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向卫国

　　摘要：价值虚无主义以及相关的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语言形而上学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甚嚣尘上。笔者认为，九十年代的张爱玲热正是这一潮流的反映。本文辨析了张爱玲小说的生命虚无主义、个人主义、语言惑人和新鸳鸯蝴蝶风格等倾向，并予以批判，矛头直指当代文坛。
　　关键词：生命虚无主义；个人主义；语言惑人；新鸳鸯蝴蝶
　　
　　一　生命虚无主义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的这句名言，最精确地注解着其虚无主义的生命观。她的大部分小说构成一袭陈旧、华贵的语言的“袍子”，小说中的人物无非就是这“袍子”上的“蚤子”，爬着爬着就不见了。张爱玲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从不相信人生的意义。她的早期小说可以说就是对芸芸众生的无情嘲笑。
　　张爱玲固然是深刻的。她23岁登上文坛，以如此年轻的面孔把人世看得如此透彻，简直聪明得可怕，“天才”得可怕。本文开头的那句名言就出自她1939年19岁时写的一篇短文《天才梦》。一个19岁的女孩子不是沉浸在玫瑰色的梦中，却把人生看得这么深而空。许多人谈到这一点都把她与鲁迅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张爱玲更胜过鲁迅。“如鼓吹张爱玲最力的夏志清先生在他的那本在西方汉学界奉为经典之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称张是‘中国现代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似乎是自《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界第一人，其代表作《金锁记》，在他看来，‘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明显将鲁迅的地位置于其下”。
　　但是，张爱玲对生命是冷酷的。这使得她与鲁迅、与鲁迅所代表的整个中国新文学传统有着本质的区别。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者，鲁迅的巨大成功不仅由于他具有强烈的革新意识，也由于他具有广阔的视野与深厚的文化素养。他的作品丝毫没有保守、停滞、陈腐的气息，而始终呈现‘面向未来’的生动姿态，与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的最新潮流已明显有所接触，某些现代人文意识的显露，人的深层意识与心理的剖示，象征与意象的经营，都具有一种恢宏的开放性和敏锐的先锋性。”鲁迅也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人，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现代性人文追求。整个新文学运动的根本宗旨与社会政治的实践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追求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与之相反，张爱玲的小说完全是一个“保守、停滞、陈腐”的世界。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而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其变革表现出几乎是绝对的冷漠，似乎她根本就不关心社会／人的未来。
　　当然，张爱玲也并不是与时代完全隔绝，完全没有感受到时代的压迫，她也是敏锐的，正如她在《传奇》再版自序中所言“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因而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问题在于，时代的变革即便如后来证明的是一种巨大的“破坏”，是否一个旧的时代、旧的文明就又可以理解为可爱的了?那些紧挽着旧时代、与之同生同死的人呢?为什么张爱玲如此不关心时代与社会，在她的笔下从来不曾出现“社会人”，永远只有个体的“物质的人”?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她的虚无主义在小说艺术世界中的投射。难怪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爱玲的世界，是一个“死亡”的世界，它引导着人“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金锁记》)李子云先生则用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罂粟花”来说明。张爱玲一生嗜读《红楼梦》，其小说处处显出《红楼梦》的影子，但《红楼梦》是生命的大关怀，不仅写出了时代变革的“惘惘的威胁”，而且对时代崩毁中的众生命运洒出无限同情之泪。张爱玲的小说中则处处感到一只冷眼，以轻蔑的目光注视着众生。
