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对于人的诗意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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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逸新 岳庆云
摘要：生态存在必然诗意地寻归生命有机性的运演节律。对人来说，或者对人的生存来说，生态对文学、文学对生态，都依生态存在而动，都是人的生命活动状态使然。生命有机性既是人的自然之身及感性生命的基础，又有机呈现人的多重存在关系，更需要精神性及审美化的提升，文学则是其中重要提升力量。生命、人与文学的生成及效应则依循诗意的节律，既形成整体的有效性，又显示着各方的魅力。当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出现，从发生之初到广泛影响实际都在极大地关注着人的生存问题，并探寻人何以能诗意生存。当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在助力，必然要成就那种“有效”及“魅力”，其方法、策略及目的性追寻，旨在助推人的活动不断地融入诗意生存。事实上，生态批评的阐释、评论、理性确证及学理基质，就是通过生态整体及诗意性的综合性体验，把控生态、生命、人与文学间的诗意关系，彰显其相互促动、相互映衬的魅力。
关键词：生态批评;文学活动;诗意性;节律性;生态有机性
DOI： 10.16397/j.cnki.1671-1165.20200206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生态存在实际是自然运演、生命活动的状态，是显示有机性、节律性及循环性的状态，因而呈现诗意性。人作为生态存在物，其生存过程理应体现诗意性：一方面，人在从事意识、精神及审美活动时，会主动地沿着诗意性节律来构建体验及创生路径;另一方面，人是自然、生命的活动体，其活动状态难以别离生态运演的有机性及节律性。我们研究生态批评也意在确证人的生态存在特性，更要通过这种文学活动，深层审视人的“精神状态”，审思精神问题与生态问题缘何深度影响人类活动，进而由对状态性的析理而推及人的诗意性生存。美国的生态批评学家劳伦斯·布伊尔谈到他在写作关于“生态想象”的著作时坚信：生态问题不仅仅是经济资源、公共健康及政治问题。他明确指出：“所有的人类生态学者努力的成功，最终不是与‘一些高度发达的技术或某种神秘的新科学’相关，而是与‘精神状态’相关：态度、情感、意象、叙事。”[1]布伊尔在概述“生态批评”术语时亦指出：“生态批评是总括性术语，用来指具有环境倾向的文学与艺术研究（艺术研究相对少见），也指为这种批评性实践提供支持的理论。”[2]151当我们介入文学、理论及人类活动问题而认识生态批评时，首先要明晰三个概念，即生态批评、人的生态存在与诗意性;显然，这也离不开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审思。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现象是本论题研究的基本要素。人的生态存在是人作为生命有机体进行各种活动的基本状態，因而也决定了生态批评的基本状况及研究理路。所谓“诗意性”也不脱离这种生命机体的有机存在，而生态批评又需通过文学来观照“存在”问题。正如盖光所言：“我们研究生态批评，并拓展及延伸其文学阐释视界，不只确证人何以呈现‘生态存在’，更要通过文学活动而言及人的生存，关注人何以能够在生态条件下生存。‘生态’以自然运演、生命活动的循环性状态，显示有机性、节律性，其诗意性也由此而生……生态批评的表达路径理应是宽广而多向的，且蕴积着诗意性，既须超越文本限制，又须归复‘万物一体’的生存现实。”[3]19事实上，诗意性必然呈现自然、生命本身的节律性运演状态，协调人（作为生命活动体）与自然（有机与无机、有生命与无生命）的有机性交往，也使自身的生成、发展、延续呈现节奏化。
一、生态存在·共生观照·诗意性
文学与生态、诗意能同体观照，作为文学活动的生态批评也能深解生态存在原本的含义。这需沿着两个关系序列引入：一是生态、生命、人——诗意性;一是生态、文学、人——诗意性。两序列都以生态与人的一致性为基础条件，其主要区别在其连接点，一方是生命，另一方是文学，显然，前者是基础性的，说明作为客观实在的人的自然之身及生态基础;后者则是书写、复现及精神性呈现，表明人的存在必须要获得精神性及境界性提升。鉴于人的生态存在需以生命有机性为基础条件，亦需呈现诗意性，故生命不只是必要条件，更需依循亘古永久的运演节律。这亦表明：生态存在是有机、节律的诗意性存在，而生命、人与文学必然融汇至生态化的诗意性节律中，三者的诗意合成也彰显文学活动的魅力。
