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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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收入分配和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一直是全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个体相对剥夺视角，利用Kakwani指数测算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状况，并探究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处于较高剥夺区间，且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东、中、西部地区的指标值分别达到0.516、0.552、0.595。②失地农民人力资本越丰富，越容易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健康状况好的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比健康状况差的失地农民低0.065个单位，由基础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反映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034、-0.046。③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也呈显著负相关，失地后传统的以血缘和亲缘为核心的纽带型社会资本在降低微观个体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效果依然存在，其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为-0.032。④异质性研究再次证实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社会资本积累在缩减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不同失地群体个体收入不平等和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以组织身份衡量的连接型社会资本仅与东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呈显著负相关，抑制效应为-0.055。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需要进一步通过提升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水平来防止群体固化和收入剥夺恶化问题，各区域应采用因地制宜的消减收入剥夺的政策措施，这对于新时代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况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失地农民;家庭禀赋;生计;个体收入不平等;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03-0148-11 DOI：10.12062/cpre.20181008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结构快速转型和城市化步伐加快，但在取得令世界惊叹的成就的同时，因土地征收引发的经济纠纷和社会冲突层出不穷。我们应该注意到，失地农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趋严峻，这不仅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对新时期农村土地征收和收入分配改革提出挑战。事实上，失地冲击加剧了福利分布的马太效应，使农户群体失地后的福利分布更加不均衡，进而造成排斥、剥夺[1-2]。部分失地农民由于缺乏有效的“农转非”增收渠道，因生计不稳定逐渐排斥到社会发展的邊缘，沦落到收入分布的底端和陷入相对贫困[3]。这显然与农村征地政策的设计初衷相悖。土地征收是致贫陷阱还是致富机遇？在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背景下，这种失地冲击已经备受民众和媒体的关注。因而迫切需要考察失地农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家庭资源和制度安排来帮助失地农民提高收入以及实现生计转型。为此，本文将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个体相对剥夺视角，探究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恶化的“能力”诱因及其收入创造和生计转型机制，以期为政府制定合意的收入分配改革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1 文献综述
　　“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是社会学“冲突”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Runciman[4]准确地给出了关于相对剥夺的详细解释。以往的研究认为，“剥夺”是指一种状态，而不是指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富裕群体对中低收入者的剥夺等行为。在幸福经济学领域，广义上“个体相对剥夺”是指被剥夺者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即人们在与他人比较后感觉到的不公平、被侵害及不满的矛盾心理状态。由于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参照组内其他成员的收入与自己的幸福感负相关，即“收入-幸福”之谜，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攀比效应”或“相对剥夺效应”[5-6]。狭义上的收入剥夺是指客观经济收入上的个体相对剥夺状态，以后的学者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引入“参照群体”概念，后来“个体相对剥夺”分析框架逐渐被广泛应用于收入分配领域，反映个体层面收入不平等的状态[7]。阿玛蒂亚·森[8]基于多维度贫困测量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把贫困的概念从收入不足拓展至多维度的可行能力。按照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个体的福利或被剥夺不能仅从消费或收入单一维度进行测量，需要从可行能力和自由等多个维度进行考察。还有学者利用剥夺指数（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IMD），建立包括教育、就业、收入、住宅、基础设施和健康六个域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教育剥夺对就业剥夺有显著正影响，而就业剥夺会导致收入剥夺显著增加[9]。Saltkjel和Malmberg-Heimonen[10]研究指出，福利的普遍性减弱了物质剥夺和收入贫困的风险，进而有助于解决社会的不平等性问题。Ren和Pan[11]利用新的相对剥夺指数，更好的反映了个体相对剥夺的内涵，并利用CGSS2008农村数据检验了个体相对剥夺指数对极高收入更敏感，较高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剥夺更加激烈。在我国，著名学者李强[12]较早地提出了“相对剥夺”的概念，并对农民工在经济收入、福利保障方面的绝对剥夺、相对剥夺、多阶剥夺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然而，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来看，国内大部分学者侧重于整体剥夺问题研究，对个体相对剥夺的研究明显关注不够。并且，就方法而言，以往学者测度收入不平等时侧重于使用Atkinson不平等指数、收入基尼系数、回归分解和多维贫困等方法，遗憾的是，已有文献这些测算方法只能从整体上，笼统地反映收入不平等状况，所得到的“不平等”概念其实并不精准。相对于以上方法而言，收入剥夺指数（Relative Deprivation in Income）基于拟序和不平等判定，具有严格偏好和传递性，提供了一种清晰明确的排序，能在个体层面测度收入不平等状况，从而更精准地反映收入分化背后的收入不平等微观特征，为我们理解个体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此外，尽管以往的一些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在微观层面定量分析个体收入剥夺的驱动因素并寻找微观机理，但尚没有基于一个理论框架来阐明个体收入剥夺变量选择的依据，因此，变量选取具有一定随意性，总体理论性不够，最后的政策建议针对性不够强，对个体收入剥夺问题的分析还需进一步深化。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收入分配和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一直是全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尽管在中国的土地征收和收入分配这一主题上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13-15]，但学术界对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相对剥夺”问题的考察还比较缺乏。