　　一方面她把那些能够感应时代跳荡，更能体现时代气息的人物全部摒除在视野之外。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十八春》，里边写到一个人物叔惠到过解放区，结尾又让几个主人公到东北参加了“革命工作”。张爱玲第一次把艺术的触角伸出她的那个逼仄而黑暗的世界，但是后来张爱玲改写此书为《半生缘》，彻底割掉了这一条“光明的尾巴”，斩断了自己的这一条偶尔越轨的艺术触角。
　　一方面她又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了冷冻似的处理。她厌恶他们，既不是同情(除了对个别女性形象，如《十八春》中的曼桢等)，也不是批判。厌恶的背后，则是深刻的生命认同。张爱玲天生的贵族情结，使她所写的人物大都是自己的同类人。她深知时代已使得这一类人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和未来的希望，但又绝不愿意去理解时代，只好沉入时代深潭的底部，在深刻的自卑中醉生梦死。因自卑而厌恶，因同质而欣赏和认同。这就是张爱玲与她的人物的基本关系。
　　由张爱玲所表现的对象及其态度，我们知道她的小说与有些人给她粘贴的“民间意识”标签毫无关系，对生命的虚无主义态度使她离最广大、最下层的草根性生存的民间社会岂止十万八千里。当然，“写什么”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还在于作家以什么样的情感来处理题材。鲁迅也写过阿Q这样令人厌恶的形象，但作者并不是单纯地轻蔑和嘲笑，其感情既鲜明又复杂。他在长期的斗争中，对中国那空气一样存在着的封建思想和意识，即所谓“无物之阵”，感到无可奈何，无数次地对生命感到绝望，但他不敢把这种感觉明白地付诸文字，因为害怕这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毒害了青年，这也是一种大关怀。但张爱玲没有广博的爱，也没有深刻的恨，所以她内在的情感世界是苍白的，最终沉入了一个冷寂(而并非她自己所说的“苍凉”)的世界。
　　
　　二　个人主义
　　
　　与内在生命的虚无感直接相关的另一面，是外在人生的个人主义。“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也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句名言，它表现出张爱玲浓厚的个人主义追求。个人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反专制的、反意识形态垄断的，积极的个人主义，它追求的是所有人的个性解放、人性自由；一种是反人类、反集体的，追求个人地位和享乐的自私的物质的个人主义。种种症候表明，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不可能属于前者，只能属于后者。
　　世上对张爱玲最理解的人，莫过于她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然而胡兰成又的确是张爱玲的解人。”那么，胡兰成眼中的张爱玲，以及张爱玲在自己的眼中是怎样的呢?
　　“有一次，张爱玲对我说：‘我是个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强。停了一停，又思索着说：‘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
　　“她甚至怀疑自己的感情，贫乏到没有责任心。”
　　“……我倦怠地答道：‘爱国全给人家爱去了，革命也全给人家革去了，所以我只好不爱国了，不革命了。’”
　　“正如鲁迅说的：正义都在他们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有人会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们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再遇见张爱玲的时候，我说：‘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
　　上述第三、第四段胡兰成是在说自己，但也未必不是说张爱玲。胡张之所以相知相爱，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是相同

