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经济、资源和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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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海南经济、资源和环境发展进行耦合分析,发现海南经济、资源和环境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不够高,处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水平,但耦合协调度水平在波动中呈现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水平不高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不够高,进一步的原因在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不够合理。海南需要加强对资源环境的利用,促进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以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进社会发展、促进资源利用水平的提高、促进环境支撑能力的增强。关键在于改变目前“三一二”的产业结构,努力形成富有创新能力、辐射能力、协调的“三二一”产业结构。
关键词:海南;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F222.3;F29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2-0073-006
世界经济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经验表明,一味追求经济的片面增长,终究会带来资源和环境的约束问题;但为了“保护”资源和环境而致经济发展迟缓,不仅会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最终也会导致丰富的资源、优良的环境难以保全。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三者不可偏废,只有三者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1]
一、 文献回顾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提醒过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每一次对自然的征服都受到了自然的报复,强调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不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计算方法是否正确,至少提出了人口增长与资源使用、生产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矛盾。可惜的是,在经济浪漫主義的思想指引下,人们走得较远,导致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出现了较为尖锐的矛盾。所幸的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以来,人们逐渐在纠正自己的错误,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经济、资源、生态和环境等因素之间的承载力、耦合协调性发展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2]在我国近几十年来迅速的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产生之后,我国学者也越来越重视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从研究对象来说,主要包括:(1)对区域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研究,最近如舒婷、雷思友关于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3],王维关于长江经济带生活、生产、生态承载力协调发展的研究[4],盖美等关于环渤海地区经济、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协调发展的研究,苏子龙等关于广西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承载力与旅游经济耦合发展的研究[5],吕 祥、方忠彪关于舟山群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6],马亚亚等关于陕北安塞县生态与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分析[7]等。(2)对区域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的研究,如羊绍全等关于广西旅游生态环境承载力时空特征研究[8],徐海峰对于浙江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分析研究[9]等。(3)对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的研究,如段佩利等关于中国沿海城市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的研究等。
从研究方法方面来说,绝大多数的研究采用耦合度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框架,构建相关分析对象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系统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采用以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分别计算指标层、准则层、系统层权重,再采用耦合度模型进行分析。还有一些采用两种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如马亚亚等采用耦合度模型与剪刀差模型相结合进行分析;丛晓男还对于耦合度模型的形式、性质以及现在应用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另外还有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10]、障碍度模型[11]、CD(coordination degree)协调度评价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12]
这些研究都很好地回应了“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13]海南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实验区,应当对人口、经济、资源、生态和环境系统之间协调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并以此作出相应决策;并且在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过程中,为全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经验。但遗憾的是,海南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资源利用不够充分,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反映尚不充分,因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十分不足。海南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深入地以事实、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本文试图抛砖引玉,引发关于海南上述系统协调度、承载力研究的关注,为海南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微薄贡献;同时,海南作为“全面深化改革试验区”,其探索对于其他地方的深化改革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二、 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数据,主要来源于《海南统计年鉴》,个别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海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具体指标中,个别年份所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值补齐。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按照选择的科学性、可比性、可获得性的原则,在参考其他参考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海南自身的特点,选择28个具体指标。指标的选择既考虑了正向指标,又考虑了负向指标(如表1)。
(三)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熵组合权重分别对经济、资源和环境进行赋权。