中国现阶段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状况如何？不同类型的家庭禀赋加剧或抑制了失地农民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如何降低富裕群体对低收入失地群体的收入挤压和剥夺，进一步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现有文献对这些问题缺乏足够重视。此外，大多数中国失地农民收入不平等相关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整体层面的收入分布及因素贡献，鲜有研究基于个体相对剥夺视角准确研判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状况，更缺乏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整体、系统的分析。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尝试引入Kakwani指数作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指标，并结合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就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开展实证分析。本文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一是以失地农民为典型样本，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拓展了过去对失地农民收入不平等研究的思路;二是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机制路径，为深入研究不同制度背景下农民收入分化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在控制一系列可能影响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基于个体相对剥夺视角，建立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分析框架，考察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机制路径。在本文中，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指失地农民收入“被剥夺”的一种状态。一般来说，土地征收同时意味着农户生计资本遭受破坏，丧失了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保障，直接导致农民的要素禀赋结构在失地前后发生变化。由于内生资源禀赋差异，土地被征收后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受损，失地后农民的生计资产分布可能更不规整。理论上而言，如果不平等的资源禀赋使受益在社会阶层中分配不均，则会造成弱势群体占据多数的下层群体的个体相对剥夺更加强烈。进一步地，通过收入测算和收入位序排列，就可得到失地农民个体收入剥夺状况。在收入位置的相对分割中，一些具有明显贫困脆弱性的个体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故而群组内其他个体对自身的收入地位的剥夺较明显。个体收入与个体收入剥夺呈负相关，失地农民收入水平越低，所遭受的剥夺越明显，其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越深。
　　基于以往的研究[15]，我们提出了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分析框架（见图1）。对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而言，作为一个传统理论意义上的基本经济单元，土地被征收后部分农民生计方式发生变化，流动、剥夺和排斥可能打破了原有的人力资本積累，同时失地农民面临着社会关系变迁和重组，导致其原来积累的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遭受损失。失地作为一种外界冲击，必然会导致农民原有的生计资本状况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生计资本的流动。土地被征收前农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在土地被征收后农民在资产、收入和财富等方面的差异会引起农民生计策略非农化和多元化，进而导致生计结果分化，尤其是土地被征收前后农民收入结构和收入来源发生剧烈变动。从理论上而言，失地农民收入持续分化，必然会造成不同家庭禀赋的失地农民收入地位的变换，出现土地被征收后农民收入地位的竞争性排位，进而不同个体收入剥夺状况可能存在差别。失地冲击下农民短期经济福利的分化及其收入位置的变化会产生“排序效应”，社会群体生计结果被逐渐分化，收入群体发生分异，进而引致失地农民收入剥夺效应。大量经验研究的证据表明，贫困农民在失地冲击下表现出更大的脆弱性，农民在失去稳定的土地保障后更容易陷入持续贫困，遭受处于资源禀赋富裕群体的相对剥夺。尽管在我国失地农民能够获得一定的征地补偿，但是，这种一次性补偿只是财富存量而不是收入流量，不同征地补偿政策差异也会诱发收入的差异，可能加剧不同失地农民收入状态的“分割”。从长远角度来看，因征地导致的自然资本损失、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未来增值收益的丧失，使得失地农民在失去农业性收入来源的同时，面临人力资本不均和社会资 本损失带来的可持续生计发展问题，成为失地农民收入分化和个体收入不平等状况持续恶化的深层次诱因。
　　2.2 研究假设
　　本文理论框架建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和相对剥夺理论的基础上，并从相关理论中归纳得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影响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机制路径。从以往的大量研究成果来看，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减少失地农民贫困发生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力资本（医疗、教育、培训和劳动力）和社会资本（诸如亲属关系网、朋友和社团等社会关系的范围和种类）纳入到失地农民收入不平等决定模型中，但是缺乏科学归类和系统性分析。有学者认为，健康与教育所体现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显著因素，个体在技能、文化、健康等人力资本方面的分化会加剧个体收入不平等[16]。较强的社会网络或人际关系对失地农民的职业选择具有重要的作用，会影响农民可行动能力[3]，产生个体收入不平等效应。并且，在我国，规模庞大的失地农民福利分化和生计能力受损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人力资本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工资增长，而且还体现在增加劳动力的非农参与机会上。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较高有助于提升土地被征收后社会资源的可获得性，从而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失地冲击下社会关系面临重组，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可能产生的影响效应可能远小于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
　　2.2.1 人力资本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理
　　如前所述，失地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受损不仅会抑制人们收入的恢复，而且会压缩个人或群体的发展空间，使其长久地陷入贫困。失地农民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健康和劳动技能培训等不同类型。由于被征地后，部分处于优势地位的失地农民可能择优选择性转移就业，实现生计的顺利转型，而人力资本方面劣势累积则不利于失地农民生计转型，造成土地被征收后失地失业、生计缺乏保障。尽管也有部分失地农民继续在本地务农，但是失地后农业性收入的贡献减弱。理论上而言，人力资本分布不均等可能通过影响失地农民择优转移就业机会和生产力，影响人力资本回报，导致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失地农民收入分化，最终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理论上而言，人力资本对失地农民可能会产生非常强的促收效应，人力资本状况越富裕的失地农民，其获得较高收入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对个体收入不平等具有抑制作用。尤其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发达地区，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熟练劳动力的回报会更高。教育、技能和健康反映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状况分布不均匀，形成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分化，即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积累呈现出了降低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效应，而贫乏的人力资本使得失地农民收入地位更容易被剥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有待验证的假设。 　　H1：人力资本具有增收效应，表现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失地农民个体不平等程度越低。