的人。不过，胡兰成因为是热衷于政治而做了汉奸，张是因为对人世的冷漠而真的对政治不感兴趣。胡兰成说自己是个人主义者，这是抬高了自己，他是放不下“天下”的，也并非对“革命”之类真不感兴趣。张爱玲则真的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她自己倒坦率，这是她的可爱处。
　　其一，张爱玲所说的“大处”和“小处”分别指什么?胡兰成这个“解人”显然把“大处”解为“爱国”、“革命”等等。张爱玲在此“大处”是自私的。
　　其二，张爱玲“怀疑自己的感情，贫乏到没有责任心”。由于生命的虚无感，她的感情世界是冰冷的，当然不会有“大处”的关怀。
　　其三，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张爱玲的小说表现出政治的真空，应该如何理解?人们以为张爱玲是什么先知似的人物，早早就从自己的生活和作品中将政治抽空，这种理解显得十分可笑。她没有这样的自觉，她的政治空白，不过是由于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的本性流露。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反驳傅雷的批评，有一段著名的议论，历来被认为是张爱玲文学观的“夫子自道”，常用于证明张爱玲文学思想的深刻性和超前性：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中国人受道、释思想的影响，向来便有做“隐士”的传统，但细究起来，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出仕”不利。中国的历史也从来动荡的时候多，“安稳”哪里够得上“底子”或“永恒”之说，而且这也不符合历史的辩证法。张爱玲笔下的芸芸众生，没有一个是“安稳”的，人人自危，人人都处在内、外的“斗争”中，这种斗争的惨烈并不亚于外在的社会斗争。其实，张爱玲是明白政治的作用的。在《十八春》中，做医生的慕瑾先头说：“像我是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可是政治不清明，简直就没法子安心工作。”后来果然他被政治弄得家破人亡。最后又再一次地发感慨：“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张爱玲也是懂得利用战争的。她的小说正是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意外的成果。柯灵先生那段著名的论断很值得重视：“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但是，我们从惨烈的战争背景上长出的这“一枝文学新苗”的作品那里嗅不到丝毫战争的气息，战争环境中的人们每天照样地打牌、纳妾、吃鸦片，照样地偷情或者想入非非地在幻觉中调情。读《倾城之恋》，战争近在咫尺，所谓黑云压城，但香港的人们似乎都没有知觉，小说中的人物少说也有一二十个，却没有一个人议论到“战争”的存在，个个都沉溺于自己的情欲的满足。无论出于何种所谓“人生的安稳”的底子，这总有一些无耻。我们也承认这是部分中国人的真实写照，它再次证实了鲁迅所批判的国人的冷漠无为，但张对这种人生毫无批判，而是怀有一种追怀和认同，实在有些可怕。
　　《倾城之恋》结尾处的战争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实则是作家不知道怎样让自流苏达到自己的目的(范柳原实在不傻，智力和耐力均在流苏之上)，所以忽然想起了要利用一下战争，因为“政治决定一切”呀。我读着人们津津乐道的什么“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直感到背脊骨阵阵发凉。张爱玲利用战争完成了自流苏的婚姻，完成了她的小说，完成了她的趁早“出名”的愿望，但她并不关心战争本身。柯灵先生注意到了这段话与张爱玲的成功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却是从正面来解读的。笔者基本同意古远清先生所说的张爱玲在膏药旗下终日与一个汉奸缠绵悱恻，“是一个人格很有问题的‘不辨民族大义’的作家”(但并不赞成有人说张爱玲是“文化汉奸”的论断)，毕竟张胡恋爱在后，而胡当汉奸在先。
