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文学”到“文学是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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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道主义文学的倡导始于“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到20世纪50年代及20世纪80年代又被文艺理论家钱谷融继承并发展。“人的文学”与“文学是入学”两大主张之间存在约三十年的时间间隔，却因内在的一致表现出了传承与发扬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种主张的思想来源、主要代表文章的文本内容及作者经历进行论述，对现当代中国文学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声”与“回响”做出分析，思考人道主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理论发展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周作人 钱谷融 “人的文学” “文学是人学” 人道主义
　　20世纪早期，人道主义思想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承担了相当重要的启蒙职责。文学大家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概念，标志着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人”的觉醒与人道精神的确立，鲜明地表达了有识之士生而为“人”的自觉。时过境迁，20世纪50年代的钱谷融以“文学是人学”的人道主义思想受到了文艺界上下的集中关注。由于时代局限，人们无法认识到钱谷融文学思想的精华，使其在问世之初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思想得到了文学界的重新认识和肯定，并成为文艺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之一，“文学是人学”也彰显了其应有的地位与价值。“人的文学”与“文学是人学”之间有着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差与极大的社会差异，但周作人与钱谷融二人在对“人”的思考上保持了奇妙的一致。钱谷融曾说过，自己受“除鲁迅外，周作人和朱光潜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文学是人学”思想很可能是对周作人“人的文學”的继承与发展，从而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道主义文学的发声与回响。
　　一、“人的文学”：现代文学史人道主义文学精神的发声
　　（一）产生基础：俄国现代人道主义与日本“新村”
　　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新式思想的传人给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及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清末留学热潮兴起之后，绍兴周家的长子周树人东渡日本，幼弟周作人也选择了同样的留学之路，接触了西欧人道主义思潮，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钱理群所著的《周作人传》曾言，周作人因安特路朗的理论对人类学产生兴趣，但“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在“为人”的基础上，周作人将西方先进思想介绍到了中国。他以翻译家的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所译的《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论述了陀氏笔下描绘的堕落灵魂中“可怕的美与光明”，并指出俄国作家之间共通的人道主义思想与俄国文学特性的联系。1919年7月，周作人受邀参观由日本著名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建立的“新村”。这既是周作人自己体会人道主义实践的重要事件，也对他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武者小路实笃是俄国托尔斯泰主义的受益者，曾以“个性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作品在日本文坛引起轰动，而这种“个性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与周作人的思想较为吻合。带有空想与理想国色彩的、文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新村”给周作人带来了极大的触动，促使他回到祖国后以新村精神为主题做了多场演讲，也写了《新村的讨论》等介绍文章，甚至在自己家成立北京“新村”支部，影响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辈的毛泽东诸人。他强调“新村的理想是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应该是和谐、互助、独立、协力与自由的“调和”，是人类的“人”与个体的“人”的统一，同时又应是物质与精神、劳动与健康的调和。在“新村”与“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理想”的结合中，在实践与思考的基础上，周作人提出了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人的文学”，第一次发出了属于中国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呼声。
　　（二）系统建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
