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觉图像与设计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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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 军 王电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言所不追，笔故知止”。这些话语表明先人的智慧，他们早已意识到语言表达的有限性和遮蔽性。对语言形态的不信任感肇始于道家圣人们早期的修道体悟经验。这一道哲清晰的意识也催生出古代文论中一些著名的高论，什么“述而不作”，“信书则不如无书”：什么“得意忘言”；什么“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直至今日，人们依然津津乐道，好在人类的形象符号指意系统除了最常用的语言之外，还有古老的视觉符号系统。视觉符号在形象、意象等造型和象征性传达方面，恰好成为弥补“道可道，非常道”的语言文字形象符号不足的缺陷。当我们说“图像的蕴涵远远大于语言和文字”形似空间时，也就体现了对现代文化图像特有的视觉说服力。而当我们用视觉图像阅读当今世界，运用跨文化的图像资料作为人文学研究的证据时，那也许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发现与新认识。
从语言的贫乏和书写的局限所导致的视觉盲区，盲形的转向而产生视觉图像的新形态，把这些新形态同造型、色彩和技术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艺术设计的直观性是由它的可视形象所决定的，受众在设计作品面前体验着最大的自然情节之中的现实生活，成为在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比较图像研究在理论上生动的套餐文化。上述事实最有力地例证了依据理论的理论比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与非文字的“文化文本”(culture as text)的概念及其解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图像作为非文字文本所特有的视觉图像形态，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关注与重视。它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文化的结晶、艺术设计的审美载体。在信息社会里“图形”与“图像”占据着视觉的主导地位。视觉图像不光有着承载文化与艺术的一般功能，更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创造新的文化形式――视觉图像文化。
视觉图像形成理论研究以法国科拉斯女神雕塑形象作为艺术史上最早的人像造型原型，所以很多同仁用了“千面多观”一词来暗示千变万化的变体形象背后三视文化的典型性史料的真实，以及那不变的母神原型与复古图像的研究。运用现代横纵学科意识、人文知识设计结构整合一系列复古图像解读的理论，表明了复古图像解读的理论是具有现代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的。周易太极图以解读东方文化为依据，结合图像时代的视觉转换，充斥于现实生活的图像之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许多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正如著名文化学家詹明信指出的那样，通过商品形式的逻辑思维形式，人们生产出了极为丰富多样的设计文化产品。由此，他强调指出“设计文化正是消费自身的要素，没有任何社会像消费社会那样，有如此充足的图标与图像记摘”。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是出自于引领培养商品消费的需要，商家们生产了无以数计的商业现代图像广告，它们铺天盖地的出现在街头、报纸、杂志、网络与电视中，使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另一方面是出于扩大设计文化消费的理念需要，那些活跃在设计文化产业第一线的商人们还生产了大量的流行图书图像包括漫画、影视与多媒体产品，其运用声光电等多种手段，对人们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于是，跨设计文化的传统意义上的情境被消解掉了，而现代都市也演变成了现代影像的图像城市。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众的生存体验方式，也在一定的时代观念上改变了艺术的创作方式。艺术家李邦耀最近创作了一件印刷装置，名为《解毒药》。在这件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一自然的直表的设计作品中，艺术家将充斥于各类流行杂志上的彩色图像堆积在一起，不由得引发我们无尽的联想。如果以这件作品为基点，然后再联系现实生活以及相关的当代艺术作品，我们将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商业化利益的驱动下，越来越得以加强的图像生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充斥于中国社会，并无情地包围着当代中国人。更加重要的是，其不但渗透或主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构成了一些新的下意识的意识形态与人文价值观念，这也导致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深刻的变异；第二，不管我们愿否承认，传统的设计话语形式正在向以图像为主的视觉文化形式转变，加上数码照相机、DV摄像机和电脑的普及，社会大众都成了潜在的图像制造者，所以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图像进行交流：第三、形形色色的图像在进入社会交流的过程中，逐渐会超越本来的含义与功能，并形成有力的文化意象，因此，在社会上流行的公共图像并不只是纯粹的消费性对象，还是艺术家可资利用的资源与材料。