　　那么，张爱玲关心的是什么?除了“出名”(因为要“出名”，所以她听不进去傅雷先生的批评，也听不进柯灵先生希望她不要急于出书，“静待时机”的劝告)，张爱玲最关心的是“物质”，她是一个物质主义者。胡兰成在著名的《民国女子》中记述说：“她与她姑姑分房同居，两人锱铢必较。她自己却也知道，还好意思对我说：‘我姑姑说我财迷。’说着笑起来，很开心。她与炎樱难得一同上街去咖啡店吃点心，亦必先言明谁付账。”女人的“一钱如命”，大都是天生的，这也没什么。张爱玲却不止于此，她是一个享乐主义者。“那个时代，在今天时尚的年轻人的眼睛里。仿佛是上海的一段最辉煌最有情调的时代，是任凭怎么努力也回不去的时代。今天的咖啡馆里飘出的清香、夜总会里的燕舞莺歌、南京路上的霓虹灯闪烁，都是从那个时代的角落里费尽心机借来的，今天女子的迷梦眼神和时髦发式都是那个时代的复制品，那个时代还有很多东西，久已流落到香港、台北和更遥远的纽约与多伦多，留在我们今天的城市里的点点滴滴碎片，还在年轻人的眼目之外，也许要等到一定的年纪，才会蓦然发现。”张爱玲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时尚人物的代表，“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让“最豪华的人”在她面前也“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这正是张爱玲想要的效果。
　　
　　三　语言惑人
　　
　　张爱玲小说艺术上存在的问题，早有人说过。1944年8月26日，在上海的康乐酒家，由《新中国报社》主办了一个“《传奇》集评茶会”(张爱玲本人亦在场)，从记者写的座谈会记录稿⑩来看，与会者大都持赞美态度，但也有相当尖锐的批评：
　　谭惟翰：……不过读张女士小说全篇不若一段，一段不若一句，更使人有深刻的印象，把一句句句子拆开来，有很多精炼的句子。读她的作品，小说不及散文，以小说来看，作者太注意装饰，小动作等，把主体盖住而疏忽了整个结构。读其散文比小说有味。读随笔比散文更有味。
　　陶亢德：谭先生刚才提“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一段，例如说到像朵云轩信笺上的一滴泪珠，这种说法我个人是并不喜欢的，这是一种玩弄文字……
　　谷正槐：……不过在《倾城之恋》中，男主角柳原是留学生，而女主角流苏却并未受过高等教育，流苏的说话俏皮、敏捷，好像不是她所能说，而是张女士自己在借她说话似的，这点似乎不大适当。
　　谭正璧：……她作品的长处在利用旧的字句，用得非常好，不过多用易成滥调，这是别人的批评，这缺点在长篇更容易显出来。
　　还有傅雷先生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和台湾学者唐文标的批判，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只提一提王彬彬的《冷眼看“张热”》一文。
　　该文首先对现今文坛“强调和歌颂作家的所谓‘世俗

关怀’，并且动辄抬出张爱玲做例证。把张爱玲当做因‘世俗关怀’而成功的典范”提出质疑，然后主要通过对傅雷先生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和柯灵先生的《遥寄张爱玲》的解读对张爱玲小说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要点有：(1)张的小说在四十年代沦陷时期的上海的被捧，不排除是别有用心者出于为日伪政权“装点‘和平”’的需要，而张却被吹得“有些晕乎”。(2)傅只对《金锁记》“予以了高度评价，而对张的其它作品都不予认可”。(3)除了在《金锁记》中外，作者的“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等“优点”在其它作品中“非但未能成为作品成功的因素，反而成为作品失败的根源”。(4)对“平凡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活“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从而对其予以认可的情绪”，使“平民文学”变成了“对平民的‘侮辱与损害’”。(5)技巧掩盖“内容”的“贫乏”，使作品变成“文字游戏”。(6)“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艺术会给它烧毁”。(7)“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
　　综合各种意见，除却我们前面已讨论过的“内容”方面的各种问题，艺术方面可以一言以蔽之：“语言惑人”。大凡“张迷”，往往被其语言的聪明与奢华所迷惑。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张爱玲的小说往往只给读者留下一袭华贵的语言之袍。
　　首先。张爱玲早期小说除《金锁记》外，大多人物个性模糊。如《倾城之恋》的男女主人公个个聪明机智如张爱玲自己。恋爱即是一种“上等的调情”，调情就是一种斗智斗勇，人物个个聪明得过了头。
　　其次，缺乏行动和对话描写的能力。为了弥补不足，总是在人物对话中插入冗长的心理活动和没完没了的议论，这些心理活动也统统都是张爱玲自己的声音。
　　第三，过分夸张自己的爱好，不管读者的阅读心理。比如对人物服装的描绘，遇人都要写上一段，有些过分细致，有些根本就不必要。