首先，生态是人的诗意性生存的基础。生态对于人的存在而言首先是自然生态存在，这是基础性、根本性的。人的生存活动延至今天已经有了超常的发展，却仍不可能脱离自然之身。人的躯体性活动由自然之身而成就，即便是人的社会、精神、文化性存在同样也无法别离自然生态的基础性。人作为生态存在物的一切活动方式及运思方法都或隐或显、或深或浅地以自然生态状态为参照，或者是生态运行的延伸、派生及参照，这也就成就了人的多向联系。对人的生命来说，联系不仅仅是人自身的、内在的，更是有机的，亦需万物共有的，因而也是“生态”的。我们体验及“书写”其诗意性，就要求我们的活动必须建立在多重联系条件下，依照生态有机性与节律性，进而诗意性地体验、运演且复现人的生态本来。
其次，生态使人的生命活动富有色彩。自然生态使万物成为生命有机性存在，也成就了人的生态存在。有机运动的基本状态为：生态运演中存在着生物多样性，多样生物种群及生命个体从事着亘古不断的物质转换、能量交换及信息传递，从而形成以取食为本根存在的“金字塔”，并形成巨大的生态关系网络。这是一个永久的且不可断裂的生命运行的节律和网络，也是一种“链条”，它使生命及人的生活波澜壮阔、色彩斑斓，生命的生生死死亦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人作为生命有机体，是生命有机性及节律运演之链上的一个生物群类，尽管人能够从事社会、经济、精神及文化活动，能够从事审美及艺术体验，但这一切的基础都无法别离生态、生命存在的有机性及节律性。
再次，生态使审美、艺术的诗意性成为必然。对生态、审美与文学活动进行诗意性体验及理性把握，不仅源于生命存在的有机性、节律性，还基于无数肌体（个体）之间构成的相互关系。人的一切活动前提是个体生命的活动，这就不可能脱离对人的生存的体认及把握。从我们的研究领域来看，真正能够全面、整体、系统认识并能够体验及书写人的生存境况，显然生态、生命及审美与文学艺术的相互间对接的有机性，对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作用最为根本。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旨在体验及解说有机性、节律性及人的活动方式的融合性，本身就呈现诗意性。我们祈望生态批评能够不断地启悟人们诗意的生存体验，让人们在诗意的生态家园共生，且体味生命存在的自由感，享受到“家”的安宁及快慰。 最后，生态存在与文学活动（创作、鉴赏与批评）富含共生共荣的诗意性，且祈望人之生存是“诗意地柄居”状态。人的柄居之地实际是生态家园，生态家园的诗意状态不但使万物有了家的存在，而且在家中体验生命的诗意美韵。人在家中与万物同享生命之美，并把其作为不懈追寻，助推生态家园能够永续存在。如果从家园意识中理解诗意性，我们需把控多重蕴含：一是归家。人之身以及与万物之间的任何活动，不但依循有机节律，而且需在生态家园之内进行。二是规制。不同的生物种群及生命体在家园中都有自身的位置，都需要按照家园的规制行使，且不得跃迁，否则即为违规。三是共生。有机、节律、规制使万物之间共生永存，同样人与多样的生命存在同处共生境域，相互促进，进行能量交换。四是塑美。这里所言的美不仅仅是感知觉的冲击，也不只是形式意味，更在于生命活动的有机节律。如若个体生命及在家园中生存的所有生命体都能依循有机节律，就体现了美，且在塑造自体的美。五是畅神。从感性体验到精神境界的追寻，审美及文学活动既有机展示体验之魅，畅抒家园居住境况，又以灵性、神韵、境界塑造人格，提升其魅力。六是施爱。家是充满爱的，生命存在都有爱与被爱的祈望和权利，生态家园的施爱惠及每一个生命体，而无数生命共演的合奏有机、节律地呈现出来，也是为家的施爱。
生态批评作为20世纪后半叶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从发生之初到广泛影响实际都在极大地关注着人的生存问题，并且是探寻人何以能诗意生存。海德格尔在体验及评析人的诗意性及“诗意地柄居”特性时，也是由关注人的生存问题出发，进而阐释人何以能本根性地显化人的存在魅力。
一、生态批评·栖居之地·诗意生存
诗意性之所以有如此的能量及魅力，全在它呈现生态存在的本根之状，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与自身的多重生存关系的和谐自由呈现。“诗意”本是人本化的词语，是人进行生命、情感及艺术体验而生成的词语。我们之所以用其来阐释、显化甚至归位生态、生命、人及文学，也全在于生态与人的活动的有机节律性及诗意性。
