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从解构延异到属下主体效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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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解构主义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挑战了二元体系，使翻译过程变为对意义的多重阐释。深受德里达的影响，斯皮瓦克不仅成功超越了文本局限，还借助批评和翻译实践，把解构与现实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本文集中探讨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下踪迹延异理论到斯皮瓦克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应用，直至其属下主体效果研究，希望通过历时的对其关联性进行的尝试性探索，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框架。
　　关键词：斯皮瓦克；解构主义；延异；属下主体效果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4-0165-04　收稿日期：2011-05-11
　　
　　在《柏拉图的药》的故事中，雅克・德里达围绕柏拉图的“药”(Pharmakon)的多重意义在不同文本中的来回穿梭，译作“治疗”、“毒药”甚至于“春药”，以证明译者与文本的意义及其衍生关系过于简单化的倾向。“这个概念的可变的统一性、甚或将概念与其能指联系起来的规则和奇怪的逻辑，在何种程度上由于译者的轻率或经验主义而被消除、掩盖、涂抹。”换言之，对于“文本”，在者可从结构的稳定性方面理解；不在者则需在理解中建立联系。“药”的多重含义成为颠覆意义和彰显差异的力量。本文拟从历时的角度，对解构主义下的踪迹延异理论延至斯皮瓦克对解构主义的应用，直至其属下主体效果研究作尝试性的探索。
　　
　　一、从解构到踪迹的延异
　　
　　1966年德里达以《人文科学话语的解构、符合和游戏》“解构”了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所“解构”的概念或术语包括存在、本质、实质、真理、形式。虽然概念衍生于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解构)，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颠倒了现存的二项对立、二元对立系统，并试图以解构消解结构，以差异代替同一，以缺场代替在场，以显示自己的特征，指出结构存在不对应性、不稳定性和假定性。之于翻译，不同于之前把翻译定义为一种稳定的二元对立项(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德里达更强调其作为“有调节的转换”，因为翻译中“从未传递纯粹的所指”。
　　解构的第一策略是推翻二元对立，其关键环节即在于“延异”。德里达认为，无论是作品的文本本身还是作为主体的人来说，其自我同一性、自治性都将是不可能的，即作品和译者对作品的阅读都不可能作为文本稳定的起源。而“踪迹”(trance)这一概念是指稳定的起源和意义仅仅是假象，起源早已不知所踪，留下的只是“踪迹”。换言之，所指只是符号，意义要以情景确立，并没有确定的意义。所指或意义都不表示不变的存在而只是一种“踪迹”。关于自我同一的不能性，斯皮瓦克也同样强调，如同不能在世间找到完全相同的事物，也同样无法两次在不同时间找到与自我同一、重复的事物。以此推理，“对‘同一’文本的两次阅读所具有的同一性也只能用差异来界定”。作品不可重复，只有相互之间的差异才是事物的共同性所在。
　　本质而言，“延异”(differance)包含双重意义：一是空间概念上的“差异”(spacing)；另一方面是时间概念上的“推延”(temporalization)。德里达认为，文字的书写是一种空间重复，其中，文字由于书写而自身形成了差异，这是来自于不在场问题。即我们书写是由于说话对象或交流对象不在场，或记忆力不好(记忆的缺场)。正是这种缺席的在场，使文本的意义总是延缓、不确定，总是被延宕。“现时”不可能留驻在某点不前，它不断成为未来的预设抑或过去的持续，在自我在某现时的“在场”中，会掺入将来或过去的因素，成为“差异的运动”，时间和空间的“延异”。翻译就是双轨式的思考此点，让“他者”出场，延异或差异也印证了语言的局限性，解构了纯语言存在的设想。“延异”或不确定性是意义的散播，不融合于一个整体，而是分散的片段，无穷的生产和替代，不受作者控制的同时亦不否定作者意图，却肯定着不定数量意义的产生。德里达和斯皮瓦克都强调同一性中的差异，但斯皮瓦克在强调非稳定性的同时，又在稳定的临时性、同一性和差异之间的游戏所具有的建构特征等方面展开论证，即德里达后期才逐渐审视的，解构本身所包含的“临时的稳定性”问题。如果说，德里达引进的“嬉戏”、“散播”等概念使意义在踪迹的延异中产生了意义，那么斯皮瓦克对于“意义嬉戏”的重新解构，对符号链的解码则不只是对解构思想的充分阐释，更隐含着某种“转向”。
　　
