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学习词典使用研究综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何姗 朱瑞平

　　摘 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词典研究者和第二语言教师开始关注词典的动态使用，词典使用研究已经成为当代词典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1981年至2016年这35年间，词典使用研究在范围和方法上都有很大拓展，但是在理论建设方面还比较落后。现有研究对于词典查询行为和词典使用过程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深入，加强质性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词典、词典用户和语言学习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词典编纂和第二语言教学提供可靠参考。
　　关键词 英语学习词典 词典使用 定量研究 质性研究 综述
　　一、 词典使用研究概况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词典学家Clarence Barnhart对全美近100所高校的5万名学生的词典使用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这项研究被公认为词典使用研究的开端。80年代，多项重要的词典使用实证研究（Bjoint1981;Jain1981）引起了词典研究者和第二语言教师的广泛关注，此后，相关研究数量不断增长。今天，词典使用研究已经成为和词典历史、词典批评、词典结构、词典类型并列的当代词典学研究五大方向之一。词典的使用研究不仅横向拓展了词典研究的范围，也纵向把词典研究引入了更深入的层面，打破了词典研究的孤立性和封闭性，更关注用户和词典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词典使用的复杂性。将学习词典置于“使用”的互动关系中进行考察，不仅关注词典本身，也关注用户、语言学习任务类型、教学环境等诸多内外部因素。但是作为最后一个被纳入研究范围的研究对象，词典使用研究还处在探索和发展的阶段，是词典学中一个相对滞后的领域。（Hartmann & James1998;Hartmann200130）。
　　我们在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网（Web of Science）以“词典使用”（dictionary use）“英語学习词典”（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y）和“英语学习者”（ESL/EFL learner）作为关键词分别对1981年至2016年之间发表的中英文文献进行了检索，得到相关研究共计709项，其中期刊论文占69%，专著占15%，会议论文集占11%，学位论文占5%;刊发此类研究最多的中、英文期刊分别为《辞书研究》（15篇）和《国际词典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欧洲辞书学会EURALEX会刊，23篇），其他辞书学会的会刊（如非洲辞书学会AFRILEX的会刊Lexikos;韩国辞书学会KOREALEX的会刊Journal of Korealex等）及其历年年会的会议论文集也是相关论文发表的重要园地。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英语词典使用研究已经构建了基本的研究范式，确立了研究的几大主题。我们首先根据研究方法将相关研究分为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两类，然后再根据研究内容细分到各个分主题下，基于主题相关度和被引用频次筛选出排序前10%的文献，在重点关注期刊论文的同时，也将专著、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等不同类型的文献纳入考量，最终选定77篇文献（英文文献55篇，中文文献22篇）进行综述。
　　
　　二、 定量研究
　　国外使用定量方法的研究论著数量逐年上升，一方面，通过新技术（如在线词典的后台日志程序）、新设备（如眼动仪）及对任务和环境的控制，利用定量研究可以进行更为精确的统计;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质性方法难以深入或尚未研究过的问题，定量研究另辟蹊径，使得词典使用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扩展。（Lew2011;于伟昌2014）但是定量研究在国内数量比较少，研究层次也有待深入。何家宁和张文忠（2009）对38项国内词典使用实证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和统计，其中使用了测验或实验手段的研究只有123%，不到15%的研究使用了相关分析、方差分析、T检验和卡方检验，其余大多数研究只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百分比）。罗思明（2008）指出： 国内词典学研究以经验性总结为主，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和科学技术手段支持统计分析，而且研究思维单一，缺乏立体性和综合性，而应该多维度、跨学科地对词典使用展开深入的实证研究。
　　定量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从编者视角对词典质量进行评价和从用户视角调查使用体验，其根本目的都在于考察词典的有效性。量化手段使一些用语言难以描述的感受和评价变得可以测量和计算，让一些内隐的量的观念变得外显，因此更适合对词典的“有效性”进行直接的考察。具体来说，现有定量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1. 使用词典对于语言学习是否有促进作用？2. 如果确实有促进作用的话，什么样的词典最能够促进语言学习？3. 如何使用词典最有效？
　　（一） 使用词典能否促进语言学习
　　学习词典之所以出现，是为了满足第二语言学习者特殊的查询需求，虽然英语学习词典在各方面都做出了调整以区别于内向型传统语文词典，但是“学习词典到底能不能促进语言学习”或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语言学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定量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定论。