“生态”缘何呈现了诗意性呢？有学者言：“生态的诗意性因于宇宙的宏阔、永恒的节律性运演，太阳、地球的运转，季节、节气及昼夜转换，到生命共同体及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细微运动，甚至微小的细胞，都依循着一定轨道、节奏，且循环往复，永远不会变异……轨道运转，节律循环，其有序化、韵律化，且不断转换性流行，既促成生命的有机一过程性，也使生命活动起来……人的活动（身体、精神、心灵）、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的节奏、韵律，其源起点及参照必然是生态化的轨道、节奏及有序化、韵律化的有机状态。”[3]29-30我们认识生态存在的有机性、节律性意在体验及发现。海德格尔称：“诗意创作乃是一种发现、寻找。”[4]”“诗意”之于生态、生命是本然的，是亘古无法变异的，但当其融人文学体验，除了必然运行这种本然，更需发现、寻找，实际上就是在找寻最切近、最依循本然状况的体验方式，包括生命机体的运动，情感的波澜，言语的表达，以及机体、情感、言语之间，以何种方式组合、排列，更能够符合诗意的节奏及韵律，继而能够依循像生态、生命之有机运动那样，既有律动的规制，又充蕴了无尽的情意与想象的情调。当文学能够发现和寻找这种诗意状态，就必然尽显其魅力;而我们把握生态批评的阐释、评论及学理基质，也是对生态存在及诗意性体验的发现和寻找。
生态批评被冠以“生态”头衔，包含了多重含义：有对生态现象的科学认知、体认及阐释，有技术性解读及对人之现实生存的支持与服务，更是基于文学现象、遵循艺术审美体验的基本规则。基于此，生态批评不但满含对诗意性的渴求，而且本身就通过诗意体验去悟解、阐释、评论及理性确证，进而把控生态、生命、人与文学间的诗意关系。生态批评并非限于一种感性体验，拟或学理性辩证的文学阐释活动，尽管会关涉多重研究、体验理路，但其作为文学性活动时，其诗意体验的过程性是必然的。因其必须关注人的生态存在的现实状态，关注人的生命运动能否有机合理地依循生态运演，所以也表明生态批评必须是现实的、实在的;但生态批评并非直接介入现实或力主改变现实，而是通过文学艺术活动对生态、生命绘制状态，因而它又需含蕴文学艺术活动的理想性，乃至境界性。如果说，我们将其设置为上述所言的这种多样、多重的综合性体验之地，拟或是生境性的柄居之地，似乎也不为过。这种柄居地育养人寻找及发现安宁、平静的能力，也是调节人能否合理有机地归复“生态和谐”之地，合力夯实这种生存的根基，就像海德格尔在评述荷尔德林诗时说，人被聚集到此根基上时，“人在其中达乎安宁;当然不是达乎无所作為、空无心思的假宁静，而是达乎那种无限的安宁，在这种安宁中，一切力量和关联都是活跃的……诗的本质貌似浮动于其外观的固有假象上，而实则凿凿可定。其实，诗本身在本质上就是创建——创建意味着：牢固的建基。”[4]49-50人的诗意性的生存体验应合理、有效地复现“生态和谐”之地，使生命的运行符合生态节律的尺度。如果我们能够守持生态批评的本然，那么，必然能够促成这种诗意之境的生成，当于其中与“生生”交往互动着，在“金字塔”结构中，在平衡、有限性的相互依存中，人与自然之间、白然万物之间，大家不期而遇，若能够共生共荣、互惠互利，想必是惬意的，是归根的，显然亦会是诗意体验的。但在人类强力活动中，在人的超强、超限、无节制、异节律的活动中，这种诗意寻求似乎只是一种祈望，甚至有人会说是“乌托邦”。即便是海德格尔所祈望的那种“安宁”“宁静”“敞开”“澄明”的诗意柄居之地，似乎也只是“乌托邦”式设想。但人之所以为人，必然是有情怀、有向往的，能趋新，有对宁静、和谐、安平的寻求。由此，人必然会成就自我规范、自我限定的能力，有规制人的活动而构建生态有机且能够优化生态生存的能力。如果人类坚执守持这种能力，那么，所谓的这种“乌托邦”或许并不是妄想。如果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行程中全力执守，我们的生态观照从学理研究到实践亦在努力着，那么，我们对生态批评力量的全力构建、对柄居之地的厘清、对诗意生存的明晰，必然是这其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生态批评如何能诗意性地观照柄居之地，有三个关注阈是不可少的，即生态与生命的本根问题，生存关系对人来说是怎样的，人应该如何进行文学体验。