　　二、从踪迹的延异到策略上的本质主义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深受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影响，而德里达后期向伦理学、“他者”以及现实政治问题的转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斯皮瓦克对解构的深层特殊理解取得了方向上的共通。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从理论上支持了斯皮瓦克，尤其在文化反抗等问题，对解构思维的策略性运用也是斯皮瓦克思想的重要武器之一。事实上，从解构意义上讲，斯皮瓦克走得更远。
　　“本质主义”是西方一种核心思维方式，以“本质一现象”为中心，它树立起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像“内容―形式”；进而扩展至其他领域，形成相应的对立形式，如“真理一谬误”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通过建立以“延异”为核心概念的文字学差异是基础性的概念，它直接影响到如何反对以同一性为基础的殖民话语的“真理”及其本质主义思维。根据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事物并无固定不变的本质，这个作为事物之原因和起源的东西“缺场”，而对事物的把握是根据事物之间的差异，因此所谓“本质”是在具体环境中形成并不断被替代和改变的。
　　斯皮瓦克从解构精神出发指出，尽管反本质主义对于二元对立秩序有极大冲击，但简单的颠倒二元对立中心的方法仍无法摆脱批评对象确定的逻辑范围。彻底的反本质主义只具有解释和批判的意义，而要真正地进行有效的反抗，还应当善加利用“本质”，这里的“本质”是策略上的，是临时性的。它不考虑具有某些本质的事物，也不探讨何为本质，只具有过程性和手段的意义。这种“本质”既是反抗的对象也是反抗的武器，这种本质主义在事后应被严格地摩擦，以免成为新的压制力量。解构就是一种主体批评，解构本身也内涵着双重的可能性。对斯皮瓦克而言，批评主体对自身的警觉性认识要求更高。站在一个批评与实践性参与的交叉点上，“踪迹”概念在解构思想中具有双面性，“踪迹”概念本身既意味着固定本质的不在场，也意味着事物的临时性、情景化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它既标明某种东西的消失，也标明东西通过某种方式得到了显现。这一消失的东西在解构中就是作为起源的事物，或确立了我们临时性在场的“他者”。这样的论证强调“踪迹”临时稳定性的同时，也在现实的途径中获取了关于“绝对他者”的信息，使得中心可以转移到文化反抗的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反抗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形而上学，是一种从内部进行的解构，没有这种意识，也就失去了反抗的根

基和可能性。从反抗实践的角度，有必要策略性的保留临时性“本质”的作用，这就是“策略性的本质主义”。
　　
　　三、从策略上的本质主义到属下主体意识
　　
　　斯皮瓦克批评了西方女性主义者和反人道主义者对策略性的忽略，也批评了印度“属下研究小组”在早期本质主义的倾向，指出其有把属下阶层永久化的“危机”，并为从策略的角度探讨“属下”阶层的意识奠定了基础，属下(Subaltern)的概念，是20世纪初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论述阶级斗争时代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使用的，并被印度“属下研究小组”继承修改。斯皮瓦克对其加以补充和阐释，并在《属下能说话嘛?》(CanSubaltern Speak?)深层次说明属下“不能说话的特征”。她指出，属下一词用来指所有不能言说自己、失去自身主体性的人群。
　　事实上，斯皮瓦克并非否定从属下这一角度研究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一个解构思维方式问题，即应该更加注重属下阶层构成的内在差异，更加注重属下概念的情景化和灵活性，以确保工作的实效性。历史是变化的，属下历史研究的前提本身就暗示着，属下阶层不可能有一个超越历史的纯粹的主体意识等待发掘。属下历史研究小组早期试图恢复被精英历史写作忽视的历史，一次找到一种纯然的属下主体和主体意识，因此具有理想性，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论虚构。从历史上恢复属下阶层的意识是行不通的，而另一方面一种自主的声音和力量的形成，又必然来自这种自觉意识的发掘。纯粹的、同质化的属下主体意识的研究并没有牢固的根基，因为“纯粹性”意味着恒定性、确定性和普遍时效性，也正与历史作为“符号链条”，不断变化、无绝对完全重复性的前提假设相悖。