　　Bensoussan等（1981）进行了四项研究，对比了使用单语/双语词典和不使用词典的427位被试在语言测试中的表现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是否使用词典对于被试的阅读分数没有显著影响;Nesi和Meara（1991）在较小规模的被试中重复了此项实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但是Luppescu和Day（1993）对293位日本英语学习者进行的实验结果显示： 虽然使用词典的被试花了两倍的时间才完成阅读任务，但是他们在即时后测中得到了更高的分数;Ronald（2002）也认为词典使用对于学习者的词汇学习有积极作用，但他没有在大规模的被试中进行研究，而是对一位学习者进行了跟踪研究，七次测试的结果显示被试的词汇量有明显的提高;Peters（2007）和Pulido（2007）的研究结果也证实在阅读中使用词典更有利于学习者的词汇保持水平。 　　除了在是否使用词典这两种情况之间进行对比，还有一些研究对使用教材的页边/文末词汇表和词典的效果进行了对比。姜爱娟（2006）对90名中国高中学生进行了英语偶然词汇习得的研究，完成阅读任务后进行即时后测的结果显示使用词典的效果要优于教材注释，但是在延迟后测中两者没有显著差异，在阅读过程中或在阅读完成后查阅也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之前的几项研究（Hulstijn et al.1996; Laufer2000）结果一致。
　　不少基于实验/测试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原因在于以“控制变量”为核心的自然科学实验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把词典使用的实际情况简单化了，导致影响词典使用的潜在因素难以完全被纳入考察范围。这提示我们应该注意到各项研究在研究手段、测试/实验设计、被试情况、实验材料上存在的差异，在解讀研究结果时应该结合具体的情况考虑。
　　（二） 什么样的词典最能够促进语言学习
　　关注“什么样的词典能够促进语言学习”的研究则聚焦在相对微观的层面，具体对比了词典不同介质、不同类型，或不同释义方式给第二语言学习带来的影响。在《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一家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之后，四大英语学习词典（Big Four）鼎立的格局逐渐形成，词典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大词典不断推陈出新，因此词典对比研究成为了热点。（Laufer & Kimmel1997;Yamada1999）近年来新介质词典的广泛使用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对比不同介质词典的有效性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Leffa（1992）对比了CALL（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电脑辅助学习）词典和纸质词典的使用效果，结果显示： 使用前者可以节约50%的查询时间，且用户对任务文本的理解水平比使用纸质词典组高出了38%;Knight（1994）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使用CALL词典的用户在掌握的词汇量和阅读理解的测试分数上都高于使用纸质词典的用户;另外，Dziemianko（2010）和Lew（2016）对波兰英语学习者进行了研究，结果都显示无论是在解码任务还是在编码任务中，使用非纸质词典的学习者都取得了更好的成绩;但是陈玉珍（2013）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研究则没有显示使用CALL词典与否与阅读成绩高低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也有不少研究对单语词典、双语全解词典和双语半解词典到底孰优孰劣进行了考察。Tono（1989）对32位日本高中生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双语全解词典最好，这一结果在Lew（2004）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Laufer和Melamed（1994）针对三种词典在编码任务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双语全解词典的效果最好，单语词典最差;但是之后的研究（Laufer和Kimmel1997）又显示双语半解词典效果最好。这些研究一般都使用低频词作为实验材料，并不能完全代表使用者在自然环境下查询词典的情况，因此即使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Tono（1984）对402位日本英语学习者使用双语词典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学习者大多选择日语的第一个义项，而不会通读词条选择更为贴切的义项，由此他提出应该在双语词典中设置义项菜单（menu）以帮助词典用户更好地定位适切的义项;之后他又对182名高中生和57名大学生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义项菜单（menu）的设计对于语言水平较低的用户帮助更大（Tono1992）。还有研究对义项指示标（signpost）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这一设计对于用户在词条和短词条在定位、翻译的准确率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对多义词的义项查找有明显的帮助作用。（Lew & Pajkowska2007;Lew & Tokarek2010）陈晓文和万晓影（2006）综合上述两项研究对103位中国英语学习者进行了研究，但得到的结果并不完全支持前两项研究的结论： 义项菜单有显著效果，但是义项指示标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这几项研究之所以得到不一致的结论，可能与被试对于测试项目的熟悉程度有关——被试在实验条件下使用自己不熟悉的词典功能按照要求查询几次或十几次的结果大概并不足以充分验证研究假设。