这些便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流行图像与相关的高科技媒介有着割舍不断的文化联系，进而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在创作方法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我们所知，不少精英主义者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大胆挪用公共图像及相关处理手段的做法是颇有非议的，其中，最具“学术影响力”的理由是：公共图像及相关处理手段完全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而将神圣的艺术创作与大众文化扯在一起，只会降低艺术的品味，因为大众文化是按合理匹配方案批量制作的，具有无风格、无难度、无个性与平庸低俗的特点，甚至是商家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对大众的单向性操纵所至。
很明显，以上看法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阿多诺的影响。熟悉阿多诺的人都知道，这位文化学者的“群众设计文化理论”有着强烈的“精英审美论”的倾向。他一向强调精英文化独一无二的精神自由和设计思想的价值，甚至将大众设计文化视为低等文化。阿多诺的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引起过不少同仁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它毕竟是阿多诺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前的理论建树，在今天看来已是过去的历史产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大众设计文化已经以极有力的方式取代了精英文化的至尊地位。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新的知识增长点，大众设计文化不仅能提供新的思想与设计价值取向，还能开启文化的新走向。倘若对大众文化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只会使一个研究时下文化的人丧失必要的艺术设计文化良心。
正是基于以上各种原因，我个人认为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认真研究大众设计文化人数甚少，并在创作中巧妙挪用公共图像或借鉴类似制作方法创造一些新的艺术图像，也是天经地义和合情合理的。诚然，按照传统标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这种做法颇有点抄袭和重复的味道。但我们却觉得，发现公共图像与现实的替代关系，敏感地领会其中隐含现代思潮意识特殊意义，进而把其带入一种超常态的、荒谬的艺术设计语境中去，引起人们对现实文化的强烈反思与共鸣，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原创性文本的再造观念。
其实，与传统意义上的原创性不同，许多喜欢挪用公共图像的当代艺术家在创作中强调的是对公共图像的再发现与再创造。这个发现与创造，如果没有对大众设计文化的深入研究与切身感受，没有对当代文化的认真清理，没有观念的介入，没有智者的眼睛，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难以做到的。不会借用公共图像或按类似方法制作一些新图像，去涉及敏感的文化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按大众文化的原则与趣味挪用或创造了自己需要的艺术形象，并在这样的过程中，巧妙地赋予了作品以新的意义和新的观念。在这个问题上，最有意味的还是世纪初到建国前关于科学精神与设计人文精神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现代科学与设计文化的密切关联和互补，二者共同构成对社会、对人的整个发展的促进，以及它们二者彼此的互动等问题上。尤其是在复古时代以后，对西方现代图像艺术作品的译介使国内学者耳目一新，中国艺术思想研究逐渐受到西方文复思想理论的影响，并引起对中国艺术现代图像学与设计文化价值的重新评价和审定，就设计文化与现代图像由差异性隔阂而冲突的现象进行研究，我个人以为这争执明目不分是一种片面的态度。科学也要‘人化’。尽管他对“现代图像人化”的内涵、目标、方法没有做具体、详细的论述，但这一见解是有先见之明的建树。在这之后，认为现代图像与设计文化艺术在发展规律上具有同一之处。于是在新时代美学热潮中，出现部分大众都成了潜在的隐性图像制造者。
技术美学图像制造者力图廓清现代图像技术与现代文化设计艺术、实用与审美、物质效应与精神效应的统一性、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宗白华、蔡仪等人都对技术美学的图像研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倡导。钱学森认为，技术美学图像是具有交叉性的数理学科，它的主要课题是“研究技术美学图像与艺术的和谐和统一”。进入新世纪以后现代数字图像，具有高度设计人文精神的含量与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结合成为现代设计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时代性、社会性和创造新的审美对象。设计文化与视觉图像是一个天然的有机体，在未来，设计文化将会展示出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视觉图像、生生不息的时代风貌，让和谐社会从自然物质到精神世界得到美的升华。
责任编辑：天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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