我们已经充分肯定了生态批评离不开人的生命活动，且要追索寻求人的诗意生成，并谱写一曲曲生命的交响，这说明生态批评没有离开人的生命存在，又在不断超越自然、感性之身，借助文学艺术和审美人“澄怀”的生命灵境，以寻求诗意生存。作为过程性存在，人是通过多重生存关系而展开的，这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只有规定、规范、规制了自身，戒除过度利欲，不断加大德性及精神性的“管控”力度，才能调制多重关系的有机和谐。在此，我们说文学艺术体验可以通达这种自我规范及规制路途，显然是不为过的，其更大程度上是通过德性及精神完成审美体验，继而规制感性躯体的。海德格尔曾反复吟诵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柄居在这片大地上。”我们是否可以说文学艺术活化了、情意化了人类的“劳绩”，继而更加明晰何谓大地、何谓诗意、何谓柄居。当然，诗人必然是文学艺术家，生态批评当初即被称为生态诗学，但这里我们并非望文生义地图解海德格尔所言的“诗人”，事实上，自然、大地、生命本就是实存的文学艺术、诗意性的存在，那么徜徉于其中的人们也必然在诗意地翔游着，这又何尝不是诗人呢？在笔者看来，所谓“充满劳绩”，并非特指劳作的人，而是“把自身树立在大地上”，与大地共欢乐。因而，“劳绩”理应是“柄居”的基础与手段，也是“人文化成”的基础与前提。故海德格尔曾言：“看来必定是诗人才显示出诗意本身，并把它建立为柄居的基础。为这种建立之故，诗人本身必须先行诗意地柄居。”[4]106-107这里，我们似乎既真正领悟生态批评的真义，也求解了文学艺术的意义。如果我们说，文学艺术本应是一种先期显示，艺术家则是一个“先期”体验者，且是生命的融人性体验，是先行“诗意地柄居”的体验者，显然不会受到质疑的。试想，若没有这种先行性，如何才能要大众感受到呢？那么诗意性或许只是虚幻或空中楼阁。事实上，亨利·梭罗在瓦尔登湖乃至毕生的“荒野”体验，其超凡的精神游历，不只明证也践行了诗人的“柄居”之法。
人能否融人柄居之地，看似过于精神化、神秘化，似乎是非“接地性”虚幻，其实不然。自然、大地和生命、生存对人而言，使人如何能够与地球万物进行生命交往，甚至在“天地共融”“万物一体”中获取身心的快慰，而不被终日的利欲所困扰，实际是不难的，人的德性、人的精神性是可以自我掌控，精神性追寻、诗意性体验是可以遁人人的现实生存的;人是有亲情、亲和及关怀情怀的，人也能够追寻自我救助、救赎的方法及策略，更何况还有文学艺术的熏染。
三、生态批评·生态人格·诗意生存
生态批评既促生人的诗意生存体验，更塑造生态人格。事实上，生态对文学、文学对生态，都是人的生命活动状态使然。生命有机性既是人的自然之身及感性生命的基础，也有机呈现人的多重存在关系，更需要精神性及审美化的提升。生态、生命，有机、节律，肌体、心灵，自然、社会，德性、规制，艺术、精神，理性、文化，等等，相互间错综交织、全面综合，合成人的活动的有机性，塑造生态人格。生态批评推进生态人格构成，当须有多重界面。
首先是生态位。生态与文学、生态与批评及生态与生命、文学与批评的多重交织、有机合成，诗意性地复现人的有机生存体验。这种条件下的人格构成，必然是生态的，需要个体身心的共同参与。文学观照人的生存体验，尽管内存艺术符码的隐喻性、潜在性、幻象性及对其破解的神秘性，但这一切，必须由人的现实具体的生命有机体验、由多重关系的生态有机、平衡及节律性来支撑及归位。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格活动。人格存在需要有生境，需要生态位。不只是“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生命体及生物种群的”共同参与，“而且要调适有机一过程性的节律，使每一个生命体及生物种群，包括人在内都在生态有机性及网络构成的阈界内，依循自身的‘生态位’，在生命循环的链条中生存、延续”[3]38。文学活动的人格塑造体验所需的生境及生态位，起因在于这种有机、网络及循环过程，其中包括自然生态、生物多样性及人的活动各自所处的生态位，各种位置的设定必然关乎人的生存体验状况以及人的生态存在的有机、优化及和谐程度。生态位是有层级性的，自然、生态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人的活动及有机性存在的“生境”，是人们能够得以诗意性生存的生境，也是从事文学活动的基础与生境;而文学是人本的及精神性、审美化的活动，作为提升性活动理应处于生态位的结构顶端。