　　1918年末至1921年，周作人写下《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等文章或演说稿，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的文学”体系。《人的文学》发表于1918年12月15日的《新青年》，其核心是对“人”的解说。作者首先对“人”进行阐释，对人道主义视野下“人”的理想生活展开论述，将“人的文学”概括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文学，最后通过两性之爱与亲子之爱来说明“人的文学”应当包含的文学道德，表达了“立论应抱定时代”的理论原则。在这篇文章里，周作人填补了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鸿沟，将文学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进行了整合与统一，呼吁建立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依存的关系。而后，《平民文学》论述了作为“人的文学”之一的“平民文学”的内涵和特征，突出了“平民文学”的平民精神与时代性。周作人要求文学体现平民精神与“五四”的时代精神，并对作为普通人、多数人的平民付出真诚、尊重、关心与爱护。在《思想革命》里，周作人又重点论述了思想与文字的关系，提示人们“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强调了思想变革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先进性的。1920年初，《新文学的要求》承接了《人的文学》精神，提出了对“人的文学”的具体要求与界定，将它具体化为“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取了当时流行的“为人生”与“为艺术”两种主张的长处之和。周作人提出，人道主义的文学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由此观之，《新文学的要求》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已更为透彻，也更有“文学性”，标志着周作人“人的文学”体系到此初成。
　　（三）影响与走向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理论集导言中，胡适称：“《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在“人的文学”系列文章发表前，新文学讨论者的关注焦点主要在语言、文体等文学形式的革命上。当时的讨论十分激烈，有学者形容为“盛况空前”，但许多人担心形式革新不能完成文学的彻底革命。“人的文学”理论体系针对文学的本体、性质、内容与功能等提出了与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文学主张。周作人把人道主义作为维护人之独立的原则，主张以人道主义精神救治伪文学和封建文学，意味着新的人文精神在中国诞生，现代文学中“人”的文学从此觉醒。同时，“人的文学”之《思想革命》为新文学找好了一条以思想改革为本的出路，指出“更重要的是思想改革”，使文学回归到了整个社会中应有的位置。“人的文学”对文学自身本质与规律的阐释扫清了原本萦绕在文学建设上的朦胧迷雾，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推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进程和理论深化。 　　阿英曾说：“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文学上的主张，对于当时的运动，也发生了很广大的影响。”周作人的主张有着十分明确的启蒙目的，即通过文学唤醒国民作为“人”的意识与生命价值，尽快实现思想的现代化。它是首次超越国家、民族的层面对“人”自身进行思考的成果，将“五四”时期一代有识之士的愿望以完整、科学的理论形式传达了出来，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新文学支持者们的响应。但是，在混乱的近代社会中，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人的文学”的生命力受到了削弱。“新村”思想的宣传受到了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冷遇，北京“新村”的尝试也无疾而终。理论的超前和现实思想的落后保守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人的文学”依旧无法对社会与人进行真正的改革。国民革命兴起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得到确认，带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个人主义开始受到质疑和否定。周作人对“人的文学”进行了反思和调整，将原先“个人主义之人间本位主义”调整为个体化的“个人主义之个性”，开始了《自己的园地》的“耕耘”与发展。《自己的园地》及之后的理论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的文学”的反思与修正，却无法具备“人的文学”在“五四”初期的巨大作用与反响。从理论角度来说，周作人的后期思想无疑是更符合当时现实的思想，却无法再具有“五四”前期的号召力、超前性与共鸣度了。这与周作人的性格、经历与思想转变关系紧密，更与时代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聯系，此处不多言。
　　二、“文学是人学”：当代人学潮流的起源与对“人的文学”的回响
　　20世纪30至40年代，“人的文学”因与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暧昧关系成为被文艺界重点批判的对象，人道主义在我国文学的热度减退。在延安文艺精神影响下，我国意识形态色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浓厚。1956年，“双百方针”成为我国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双百方针的号召下，钱谷融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场学术研讨会撰写了三万余字的学术论文《论“文学是人学”》，文章倡导人道主义文学，并对新中国文学的任务、中国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不同创作方法的区别及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与见解。不料，这一思想在不久后受到了残酷的对待，直到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后，《论“文学是人学”》才被重新提起并获得平反。“文学是人学”成为新时期响亮的文艺口号与研究热点，中国文学也以此开启了新的征程。