　　在释义模式和例证方面，Cumming等（1994）对整句释义模式和传统短语释义的效果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Nesi和Meara（1994）针对52位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Black（1986）[1]对三种释义/例证的呈现方式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a.只有释义”“b.只有例证和”“c.同时包含释义和例证”这三种模式在效果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其他几项研究也显示例证对于学习者的帮助有限（Nesi1996;Cumming et al. 1994;Lew2004）;而FrankenbergGarcia（2012，2014）的研究则显示提供三个例证的效果远远优于只有一个例证的情况。我们认为，例句的有效性不能简单通过数量的多少和模式化程度的高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例证对词类不同、义项数量不同、语义透明度高低不同的词目词而言有不同的价值，对于帮助学习者完成解码任务和编码任务的作用也存在很大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Nesi和Meara（1994）让三组被试分别使用《朗文当代英语辞典》《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和《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三部词典，结果显示三组被试对于词典提供的语法说明和搭配信息都无法进行有效利用; Harvey和Yuill（1997）对单语词典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用户根本不会查询语法或搭配信息，词典中设置的专栏也几乎没有得到利用;Dziemianko（2014）对385位被试的研究也显示词典中的搭配信息专栏利用率极低，但是搭配信息的不同位置和呈现方式对于其有效性有显著的影响。可见提高词典使用效率并不能一味靠在词典中增加信息来解决，关键要增强辞书编纂和词典使用之间的互动——一方面词典要提供用户需要的信息，并且提供便捷的获取途径;另一方面用户也应该深入了解词典的各项功能，理性科学地使用词典辅助学习。 　　（三） 如何有效使用词典
　　词典的发展似乎一直是个做加法的过程——随着语言学本体研究的精细化，词典所提供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词典越来越厚，词典里的标识代码也越来越多;从用户角度来看，也意味着词典的查询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Hartmann & James1998;Bogaards1998）词典的复杂性和用户缺乏使用技巧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鸿沟，严重影响着词典的有效使用。（Diab 1989;Cowie1999;Bjoint2002;罗思明，赵海萍2005）Hulstijn & Atkins（1998）指出各种新词典的出版并没有根本上解决用户需求与词典之间的矛盾，必须要从用户视角出发进行深入研究;哈特曼（2003）提出了词典查询过程的模型，并且归纳出七组查阅技能： 辨识查阅问题、选定有问题的詞、选择最合适的词典、搜寻宏观结构、搜寻微观结构、获取有关资料、融合信息。同时，他强调这个模型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构图”，其中的每个项目都需要在今后进行更详细的观察和分析。
　　目前相关定量研究还没有达到哈特曼（2003）所希望的细化程度，一般研究只要求被试使用纸质词典直接进行查找任务，或者使用词典完成翻译或阅读任务，具体包括“查找词目词（词/词组/习语）”“在某一词条下查找特定义项”“利用释义和例句匹配目标语境”等。在大多数研究中被试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无论是英语母语者还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查询纸质词典时都很难在快速和准确之间取得平衡。Tono（1987）的研究结果显示日本英语学习者在遇到不认识的词组时并不会以词组为单位进行检索，而倾向于检索词组中最不熟悉的一个词项，或者是与其他单词共现率最低的那个词项，这一结果也证实了Bjoint（1981）的研究结论。Christianson（1997）对英语学习者的词典查询策略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查询是否成功与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关系不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学习者对查询策略的使用情况。
　　此类研究有很大的同质性，得出的结论基本可以归纳为两条： （1） 词典用户的查询技能有待提高;（2） 教师和学校需要提供更多指导和帮助。也有一些研究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议，如： 提高各方对词典的认识，加强使用者、编纂者及教师之间的联系，更重视查阅背景，考虑词典在考试大纲中的作用，融合不同的查阅形式，设计实践性课程，设计更好的练习册，在教师培训中列入词典使用内容等。近年来也有一些指导词典使用技能教学的专著，如2007年出版的Dictionary Activities（Leaney2007）一书就旨在利用课堂活动训练学习者的词典使用技能。
　　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针对纸质词典进行的，在新介质词典迅速普及的今天，此类研究可能面对着截然不同的情况，比如词条定位对于电子词典、网络词典和词典App用户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难题，但是在众多词典产品中应该做何选择，如何充分利用新介质词典的新功能，以及如何克服对新介质词典过度依赖的副作用等问题可能需要更多关注。
　　（四） 小结