其次是“亲和”性。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要作用于人的精神一灵魂，塑造“亲和”性的生态人格，需借力于坚实与丰厚的生态存在基础，既参与又审思，以达对生命之“思”与“在”的体认，引领生命有机体验，以主动且富于深沉情意、符合情理地来合理调适人与万物之间的交往，以其跃动于人诗意存在的生境。显然，这种“‘亲和’性必须有情与理的植入、互渗、引导，并且作为内在机理而依循一个生命有机体的运演节律，守成‘间性’主体的交往策略。‘亲和’的情理调适，作用于自然、感性的躯体性人格构成，更有社会性、精神性人格构成的调节与规范的必然条件”[3]68。就文学的特性而言，借力于这种“亲和”性体验是必然的，因为文学活动本就是人的一种满含“親和”的活动方式，其中不只蕴含情意、德性及向往，更是全身心参与的活动，由此而形成的人格力量不但有情有意，而且知根知理，显然是会诗意地关注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及环境，确证人对自然生态应有的态度、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
最后是“生生”之动。中国文化传统的“生生”之说是对生命有机性、节律性及诗意体验的精到绘制，如老子的“道生”论[5]、易学的“太极”之说。这些学说既具直观形象性及体验性，又有一定的理性及逻辑，共同描绘着生态、生命与人的存在之“生生”运演的特性。生态批评同样会依循“生生”演替的逻辑进向，或者演奏“人化”的“生生”节律，通过艺术与审美化而体验生命之魅，塑造学界常言的那种“生态人格”。所谓“人化”的“生生”节律不但是被人所认识、体验、掌握的生态、生命及自然、环境之本来状貌的“生生”节律，而且这些需以合理、有效地推进人的多重活动关系的有机和谐来演奏“生生”。“生生”可谓中国智慧发生原点，以非常精准的话语阐释了生态、生命或是万物运行的基本状况及生命相互连接、永久传承的不竭。即便是某一种生物种群也无法离开“生生”律动;尽管各种生物必须以本群落及种群为中心，保持生存与繁衍，但绝无法特立独行，需要多样性，也需有机性，需要相互间进行物质转换、能量交换及信息传递，否则就无法保护及维持自身种群及肌体的永续存在。与任何生物种群相比，人类具有白身的特殊性，能够有目的地或者白由地参与及调节这种“生生”节律，或能动地以“内在的尺度”来调控“生生”，使其运行更宜于调控人的自由之身。诗意生存也好，“诗意地柄居”之地寻找、发现也好，都必然环绕“生生”而行进。 “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是马克思发现的人异于动物的重要区别，因为人能够依据“内在的尺度”[6]行动。合理掌控这种“尺度”就能促使人复现“生生”节律的“美态”，使人的生命有机之躯回归“生生”的本来。事实上，人类的生命活动既需要将其他生物种群作为摄取能量的对象，也会将其作为精神体验的对象，作为复现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资源基础，或者是人的诗意生存的伴侣。“生生”韵律必然显现缘何能诗意生存，即可为尺度，反观人类自身，能否归复有机性，不仅可促动人徜徉于“生生”的诗意性韵律，融人“诗意地柄居”之地，也必然会进一步提升生命的价值，且不断提高人的生存质量。
四、生态批评·复合结构·诗意生存
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理应基于文学文本，但还需有更阔大的视阈。因为文学文本并非孤立的，而是跃动于复合生态结构，这个结构虽基于自然本然，但当有人类社会参与时，社会、经济、精神/文化就会融人其中，所以被称为复合的;这是现实具体的有机整合体，并以人的多重存在关系的互补、交往来进行能量交换及信息传递，人的诗意的生命体验乃至诗意生存，不但融人其中，而且能够情意性地、有机合理地调节这个系统。
复合结构作用于生态存在，其特性在于：使人的生存体验中所依循的生态、生命与多重关系的有机性及诗意性成为可能，人的生存需求中的生命、绿色、精神一文化诸形态都可以诗意地呈现生态特性。这表明，生态批评对象及文学性、审美化所体验的对象并非单纯的自然生态，也非单纯的人的存在，而实际是复合生态结构的有机、节律且诗意的运演。作为文学现象，生态批评更会以精神/文化的存在特点去体验及悟解复合结构，以艺术化的生态情境所蕴聚的生命情感去吸纳、融人结构的整体有机性。本文的生态情境，是指将人的生态、生命及多重存在关系之间的有机状态，以情感与理智的体验方式而先期设置模型、情境及生境，这可以是现实具体的存在，也可以内存对精神性、理想性的追索，甚至带有一定的幻象、隐喻及无性的成分，但不论呈现哪种存在之魅，其内里必然跃动深刻的情感体验性，并深含理性诠释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文学艺术活动的情感体验性及情境创制性，易于体验人作为“情境性存在物”，更易于创设生态情境;而生态情境与现实中一般的情景创制，或者人们在需要、利益促动下而生成并含有二元对立特点的情绪性心理情境不同，它需要对现实情境进行提升及超越。