　　（一）外来思想基础：高尔基与列夫·托尔斯泰
　　钱谷融说：“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作‘人学’。”对钱谷融而言，“文学是人学”最初来源于苏联文艺学家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与高尔基的一句话。确实，高尔基创造了俄语的“人学”，并在致辞中说“我毕生的工作是人学”，但从未直接提出这一论断。这五个字实际上是钱谷融在对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俄国文学家的考察下，结合自己对文学与人道主义的思考概括出来的表达。
　　《论“文学是人学”》借助高尔基和列夫-托尔斯泰来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认为，高尔基不满当时部分流派的文学作品对“人”的歪曲与贬低，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新人的诞生与自信力的养成，因此和他们展开了斗争。钱谷融将高尔基与俄国现实中“生活的主人”与真正的“人”联系在一起，指出高尔基就是第一个用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来对待作品的，所以“和过去的现实主义者区别开来了”。论述托尔斯泰时，钱谷融结合《安娜·卡列尼娜》谈到，托尔斯泰由原来贬责安娜，变成同情、赞扬她，就是一场人道主义的胜利。他提出，原本主张“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同情并赞扬起草命者的暴力斗争手段来，认为暴力斗争“不但不是罪恶，而且是光荣的行为”，也是基于托翁身上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从这方面来看，钱谷融“文学是人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俄国文学与俄国人道主义，其中包含了与托尔斯泰相关的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这与周作人“人的文学”思想的产生基础是一致的。
　　不同于周作人的留日背景，钱谷融的生平自述中并没有长期的留学经历，但在他的时代，早已能够读到大量翻译而来的外国著作，社会的开放程度与对新思想的接纳度也大大提高，新思想的获取不一定要靠留洋才能做到，所以钱谷融能接触到高尔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西蒙诺夫、莫洎桑、马尔兹、狄更斯、拜伦、雨果等，乃至各种“主义”。在接触并承接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人道主义思想上，钱谷融和周作人也是相似的，这或许为回响“人的文学”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二）《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及对“人的文学”的回响
　　上文提到，《论“文学是人学”》主要涉及新中国文学遇到的五方面问题，笔者认为与周作人“人的文学”有内在联系的主要在前四部分，具体可以概括为文学的对象和题材问题、文学创作者对人道主义的态度问题、文学的功用及其达成之道等三个方面。
　　首先是文学的对象和题材问题。《论“文学是人学”》谈到，文艺的对象与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包括行动中的人、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等。文章对充满功利性的“文学工具论”进行了反驳，认为需要作者催动笔下人物去配合反映“整体现实”的作品是抽象、空洞的。钱谷融反对的不是“反映现实”，而是反对以“现实”作为文学的首要任务及把描写人当作用来达成目的工具与手段。钱谷融认为，作家只要能写真正的人，就必然会写出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和阶级关系。囿于时代因素，他的论述与“阶级”和“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的部分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理论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周作人说，新文学（“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是“非人的文学”，二者区分标准在于著作的态度。“人的文学”也反对“人生派”新文学“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说教”的另一种形式的工具论，成为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的先导。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周、钱二人的“靶子”不同，却因“文学的目的是不是‘人’自身”这一论断而走到了同一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看，钱谷融回到了周作人的原点，再一次竖起了周作人“人道主义”精神的旗帜。 　　其次是文学创作者对人道主义的态度问题。《新文学的要求》谈到，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这批新的文学家却将人道主义的理想当作自己的信念，把人类的意志当作神明，说明人道主义精神对现代文学作家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影响与指导作用。钱谷融的“人学”可以说是他对“人的文学”的继承，而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视则是联系现实的发展，内里依旧是对人道主义的坚持。《论“文学是人学”》极为重视作品与创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文章指出，那些宝贵的文学遗产之所以能被后人喜爱，最根本、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它们浸润着深厚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作者超出了时代限制，不再认为只要与资产阶级正面相关，“人性”便都必须要反对、打倒，而是提出了保卫“真正的人道主义”——哪怕“人道主义”这一名词已经被资产阶级糟蹋了，也不可将它随意抛弃，而应揭穿资产阶级所作所为的反人道主义性质，保卫“真正的人道主义”。