(1)变量的标准化处理
不同指标的量纲不同,原始数据之间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对于原始数据采用平移-极差变换:
①式为正向指标标准化计算公式,②式为负向指标标准化计算公式。式中,xij为第i个评价对象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值,rij为第i个评价对象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数值;max(xij)、min(xij)分别为第i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三、 结果分析
(一)海南经济—资源—环境系统指标权重分析
运用熵权法对于各系统的具体指标进行赋权,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如表1)。从经济指标来看,各项指标权重大小前三位依次是人均GDP指数、经济增长速度、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进口额、二次产业占比权重较小,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个系统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资源来看,资源供给能力指标权重大的前三位指标依次是一次电力、耕地面积、货物运输量,权重较小的是天然气产量和森林覆盖率;生态服务能力指标权重最大的是湖库点位水质符合饮用水源地国家地表水Ⅲ类标准占比,权重较小的是河流断面水质符合地表水Ⅲ类标准占比、空气优良率;表明资源系统中能源、生活资料、水源三者最为重要。从环境来看,在环境压力(负向指标)中,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人均生活能耗权重最大,权重较小的是工业废气排放量、万元GDP能耗;在环境承压指标中,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权重最大,表明切实解决好污水处理问题最为突出。各指标权重大小较好地显示了海南经济、资源和环境系统的状况。[14] (二)海南经济—资源—环境协调程度
根据表1所列指标和选定指标的相关年份数据,依据上述方法得出表1所列各指标权重,进而计算出各年份协调指数、综合发展指数和系统耦合协调度分别为:
综合文献[2]、[9]等耦合协调度划分標准,海南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其中:5年(2010、2011、2012、2014、2015)处于轻度失调状态,3年(2013、2016、2017)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但一个基本的趋势是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程度在逐步提高。2016、2017两年均脱离了轻度失调状态,而进入到濒临失调状态。
(三)海南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度不高的原因
从2010年至2017年的数据计算结果表明,资源系统综合指标(RE)平均值高于环境系统综合指标(EN)平均值,环境系统综合指标(EN)平均值高于经济系统综合指标(EC)平均值。三者之间综合指标平均值最低的是经济,经济发展综合指标值较环境综合指标低4.77个百分点,较资源综合指标值低9.21个百分点。
与许多地区三个系统失调原因不同的是,很多地区失调的根本原因是资源的约束和环境的破坏(如马亚亚等关于安塞县的研究),而海南三者不协调的根本原因则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从经济与资源的关系来说,经济综合指标平均值低于资源综合指标平均值。这与海南的产业结构形成呼应,海南整体上未经历工业化过程,即便是到2018年一二三次产业比重已经呈现出“三二一”的结构,其第二产业的质量难以支撑第三产业的良性发展。从总体上来说,海南对于资源的利用不足。海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表现是整体供给不足。一方面是对于自有资源利用不够,对于自身自然资源的利用特别是海洋资源的利用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关键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充分利用资源的产业结构体系。缺乏这样一个合理的产业体系,使得经济发展水平难以真正高质量地发展。尽管海南建省以来一直在进行探索,但实际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想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运输力量和实际运输量不足,导致了海南物资产品的相对缺乏。2018年,海南货运量为22040万吨,仅多于北京、青海和西藏;货运周转量875.83万吨,仅多于宁夏、青海和西藏;作为沿海主要规模以上港口的海口和八所两个港口的吞吐量之和仅为湛江港的43.99%。运输能力和运输量是衡量资源保障水平的重要指标(运输能力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也显示了这种重要性);同为较大规模的岛屿,海南人均货物运输量约为台湾人均货物运输量的三分之二左右。物资供给能力的不足,使得海南物价水平普遍偏高,而物价水平偏高又是海南近年来旅游发展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如果海南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改善,从而供给结构不能得到改善,随着人口的增长,运输能力会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运输业的发展水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指标。
从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来说,经济综合指标平均值低于环境综合指标平均值,但二者差距较小。这实际上表明二者在较低水平上的一致性。如果环境压力(负向指标)加大,必须进一步提高环境承压能力。提高环境承压能力,就需要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等建设及处理能力提高。仅仅要实现城市污水处理率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就需要大量的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而这些市政设施的建设投资资金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不能保证良好环境的存在。
从资源与环境的关系来看,环境综合指标平均值低于资源综合指标平均值,二者差异较小,这也表明了二者在较低水平上的基本一致性。或者说,海南资源利用水平和环境保护水平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二者维持了一个脆弱的平衡。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和环境保护水平都关涉经济增长。显然,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水平提高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而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资源利用水平提高与环境保护之间是负相关关系。维护好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国家新近确定的海南“三区一中心”战略目标之一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很显然,生态文明试验区不是简单的生态保护区。生态文明试验区要实现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要实现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15]
四、结论与进一步的讨论
(一)基本结论
1.海南经济—资源—环境三个系统的发展耦合协调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处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状态,但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产生耦合协调程度较低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利用程度较低。
2.海南经济、资源、环境综合指标值均处于较低水平,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资源利用不够充分,环境破坏程度不大,同时环境承压能力不强。
3.经济、资源和环境综合指数呈现较为明显的波动,但波动幅度不大,表明自2010—2017年三个系统运行相对平稳。
4.在经济、资源和环境三个系统中,权重最大的指标分别是人均GDP指数、一次电力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其余指标的权重也都与海南发展的事实逻辑一致。
(二)进一步的讨论及对策