　　定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强调客观性、操作化和概括化，以使研究结果更为直观，减少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研究方法较为封闭，主要通过分析可能对被观察行为或结果造成影响的因素，对相关条件进行控制，从而揭示各因素和结果之间及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在设计研究方案之前，研究者已经对潜在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初步构建了系统框架，在实施实验或测试时再进一步实现对变量的控制，对之前构建的系统框架进行二度解构和验证，最终完成相关关系的建构。使用定量方法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对真实情况进行简化，达到对所涉及的因素“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是定量研究追求的理想状态，其基本假设是简约论，即“任何有组织的实体都是由更小的单位组成的，只有被分解成不可再分的单元才能被理解。然而，社会现象是一个不可简约的生命系统，一旦被分解成更小的单位分别探究，就无法获得充分的理解和解释”（陈向明2008）。
　　此外，研究中最大的变量是“学习者”——也是最难控制的变量——被试的语言水平、语言态度、性格、认知风格、学习策略，甚至参加实验当天的身体状况和心情都有可能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而这些因素往往是无法进行控制或进行量化的，所以很多研究结论往往存在一定差异，甚至存在有不少针对同一问题进行的研究得到了截然相反结论的情况。
　　抛开词典查询过程的复杂性不谈，学习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每次词典查询也与具体的情景和语言学习任务密切相关，要了解他们真实的词典使用情况可能很难在实验条件下实现。因此，在认识到定量方法优势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它的局限性，在解读结论时应充分考虑其具体研究条件，在推广结论时也应注意考察实际情况。
　　
　　三、 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指的是“在自然情境下，以研究者为研究工具，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过程，采用多种手段，全面收集同研究现象相关的详细资料，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并对研究发现进行深入诠释的研究行为”（杨延宁2014）。常见的研究模式包括个案研究、焦点小组、行动研究、扎根理论研究等，常见的资料收集手段包括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等。
　　在词典使用的质性研究中，最常见的资料收集手段是问卷调查，其优点在于研究实施的限制条件比较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收集到大量数据，统计方便，调查结果可以比较清晰地显示集中趋势。但是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往往不够高——问卷编者一般都站在研究者或教师的立场上设计问题和选项，而被调查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会给出不在调查者预期范围之内的答案，因此封闭式的问卷可能会限制被调查者的回答，也会导致研究对相关问题挖掘的深度不足;另一方面，部分被调查者出于各种原因可能不会如实回答，而会选择“应然”的答案，这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对调查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此外，调查法的基础是概率论，如果调查样本数量较少，或是抽样本身存在问题，那么研究结果的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Bogaards1998;Bjoint2002;Humble2001;张杏2006）单独使用问卷调查方法的研究在英语词典使用研究早期比较常见，但是目前国内词典使用研究依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来获取材料。 　　除了问卷调查，访谈也是比较常见的资料收集手段。访谈法的优势在于可以比较深入和全面地了解真实情况，但是访谈耗时耗力，通常只能在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因此研究者常常选取极端案例或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个案分析。研究者对访谈法的运用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着数据的质量，因为研究者既是访谈的参与者，也是数据的分析者，在研究中的角色尤为关键。虽然有学者认为访谈法比问卷法更客观、更直接，也更具洞察力（哈特曼2003），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结论也常常受到“主观性太强”或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批评（张杏2006;陈玉珍2007;于伟昌2014）。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采用了“有声思考”（Thinkaloud）的方法，也有研究者将这种方法归入观察法，而不将其视为一种单独的手段（Tono2011）。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一般要求被试报告他们在词典使用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可以直接了解被试在具体情景下的思维过程，但是最大的缺陷在于“非及时性”——虽然研究者已经用录音或录像设备记录下了使用过程，但是对于被试来说，在回想和报告的过程中毫无遗漏地还原当时的情景仍然是十分困难的。此外，要向研究者完全坦诚自己的心理过程也需要极大的勇气，有的被试可能会出于维护面子的心态而有选择性地进行汇报。经过改进的有声思考法允许被试在任务进行的同时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被试可以在没有研究者检查或监督的情况下自行使用录音录像设备进行记录，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被试的心理压力，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还是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局限，比如说口头表达常常不能完全表达被试的所思所想，边说边做还有可能对其使用词典的自然过程造成干扰。和访谈法类似，有声思考法也比较耗时耗力，常常面临数据稀疏，甚至有无法获得研究者所期望的数据的危险。（何家宁2002;Chon2009）