　　再次，对于文学的功用及其达成之道，“文学是人学”也表现出了对“人的文学”的继承与回响。“人的文学”认为，人道主义文学应当对人生问题加以记录和研究，让人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最终促进人的觉醒与社会的美好与进步。而达成以上愿望需要“改良人类的关系”，创造“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保持健康的生存并革除旧礼法，建立新道德。钱谷融则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艺术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对改善人生的热切向往和崇高理想。他呼吁“把人当作人”，呼吁人们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利，呼吁人与人之间互相承认、互相尊重，这又何尝不是与“人的文学”中“利己利他”的一种呼应呢？二者都认為文学最重要的便是作用于人、唤醒“人”的自觉并引领人走向幸福，都继承了人道主义文学精神对人、进步、幸福的呼唤与展望，及扭转现实中不正确之处的希冀。
　　比起周作人，钱谷融一生过着较为纯粹的学者生活，并没有参与众多的社会活动，也没有十分明显的思想转变历程，所撰文章也大多是从文学、文艺视角出发的，少了周作人文章中浓厚的跨学科气息。这或许就是钱谷融虽然继承、推崇“人”的精神，却不会走上周作人般的人生道路的原因。“人的文学”与“文学是人学”存在思想与逻辑上的共鸣与回响，也存在十分明显的时代差异与表达差异，但内里的精神与气息是一致的，也都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
　　三、略论人道主义精神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境遇
　　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文学是人学”，都在提出时鼓足了勇气。周作人要对抗的是“非人的文学”与势力强大的封建思想，钱谷融要扳正的是“文学工具论”与“阶级论”，无论哪个都振聋发聩，都呼吁着被历史淹没的“人”，具有相似的话语逻辑。受到批判后，周作人进行了反思与思想转型，走向了中庸思想浓厚的另一条道路;钱谷融则坚持见解并多次试图申辩，设想到了可能袭来的各方责难，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当时仍被接纳的俄国文学实例在文章中为不易被时人理解之处进行回应与解释，甚至做好了自我批判与辩护的所有准备，却依旧逃不过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批判，对他的批判文章甚至汇集成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好在后来学界归还了他应得的尊重，也归还了对“文学是人学”及其中潜在的“人的文学”的肯定。
　　20世纪70年代后，新时期文学翩然而至，文学界形成了谈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潮流。新时期被看作是“五四”的重述，新时期文学的主题被归结为五四新文学反封建主题的延续和发展，新时期文学被看作是继承五四新文学和启蒙主义传统的重启或者说“新启蒙”。人们开始意识到，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历史上，“人”的发现几乎都是文学中的“人”经历漫长的压制、摧残之后的被重提，都与人的解放相连，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潮流一起构成了新时期“人的解放”的重要内容。即使讨论时有反复，但最终人道主义依旧以大范围的肯定赢得人心，“五四”人文精神也得到了重新发扬。在钱谷融与吴俊合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人道主义》中，作者表示：“如果说‘五四’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对于数千年来封建传统对于人性的束缚的反抗与批判，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大地上会再次出现类似的人道主义启蒙运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这两次最引人注目的文学运动首先基本上都是以人道主义为其核心的启蒙文学运动。”此外，作者还表达了对“五四”前辈周作人的敬意，认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新文学的要求》等文章一向被视为“五四”时期和中国新文学早期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的最具体论述。在当下，人们脱离了浓厚的意识形态束缚，终于可以较客观、清醒地对待“五四”文学、人道主义与周作人，不可不谓是时代的清醒与进步。“人的文学”或言“人学”，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元概念”，被千万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接受。有的人关注这段曲折的发展史，有的没有，但这并不妨碍人道主义不断结合新的思潮和理论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对人道主义文学的坚守，实质上是从长远角度出发对文学品格的坚守。无论是周作人还是钱谷融，他们与人道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及相关事件都不是单纯的个人事件或文学事件，而是在各自时代框架下涉及方方面面因素的复杂的历史事件，仅仅一篇论文是说不清楚的。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发生及在钱谷融“文学是人学”中的回响与发扬，展现了文学对人的关怀与对文学自身品格的坚持，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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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圆圆，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斌E-mail： 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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