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论都告诉我们,高效率的自组织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系统要素的耦合方式和水平。对于海南来说,经济发展的滞后影响了资源和环境两个系统作用的发挥,使得三个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水平不高。而海南的经济结构不合理,是经济发展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海南经济结构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其三一二或质量不高的三二一产业结构与最不发达地区(国家)一致。虽然从2018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勉强达成了三二一的结构,但其基本构成或者说其产业结构质量未能脱离原有水平。二是经济和政府财政严重依赖房地产业。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从产业结构来说,一方面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农业、农村经济各产业;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发展第三产业而直接形成第三产业占主导和主要地位的现代产业结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沿着这样思路的发展结果不尽如人意,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未能对资源和环境进行充分利用,未能使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从而未能促进经济得到健康的发展。 海南经济自给水平不高,许多类型的产品需要大量的输入,大量产品输入的环境后果是,必须承受产品使用过程产生的环境污染和使用完毕作为废弃物产生的污染。因而,海南现在出现的环境问题,少部分是自发形成的,即由本地生产产品的生产过程、消费过程和使用后废弃所形成的;但更主要、污染更加严重的是输入性的,即由海南岛外生产后,运输至海南,在消费过程和使用后废弃所形成的。这从海南的产业结构和海南消费产品结构的差异可以明知。基于此,即便海南不发展任何工业,只要生产和消费采用其他地方所生产的工业品,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会出现环境污染问题。由于忌惮于传统工业化所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海南几乎放弃了工业化,从而导致了当前的“三一二”产业结构或第二产业非常弱小前提下的“三二一”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暂时保证了环境的优良,但肯定不能永远保持。需要有更新的思路,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的经验告诉我们,新型工业化不等于黑色发展,而可以是绿色发展;新型工业化也是整个经济社会创新性增强的过程、产业间关联性增强的过程。海南应当将新型工业化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之一,这不仅关乎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关乎社会文明进步;中央确定的“三区一中心”战略目标并不排斥新型工业化。不经过传统工业化而直接寻求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是海南谋求新发展的机会。
要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需要充分发挥资源和环境优势,需要促进第二产业的绿色发展。海南可以不建立健全工业结构,但是必须建立具有足够创新能力、辐射能力的工业产业,可以围绕“三区一中心”的目标建立新兴工业相关产业,以绿色、创新型的新型工业产业带动第一产业的发展,支撑第三产业的发展,以新型工业化的创新发展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一是要充分利用海南自然资源,特别是热带动植物、气候和海洋资源优势,发展高效种养殖、捕捞、采掘、加工业;二是满足海南现在和未来市场的需要;三是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以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来实现对于国家重大战略任务、项目的保障。
海南产业结构的确定应当首先以满足海南现有和将来人口的需要为目标,同时以“三区一中心”为目标确定发展战略。由于运输通道的限制,海南物价水平偏高;应当遵循市场规律,支持社会发展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生产;不仅如此,还要考虑重大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海南自身的自给能力和供给保障。与建设国际旅游岛以产业为导向不同,[16]海南建设国际自由贸易港其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体系和制度,这种自由市场体系和制度的建立,无疑为海南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为新的产业结构的形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海南只有充分运用自身资源尽可能多地生产多种类型的产品和提供多种类型的服务,才能提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的水平,国际贸易实验区和国际贸易港才能实至名归;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现在的产业结构和摆脱对于房地产业的依赖,才能实现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杜明娥.生态价值观教育的文化启蒙意蕴[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91-95.
[2]吴传清,邓明亮,陈文艳.中国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J].西部论坛,2018,(6):73-83.
[3]舒婷,雷思友.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6):60-63.
[4]王维.“生活—生产—生态”三维承载力视角下的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评价[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4):172-178.
[5]苏子龙,袁国华,郝庆,等.广西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承载力与滨海旅游经济耦合发展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8,(4):37-43.
[6]吕祥,方忠彪.海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研究——以舟山群岛新区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8,(8):99-103,131.
[7]馬亚亚,刘国彬,张超,等.陕北安塞县生态与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生态学报,2019,39(18):40-49.
[8]羊绍全,陈严武,韦福安,等.广西旅游生态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研究[J].环境保护科学,2018,44(4):14-20.
[9]徐海峰.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19,(1):166-168.
[10]段佩利,刘曙光,尹鹏,等.中国沿海城市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耦合协调关系[J].经济地理,2018,38(5):60-67.
[11]段佩利,刘曙光,尹 鹏.区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国沿海城市群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7):930-934,1009.
[12]吴玉鸣,张 燕.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资源科学,2008,30(1):25-30.
[13]崔广慧,姜英兵.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管理,2019,(10):54-72.
[14]郑季良,彭晓婷.高耗能产业群复合生态效率系统协同发展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30-38.
[15]姜文博,柴华奇,等.区域生态经济治理优化决策效率评价研究[J].科研管理,2018,(10):40-49.
[16]孙启明,方和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旅游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J].理论学刊,2019,(2):63-70.
(责任编辑 张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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