贯通”，但更强调了学习西学以创新的重要性，他下面这段话表达了他的“新旧”观：“新旧者，固古今盛衰兴灭之大原哉！故衣服不新则垢，器械不新则窳，车服不新则敝，饮食不新则馁败伤生，血气不新则槁暴立死。天之斡旋也，地之运转也，人之呼吸也，皆取其新而弃其旧也。”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取新弃旧”指的是新陈代谢，突出强调了“新”的价值，而“弃旧”并非完全抛弃，而是指“变数千年之学说”。那么，怎么变呢？这就进入到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范围。
　　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
　　梁启超首先强调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特质”的重要，认为它是立国的基础，不能随意放弃。他说：“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梁启超在这里强调了“特质”的重要，它是人们爱国的重要表现，应该对其改造使之增长。这个“特质”是什么呢？梁启超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字，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之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这是梁启超对上段话的具体展开，“特质”即“一种独立之精神”，贯穿于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文字等，是“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我们应当“保存之而勿失坠”。这种“特质”或“独立之精神”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其次，梁启超谈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方法及未来展望。张锡勤指出，梁启超认为“新”应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其实，这既是他新民的方针，也是他进行文化革新的方针。所谓“淬厉其所本有”，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有价值、可继承的精华部分，“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浚之，厚其本源”。即对它作加工提炼、充实改造的工作，使之萌发新芽、涌出新泉，“继长增高”，日新光大。所谓“采补其所本无”，就是“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未及”。就是说，对西方文化也不能简单照搬，必须下一番考察、选择的功夫，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再次，梁启超提出了中国文化建设“四步走”的设想：“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梁启超所说的第一步，就是让人们加强民族文化的自觉性，以同情、敬意、诚意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第二步类似于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用科学、逻辑的方法厘清中华传统文化的原貌;第三步就是综合创新，不仅整合中国传统不同流派、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文化，还要“输入学理”，借鉴他山之石以攻玉，从而在不同文化之间产生一种“化合”作用，形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再造文明”。第四步是让中华民族新文化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可以说，梁启超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他有关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结婚”的说法是正确的，这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多数中国思想家的选择，我们今天传承、弘扬、转化中华传统文化依然应该如此。尤其是梁启超“淬厉其所本有”，即对中华传统文化作加工提炼、充实改造、日新光大的观点对今天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直接的意义。另外，梁启超所说的加强民族文化的自觉性，用科学方法厘清中华传统文化的原貌，对不同文化资源进行“化合”从而形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并让中华民族新文化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文化设想对于我们今天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具有主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佛学和阳明心学的转化
　　推崇阳明心学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梁启超亦不例外。梁启超称王守仁为“千古大师”，认为“王学为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而致良知说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他自称，“吾生平最好言王学。”梁启超认为佛学是“最高尚”的宗教信仰，而且，“自来言哲理者”，也“以佛说为最圆满”。他将佛学置于古今中外一切学术之上，认为“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给予了最高评价。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为阐释、弘扬、转化佛学思想和阳明心学做过积极的努力，突出表现在他自己的心境学说中。
　　梁启超1900年发表了《惟心》一文，提出了心境说。他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梁启超在这里提出两种“境”：一是物境，一是心境。物境为虚幻，心境为真实。面对同一物境，会产生千差万别的心境，“有百人于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风、此月、此花、此鸟之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千焉;亿万人乃至无量数人同受此感触，而其心境所观者亿万焉乃至无量数焉。”比如，“同一风雨也”，“三两知己围炉茅屋，谈今道故，饮酒击剑，则有余兴”;反之，“独客远行，马头郎当，峭寒侵肌，流潦妨毂，则有余闷”。“同一黄昏也”，当“月上柳梢头”之时，热恋中的情人依约幽会，则感此黄昏无限美好;反之，闺中怨女“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则感此黄昏无比愁惨。“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当曹操统大军南征之时，“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则感此江景极为壮丽;反之，当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之时，则感此江景无比凄凉。梁启超这里是说，面对同一物境，由于人们的处境不一样，会产生不同甚至南辕北辙的感觉认知和情感体验。面对同样的风雨，有的人“有余兴”，有的人却“有余闷”。换一种说法，比如“戴绿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口含黄连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口含蜜饴者所食物一切皆甜。”“果为何状”？“一切物非绿非黄、非苦非甜;一切物亦绿亦苦、亦黄亦甜;一切物即绿即黄、即苦即甜。”“绿也、黄也、苦也、甜也，其分别不在物而在我。”即是说，颜色、味道不在物，而在我。离开我无所谓绿黄苦甜。“全世界者，全世界人类心理所造成;一社会者，一社会人之心理所造成;个人者，又个人之心理所造成也”，心理造成个人、社会乃至全世界。
　　在谈到认识论的时候，梁启超关注到认识客体的存在，但强调的是认识客体对认识主体的依赖性。他说：“须知认识之成立，必由主客两观相对待，无主观则客观不能独存。外而山河大地，内而五官百骸，苟非吾人认识之，曷由知其存在？既已入吾识域而知其存在，则知其绝不能离吾识而独立，故佛家之谓此为识所变”。
　　在思想、理论与事实、实事的关系上，梁启超强调了思想、理论的优先性。“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后有实事。理论者，实事之母也。”
　　梁启超十分重视心力的功能，认为“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而且含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人类所以在生物界占特别位置者就在此。”心力伟大，是人之优越于其他生物的依据。梁启超赞扬宗教和唯心论能培养、激发人们舍身救世的精神，有助于培养、激发人们的心力。而“报大仇，雪大耻，革大难，定大计，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谋，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
　　1924年，梁启超发表了《非“唯”》一文，对以前的观点有所修正。他说：“有客观方有主观，同时，亦有主观方有客观。因为主观的意不涉着到客观的物时，便失其作用，等于不存在;客观的物不为主观的意所涉着时，便失其价值，也等于不存在。”“盖在心物合一的前提之下，不独物要靠心乃能存在，心也要靠物乃能存在。”梁启超在这里肯定了物的存在，注意到了主客观的相互依存，但从总体倾向而言，依然强调的是客观对主观的依赖。
　　梁启超的心境说显然是对王阳明心外无物和唯识学境随识转等思想的传扬，但梁启超阐述得更为现代、平实、细致，并主要从认识论的意义上对其进行了转化和创新。在梁启超的心境论中，似乎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如果物境不是虚妄的，那同一物境应该产生同样的感觉认知和情感体现，但事实上同一物境却产生了不同甚至相反的感觉认知和情感体验，足见物境是虚妄的，真实的只是面对同一物境所产生的千差万别的心境。梁启超的心境论与后来胡适的“实在论”、梁漱溟的“现量论”、熊十力的“量论”等倾向一致，虽然有阳明心学和唯识学的影响，但也明显地受到了西方近现代哲学中感觉论的影响。尽管晚年梁启超关注到主客观的内在关联，但重心依然放在认识主体上。在这里，我们应该肯定梁启超的心境说具有现代哲学的色彩，他所说的“心”既是宇宙本体，又是认知主体，是本体与主体的合一。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凡是能够成为认知客体的东西必然与认知主体密不可分，没有认知主体无所谓认知客体，就此而言，梁启超的境由心造包含合理性，与熊十力心境融本体论和认识论于一体，强调认知客体与认知主体的统一是一致的。然而，从常识和基础上来讲，无论何种意义的“心”都无法否定、左右作为事实存在的“物”的真实性和独立性，即使在认识论的领域，我们也不能否定认识客体与存在客体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4，13，23，26，54[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6，7，22，39，41，42，43[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张锡勤.梁启超思想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许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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