　　Wiegand（1990）归纳了词典使用研究中常见的四种资料收集方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测试法和访谈法，并指出这四种方法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以多种方式结合。近年来，单独使用一种资料收集方法的研究越来越少，何家宁和张文忠（2009）对1999—2008年发表的38项实证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和统计，结果显示超过55%的英语词典使用研究都使用了两种或以上的方法进行数据收集。混合方法一方面让质性材料和量化数据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平衡，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三角互证的效果，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如Chon（2009）在研究中就综合运用了写作测试、有声思维两种方法，Gromann和Schnitzer（2016）使用了问卷调查、访谈、写作和翻译测试三种方法，Lee（2016）则同时使用了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讨论的方法。
　　不同于定量研究的“分而析之”，质性研究重视整体、全面地理解行为事件。词典使用这一活动主要涉及词典、用户和环境，这三个方面的互动分为两个层面： 内层为用户与词典的互动，外层为环境对于用户使用词典的影响。在考察用户与词典的互动时又可以基于用户的双重身份梳理出两条线索： 一方面用户作为消费者，学习者在选购词典时会表现出一定的偏好，进而通过供求关系对词典的内容和整体设计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用户作为词典使用的主体，具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他们可以通过学习/使用策略对自己的查询行为进行调控。
　　（一） 用戶对词典的偏好
　　纸质词典的购买情况曾经是词典使用研究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否拥有词典”“拥有什么品牌的词典”和“习惯使用什么类型的词典”是常见的调查项目（Hartmann2001）81。国内不少研究调查纸质词典的占有率，如郎建国和李晋（2003）的调查结果显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在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中的占有率在40%左右，在英语专业大学生中的占有率则在80%以上;《朗文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在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中的占有率在30%左右;另有超过20%的英语专业大学生选择购买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急速发展，非纸质词典资源已经触手可及，但是调查结果显示传统纸质词典的市场仍然不可小视。
　　与此同时，不少研究者也开始把目光聚焦在新介质词典的使用上。Chon（2009）对韩国英语学习者使用网络词典的情况进行了研究;Gromann和Schnitzer（2016）则把FrankenbergGarcia（2005）列出的词典资源中的16种（包括通用语料库、平行语料库、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等）都纳入了考察范围;Levy和Steel（2015）对587位澳大利亚的中高级二语学习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网络词典和手机词典应用（如： wordreference.com和nciku）的普及率非常高，并且得到了用户很高的评价，但是同时也指出用户对于新介质词典的局限性缺乏理性认识。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进行的研究也显示： 新介质词典用户往往缺乏查询技能，学习和训练意识也比较淡薄，超过70%的用户都认为在使用电子词典、网络词典或手机词典应用时不需要指导。（李锡江，包薇2012）但是对不少手机词典App进行测评的研究都显示目前基于手机平台的英语词典质量参差不齐，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徐海2003;宋文娟，郑洪波2014;肖志清2015）。新介质词典质量不佳，加上学习者在使用过程中缺乏技巧、不够谨慎，很容易导致信息提取不准确甚至失败的情况。
　　还有不少研究旨在了解学习者在单语词典（monolingual dictionary）、双语词典（包括双语全解词典bilingual dictionary和双语半解词典bilingualised dictionary）之间会做何选择。Jain（1981）的研究结果显示学习者更倾向于使用双语词典，据作者推测，学习者这样的偏好可能是受到当时教学法（翻译法）的影响而形成的，但是上溯至1980年Baxter对日本的英语学习者的调查，到1998年Atkins和Varantola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语学习者的调查（Atkins & Varantola1998），再到2013年郝瑜鑫和王志军对美国汉语学习者进行的调查，用户对双语词典的偏爱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教学法的革新和用户母语和目的语的不同而改变，尽管外语教师和词典编者普遍认为单语词典更好。