　　综上所述，斯皮瓦克认为，属下这个概念本身即意味着一种灵活的策略性，其主体性只具有策略的意义，因为“属下”阶层本身并无固化确定的本质，它只是一个概念，阶级斗争的产物。从解构的角度看，属下阶层的主体意识只能是策略性的虚构，或者是一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还必须根据具体情境进行，这种主体意识不是哲学上的超越性的意识，而是包含一种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而只要把主体意识策略性的研究，将其当做具体情境下的解构主流历史叙事的策略，这种主体意识就立刻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对属下主体意识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消除属下意识的存在，但属下的主体意识真能够重新被给予吗？
　　
　　四、从属下主体意识到属下主体效果
　　
　　关于属下主体意识的再现，斯皮瓦克在分析福柯话语理论和德勒兹“欲望”概念的基础上，敏锐的发现其“理想化”色彩。进而指出以否定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再现的方式来恢复属下阶层对自身的认识和表达，相当于重新引入了构成性主体。这种主体最多只是附着在“欲望机器”上的“残余物”，它只可能是“社会化资本的合法主体”，而不可能是作为他者的属下阶层“欲望的主体”，两者之间存在的恰恰就是知识分子本身。斯皮瓦克认为，解构的突出优势就在于他承认自己不得不策略性地借用批判对象的资源。如同纯粹的属下空间是不可能为我们认识的，属于属下的纯粹的现实和具体经验也并不能够真正地重新给予属下阶层，因此依赖于想象中的现实经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再现现实主义”。斯皮瓦克提出，阶级和阶级意识是通过差异和“主体错置”的方式来进行界定，而不是直接解读他们的本质。她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马克思那种立足于批评实践而不是本质化真理的立场。“对于‘真正的’属下阶级来说，其身份就是差异，能够认识和表达自身而无法再现的属下主体是没有的。”这正是斯皮瓦克本人所提出的，“真正发音的事实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即使某个人发出了声音，他也是被某种心理传记索结构了的……”属下之所以为属下，他不可能对自我分离的情形有充分自觉的认识，相反他顺从于这种表述体系以及其中的价值标准，从而使得无法“听到”自我的声音。对处于霸权意识形态和文化优越性的知识分子而言，因为“起源”已经丢失，属下意识只是一种黑暗中的异质性存在，而“属下不能说话”与属下主体意识的缺场是相互密切关联的。
　　“属下不能说话”是斯皮瓦克接受解构主义影响而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但是，在失去追溯属下主体意识可能性的情况下，为研究如何既要避免对属下阶级主体的压制性建构，同时又不放弃知识分子的介入功能，斯皮瓦克在研究德里达关于“完全他者”的解构伦理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析和再现”理论。“完全他者”的概念在于说明，在与他者的伦理关系中，对他者的尊重是必要的前提。对他者的出场环境和独特的他者经验的描述与对他者进行本质再现和主体建构有根本的差别。在对待属下主体意识问题上，前者强调他者经验的真正含义和积极性所在，是要重新标示属下的存在，在历史的“空白”和文本的“沉默”之中探讨那些独特经验和异质性形象；后者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操作。受马舍雷沉默论的批评观点影响，斯皮瓦克的各种文本即成为发现这些材料中的异质性因素，属下经验也即是那些拒绝任何合法化阐述的异质性形象的存在，也成为获取他者独特经验的途径。基于异质性经验的研究，斯皮瓦克运用解构思维，挖掘了德里达“肯定性解构”、“解构伦理”所有可能的政治潜力，更深层意义上论证的“策略上的本质主义”和“主体效果”。在充分考虑主体自我的局限性和属下异质性经验的前提下，提出对“主体效果”的看法：“我越来越倾向于把属下意识的复苏独坐在后结构主义语言中可能被成为属下主体意识的东西的一种描述，一种主体效果是有各种因素来构成的。……这些分支的不同的交接点和构造――有许多异质性因素决定，而这些因素本身的决定又依赖于无数其他环境因素――共同形成了一种其主体作用的效果。”
　　
　　五、结论
　　
　　作为反本质主义的范式，解构主义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挑战了二元体系，使翻译过程变为对意义的多重阐释，如文起所提，雅克・德里达的“药”是在不断延异变化和替代的。用解构的方式阅读文本，文本的意义才会相互交织、跌宕、散播和增补。深受德里达的影响，斯皮瓦克不仅在阐述其理论方面用力甚勤，她还成功地超越了文本局限，把解构同现实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问题联系起来，展示了解构主义的社会批判力。历时地从踪迹的延异到属下主体效果对其承续展开研究，旨在为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深层次互推研究提供参考框架。
　　
　　[责任编辑：叶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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