　　这种种艺术的缺点，一般的读者之所以并不注意，就在于语言的光芒把它遮盖住了。假如抽掉作者的议论来看“故事”的内核，张爱玲的小说是相当简单、贫乏的。于是就必然产生多位论者已经指出的类似于古人评诗所讲的“有句无篇”的毛病。
　　其它方面，如情节安排上的破绽也不是没有。比如，《沉香屑第二炉香》写愫细由于缺乏性知识，在新婚之夜受惊，大哭大闹，又找校长告状，又找教务主任诉苦，但第二天马上又乖乖地跟着“畜牲”丈夫回家去了，一点“思想工作”都不用做，真是不可思议。
　　总之，张爱玲的小说并不是像香港作家李碧华说的，是一口古井，任你怎么掏也掏不完，恰好相反，它是一个华丽的语言的陷阱，容易上当，但最终可能一无所获。
　　
　　四　新鸳鸯蝴蝶
　　
　　张爱玲一生爱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在她登上文坛时，虽然由于新文学的全力攻击与讨伐，“鸳鸯蝴蝶”已经式微，但上海的“孤岛”环境却又给她重整该派旗鼓创造了条件。张爱玲原本就“不喜政治”，所以决不会去写“革命”和“抗战”的大主题。于是，她只能由着自己的爱好，写些新鸳鸯蝴蝶。
　　而所谓的“新”并不是说对老牌的“鸳鸯蝴蝶派”，如张恨水，有多少超越。张爱玲的小说完全退回旧时代腐朽、黑暗的氛围中，尤其是那些男男女女“高等的调情”，除了极个别情况，都是互相利用，没有任何高尚的因素：闲极无聊、精神萎靡、变态乱伦――完全是等死的一群。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张爱玲的小说(或者片断)大都带有自传色彩。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口述《(金锁记)与(花凋)的真实人物》一文，详述了这两篇小说的“本事”。司马新的《张爱玲在美国》一书则详尽地考证了《多少恨》与《十八春》两篇小说的自传因素。《倾城之恋》也明显具有张胡恋爱的影子。
　　1943年7月30日张、胡相识；9月写《倾城之恋》。一个离婚的女子自流苏“失落”于自己的娘家，终至不被容忍，于是想抢走原本是介绍给自己妹妹的男人范柳原，通过婚姻“报复”自己的家庭。而张爱玲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失落者”：“没有父母的爱，没有家庭的温暖，‘失落’于家庭，这是构成她‘失落者’心态的最基本原因，更可悲的还在于：从感情上说，父母抛弃了她，而整个家庭的环境氛围却又紧紧地裹住了她；但是，这个家庭在沉落，它已被前进了的历史抛弃。张爱玲被裹挟着一起失落于时代了。这是构成她‘失落者’心态的另一原因。”张爱玲的这种“失落者”心态，几乎被完整地移植到了自流苏的身上，不过她们失落的原因有些不同而已。
　　她们拯救自己的方法也是一样的，都是想通过婚姻。张爱玲遇到了胡兰成，白流苏遇到了范柳原。从时间上看，张写《倾城之恋》正是在与胡的热恋期间。整篇小说的主体部分就是苏范的“调情”，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范看中了白，用尽手段，但只想占有而不想负婚姻的责任；白谈不上爱范，但看上了他的经济基础可以做后半生“安稳的底子”，因而费尽心机，欲擒故纵，终觉无力。最后，香港沦陷，阻断了范得手之后“逃跑”的企图，从而促成了这桩婚姻。
　　小说中范柳原是一个留学生，和胡兰成一样知识渊博，幽默风趣，善于讨女人的欢心。他们调情的口气、方式都如出一辙，对照读读《倾城之恋》和胡兰成的《民国女子》即可明了这一点。
　　白流苏虽然没有文化，但她的全部思维和心理都是典型的张爱玲的方式(有人指出这是一个败笔)。比如，她一到香港，刚下船时对周围的风景和广告牌的观察，完全是借了张爱玲的眼睛。另外，张爱玲还把她与胡兰成的“高等调情”也照搬进小说了：
　　“柳原不语，良久方道：‘诗经上有一首诗――’流苏忙道：‘我不懂这些。’柳原不耐烦道：‘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用不着我讲了!我念给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倾城之恋》)
　　胡的文章和张的小说中各有不少这样的“段子”。好一对鸳鸯蝴蝶的“倾城之恋”!“倾城”之下也还保持着“高等”的情调，没有动不动的泪水涟涟，寻死觅活，着实不易。胡兰成的天性好色不用说了，张爱玲一向嗜好《金瓶梅》和鸳鸯蝴蝶小说，也是有色情化的倾向的，比方她说跳舞：“然而现在的中国人很普遍地跳着社交舞了。有人认为不正当，也有人为它辩护，说是艺术，如果在里面发现色情趣味，那是自己存心不良。其实就普通的社交舞来说，实在是离不开性的成分的，否则为什么两个女人一起跳就觉得无聊呢?”(张爱玲《谈跳舞》)
　　跳舞尚且如此，何况恋爱。但张爱玲在小说中遮掩得好，点到即止，这是她的高明处。
　　
　　责任编辑　树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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