可见，受到专家认可的词典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学习者的欢迎，正如Bjoint（2002）指出的：“一部畅销词典未必是高质量的词典，但它肯定顺应了社会的某种需求。”词典学和第二语言教学专家的意见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作为衡量词典好坏的唯一标准。此类研究的意义在于将市场和用户的反馈意见引入评价标准，使得词典评价体系更为全面和客观，也能够推动词典产品的完善和发展。 　　对于不同词典产品的选购情况反映了用户的偏好，但是购买词典并不意味着使用词典，如果研究止步于购买行为，那么真正的词典使用行为将不得而知，因此对查询内容的调查相较于对占有情况的调查更进了一步。此类研究对词典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描写，为词典编纂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有重要的意义。Barnhart对全美接近100所大学共计超过5万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用户最常查询的信息为释义、拼写、发音、同义词、用法说明和词源信息;李锡江和包薇（2012）对中国大学生进行了调查，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中国大学生最常查阅的内容依次为英语词的释义、发音、拼写、例句、语法搭配信息和文化百科信息。这类研究对于了解词典用户需求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还停留在静态描写的层面，只是把词典查询内容孤立地抽取出来，而没有置于具体的查询情境之中。20世纪80年代之后，使用研究的中心就已经从此类静态研究转为动态观察。Tono（1989）指出，了解词典用户在真实的交际环境下如何使用词典，即把词典查询看做一个与具体情境密不可分的行为来分析才是词典使用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 影响词典使用的环境因素
　　1. 教师的角色、态度及其影响
　　在学习者选择和使用词典时，教师的角色是很复杂的，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Hartmann2001）教师肩负着多重任务： 既要负责对学生进行词典知识的启蒙、培养学生使用词典的兴趣、注意学生词典查阅技能的培养，还要引导学生经常、正确使用词典。（章宜华2011，2013）
　　虽然对于新介质词典的有效性还有很多争论，但是非纸质词典的风行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不可阻挡的潮流。不少学习者对于词典使用还缺乏全面的认识，对于查询技能不够重视，因此需要教师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教师在词典使用中的指导作用。（Bjoint2002;章宜华2007;李锡江，包薇2012;Lew & Schryver2014）
　　另外，教师对于新介质词典的态度也成为研究者关心的一个问题。Taylor & Chan（1994）在对香港的英语教师和学习者进行调查时发现，参与调查的12位教师无一例外地表示更希望学习者使用传统纸质词典，而对于便携式电子词典并不欢迎。有学者对美国的英语教师进行了调查，绝大多数教师对于学生在课堂上使用电子词典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会影响学生上课专心听讲，电子词典查询的便捷性会导致学习者的过度依赖，可能会使学习者在查询不重要的生词上浪费过多时间。另外，参与研究的教师还对电子词典的质量表示了怀疑，他们认为电子词典提供不准确的释义不仅会误导学习者，也使得学习者不再直接向教师寻求帮助。（Stirling2003）
　　2. 社会文化与教学环境
　　Stirling（2003）在对日本的英语学习者进行研究时发现电子词典的使用率远远高出预期： 50%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会在旅行中使用电子词典，40%的人在课外进行英语会话时会使用，20%的人会在日常生活中（如购物时）使用，這与针对其他母语背景学习者的调查结果有很大差别。她在对此现象进行分析时，引用了Schecter等（2001）的观点，认为这反映了亚洲的教育文化对准确性（accuracy）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冒险精神（risktaking）的鼓励，学习者使用电子词典不仅出于语言学习的需要，也是出于获取情感上安全感（emotional security）的需要。这对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台湾学习者对词典的占有率和使用率都很高的情况（陈玉珍2011）也有一定解释力。
　　章宜华（2013）指出： 虽然“牛津词典、朗文词典等西方词典是中国英语二语学习者的首选，但其面向西方人和普适性的设计理念使其对中国用户而言有先天的不足，无法满足他们对词典的实际需求。大量研究调查表明中国英语二语学习者与西方英语学习者的需求存在差异……以汉语为母语的二语学习者与西方二语学习者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等存在较大差异，其认知特点、认知障碍等也不大一样”，如“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词汇的词性习得最好，而对词汇的搭配知识掌握得最差，这与母语者恰好相反”（李晓丽，魏向清2007）。除了中国学者关注英语词典的本土化之外，Tono（2011）也指出过去大部分日本的英语学习词典都是在英美词典传统的框架下编纂的，没有充分考虑日本在学习环境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殊性，应该在词典编纂中着力于体现本国特色，让词典更好地与本国现实环境结合，更好地为日本的英语学习者服务。
　　Lew和Schryver（2014）指出，现有研究大多是针对学习第二语言的大学生进行的，而对于非教学环境下的词典使用者（如翻译工作者、国际新闻记者、外语作家）则缺乏关注。FrankenbergGarcia（2011）和Gromann和Schnitzer（2016）分别对商科和旅游专业的第二语言学习者使用英语词典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得到了更有针对性的结论。无论是针对特定类型的语言学习者还是针对非通用型的语文词典（如同/近义词词典、短语词典、习语词典、写作词典和口语词典等专门词典）而言，词典使用研究都还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的空间。此类研究和文化研究、学习研究进行有机的结合，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学习者的学习观念、对第二语言的语言态度、学习策略等问题进行对比和研究，可以为国别化和专业化的词典编纂提供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三） 小结