当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呈现时，其“气韵”的“生动”、“妙造”的“澄明”会光顾、会跃动，会调适批评活动，即便是满含理性时，也会有情感的体悟，是心与物、情与景、意与境的虚实互补。即便是复合生态系统的复杂结构，也会呈现无序的有序、不确定的确定、模糊中的清晰。似乎会得白与宋人郭熙所言的那种“林泉之志”，且蕴积生命的“高致”状态人格惠顾。盖光在描绘这种“高致”状态时这样说道：“‘高致’理应是诗性价值的至高境界，且可显示一种生态人格构成，因这不离于自然，是‘生态/生命’及人生体验的‘高致’之境的体现。高致之境的生态性融人，不是融于喧嚣的城市及官场，而是别离，既超越，又回归。回归，或是寄居山林、绿水间，或是融入乡间、居舍，以悟解‘真义’。”[3]400生态批评对于这种生态情境还可以成为一种“镜像”存在，既映照复合生态结构的节律运演，映现人们诗意生存且给予的理解和感悟，更反照及确证生态存在特性。生态批评的关注点，不论是自然生态，还是人的活动，甚至是复合生态结构，其作为生态人格境界的“开启”和“照亮”，储存了无限的能量与信息，亦会像艾布拉姆斯所言的“镜与灯”那样，既能有“镜”的映照作用，又有着“发光体”的照明作用，继而去运行“生生”的意义，蕴含人在生态条件下之生存体验的意义。
生态批评融聚人的诗意生存之境，其柄居之地必然是天地人的共生之地，对人的现实生存而言，这既作为情境预设，也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因而总是立足当下并朝向未来。其复现的人的“生态”渴求及有机性、诗意性生存的祈望，既有现实及生态存在的根基，更显意义性内涵。布伊尔在分析人类作用的第二白然（人工制品）对自然本来的第一自然影响时，曾多层次表达了一种肯定，如第二自然对第一自然的“不能遏制性”，“证据表明，这些看上去不仅美观，还有益于健康地促进疾病康复的速度比人工环境更快……难以预料的是，地球人是否永远将在相处时完全没有他们的自然生物学，也没有他们高度依赖的有限控制的环境条件”[1]6-7。布伊尔也总结了21世纪此领域的关注重点：“地球的命运，人类在觉醒中行动的责任，环境非正义的可耻，还有观点和想象对于改变思想、生活和政策以及写词、写诗和写书过程中的重要性。”[2]145顯然，这些都非常现实、具体且富有意义性。生态批评对“境”的预设，亦可便于通达对有机节律性的“觉解”，其中或内存对未来境域的“觉解”。冯友兰这样解释“觉解”一词：“解是了解”，“觉是自觉”[7]11。“有觉解是人生的最特出显著底性质。因人生的有觉解，使人在宇宙间，得有特殊底地位……从人的观点看，人若对宇宙间底事物，了解愈多，则宇宙间底事物，对人即愈有意义。从宇宙的观点看，人之有觉解对于宇宙有很重大底干系，因为有人底宇宙，与无人底宇宙是有重要底不同底。”[7]14这又像海德格尔所说，是“思”与“在”的发生根源，它使人在与天地境界同生共荣中，“觉解”到“思”与“在”的本真。
生态批评的这种“觉解”情境，不同于生物性生命体的本能形态，不同于理智及道德规范性的“觉解”，也不同于宗教神秘体验的“觉解”，它更多地凸显复合生态结构的有机整合性与功能化，并呈现在审美化的诗意体验中。
参考文献：
[1]劳伦斯·布伊尔.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M].岳友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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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盖光.“道生”：中国生态智慧的哲性基础[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38-47.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
[7]冯友兰.新原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责任编辑 张月红）
Ecocriticism ， Poetic Survival of Human as a Literary ActivityLu
Yixin， Yue Qingyun
（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Abstract ： Ecological existence can be inevitably and poetically traced back to the thythm of life' s organicmovement. For people， or for the survival of peop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y and licerature isdetermined by the ecological existence and human' s life state. The organic nature of life not only is thefoundacion of man ' s physical body and perceptual life . but also organically presents man ' s multiple existencerelationships. It needs more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promotion ， for which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force. Thegeneration and effect of life， human and literature follow a poetic rhythm， which constitutes the overalleffectiveness and shows the charm of all sides as well. After ecocriticism emerged as a literary phenomenon， ithas been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human surviva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exploring howhuman beings could survive poetically. As an assistance force of literary activities， ecocriticism needs to be"effective" and "charming" ， and its pursuit of mechods， stralegies and purposes aims at promoling the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into the poetic survival. In fact， the interpretation， criticism，rational confirma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eco-criLicism not only control the poetic relationship amongecology， life， man and literature， but also demonstrate its charm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reflection throughthe comprehensive and poetic experience of the whole ecology.
Key words ： ecocriticism ; literary activity ; poeticity ; thythmicity ; ecological organicity
收稿日期：2019-12-15
作者簡介：吕逸新，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岳庆云，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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