　　质性研究的优势在于联系地、整体地看待研究问题，可以捕捉到一些定量研究难以考察或容易忽略的影响因素，得到比较全面的认识。已有质性研究无疑对学习词典的编纂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但是很多研究都建立在简单的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提出的建议也较为笼统。Battenburg（1991）对11项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研究都只得出了“学习者偏爱双语词典”和“学习者的词典使用技能有待提高”两条很宽泛的结论，再进行重复性研究的意义不大。很多质性研究没有充分发挥质性方法的优势，往往流于对现象和主观经验的描述，而没有进行深化和提炼，缺乏深度，同时在理论建设方面也鲜有成果。 　　词典使用研究一方面要改进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发挥两种研究方法之长，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加以延伸;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研究问题，学习者词典使用习惯和偏好都要置于具体的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也应该结合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学习风格、观念和动机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我们相信同时从这两个维度入手，能够推动学习词典使用研究的发展，从而为词典研编、语言教学和学习者利用词典辅助学习提供帮助。
　　
　　四、 总结
　　现有词典使用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对用户的偏好进行描述，利用问卷和访谈对用户的查询习惯进行了解，利用测试和实验对词典使用和第二语言学习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大致勾勒了词典和用户之间互动关系的轮廓。总体来说，英语学习词典的使用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首先，对于词典查询行为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细化。词典使用往往是和具体的用户、具体的环境密切相关的，而现有研究大多将词典查询作为一个孤立的行为进行分析，对词典使用真实自然的情况研究不足，对隐藏在词典使用背后的用户因素（如学习动机、个人经历、学习风格等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如教师、课程设置、作业和考试、课堂文化等）也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
　　第二，对于“词典使用过程”的界定有待拓展。语言学习是一个长时间、循环往复的复杂过程，利用学习词典辅助学习并不以翻开词典为起点，或者合上词典为终点。广义的词典使用包括查询前、查询中和查询后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学习者在开始第二语言学习时，选购和确定使用词典的过程主要体现出学习者对词典功能的期待和偏好，也是用户与词典进行互动的开端;第二阶段为学习者在完成语言学习任务或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利用词典查询特定目标词（或其他信息）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指狭义的“词典使用”，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用户的查询习惯和查询策略;第三个阶段为学习者找到目标信息后将其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用户在这一阶段的体验对于他们对词典的态度和对学习策略进行调整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三，质性研究有待深入。虽然已经认识到不少实验条件下的定量研究简化了词典使用过程，也理想化了查询行为这一问题;但是现有质性研究还停留在“描述事件”的层面，没有深入“理解行为”，没有起到对定量研究补充的作用，使得词典使用研究比较片面和孤立，词典使用行为与深层动机、后续影响之间的联系发生了断裂。
　　第四，理论建设方面的发展比较滞后。现有研究对于词典使用过程模型的构建方面还缺乏研究，对于词典使用研究宏观理论的建设有待进一步探索。只有充分描写和阐释词典、第二语言学习者和具体学习环境等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深入理解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典使用行为，从而为学习词典的研究和编纂提供理论支撑。
　　附 注
　　[1]转引自Nesi（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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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姗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华文学院/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昆明 650500）
　　
　　（朱瑞平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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