　　2.2.2 社会资本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理
　　农民土地被征收后生计方式发生转型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如果失地农民能够在新的环境中构建新的社会网络，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流动”造成的社会资本“损失”。但是，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由于城镇化运动中存在着狭隘的共容利益，拥有社会资本网络或社会资本较强的失地农民，更容易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形成非正式的利益联盟[17]。在失去土地后利用其社会网络，更有动机和能力谋求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从而更容易实现城镇化身份的转换和收入创造，因此社会资本可能成为个体收入不平等的非制度诱因，尤其是对传统地缘社会资本损失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产生明显影响。此外，由于异质性资源禀赋，不同地区失地农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均等，可能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在地区之间分化。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社会资本能够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表现为社会资本越丰富，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越低。
　　H3：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3 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现状测度
　　3.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执行，其目的是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2016年CFPS调查问卷涵盖社会人口学基本信息、生活条件、工作和社会保障、经济收支状况、土地、耐用品与农业机械、金融资产和社会交往等内容，包含33 296个成年人样本。本研究主要研究的是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方面的问题，研究样本为2016年家庭经历了土地征用的失地农民。文中的农民收入是指微观层面的收入，包含农民家庭在一年内的全部进账和现金收入，统计口径既包括家庭农业收入，以及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性支付收入。为简明扼要，本文中省略关于研究所需的数据调查点、抽样方法等内容，加之对变量的考虑和对数据质量的要求，剔除不相关和缺失的变量，最终筛选出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的1 617个研究样本。其中，东部地区样本618个，占比38.22%;中部地区样本399个，占比2467%;西部地区样本600个，占比3711%。已结婚样本占比859%;调查年份主要从事农业的样本数为689个，占比4261%。此外，7415%的失地农民工作状态为有工作，099%的样本处于失业状态;本省外县工作的样本占比427%，外省工作的样本占比216%，也有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的工作地点不固定。从数据描述来看，研究样本符合我国失地农民的基本特征。
　　3.2 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测度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个体收入不平等”由被调查样本个体收入相对剥夺指标（RD）来反映。对于个体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测度，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衡量指标包括Podder指数、Yitazhaki指数和Kakwani指数等，具体参见任国强、石玉成[7]个体收入剥夺的相关文献。由于Kakwani指数能够克服基尼系数不满足加和可分解性的缺点，对群组内相对剥夺可客观度量，因此，本文以Kakwani指数作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指标。令Y代表一个群组，样本数量为n，将群内个体按收入的升序排列，得到该参照群总体收入分布向量Y=（y1，y2，...，yn），y1≦y2≦…≦yn。第i个人的相对剥夺RD（yj，yi）意味着yj对yi的收入剥夺，把RD（yj，yi）对j求和，并除以收入均值，则个体i受到的收入剥夺（RD）为：
　　RD（y，yi）=1nμyΣnj=i+1（yj-yi）=γ+yi（（μ+yi+yj）/μY）
　　（1）
　　其中，μY是群组Y中所有个体的收入均值，μ+yi是群组Y中收入超过yi的其他样本的收入均值，γ+yi是群组Y中收入超过yi的样本数量占总样本数量的百分比。
　　利用CFPS（2016）数据，通过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状况测算发现，全国样本的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均值为0.556，东部和中部地区样本个体收入不平等均值分别为0.516和0.552，西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数高于全国平均值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标，指标值达到0.595，说明西部地区失地农民个體收入不平等状况相对更严重，且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因此，地区异质性已经成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表征。为便于对比分析，本文进一步将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取值划分为5种类型。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样本农民大多数分布在（0.4，0.6]这一个剥夺区间，占比为28.32%。东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相对较轻，且收入剥夺等级分布呈现出向左偏移的倒“U”型特征。中部和西部地区指标值集中在（0.6，0.8]、（0.4，0.6]两个区间，其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更深（见表1）。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失地农民收入剥夺整体处于较高剥夺区间，且在空间上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4 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影响因素模型与实证结果
　　4.1 计量模型设定
　　为探究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恶化的“能力”诱因，本文接下来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决定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基于可持续分析框架和前文理论机制分析，本文主要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探究失地农民能力禀赋不均等对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将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作为被解释变量，看各解释因素对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RDi=C+αCapitali+βSociali+γXi+μi，E（μ）=0 　　（2）
　　其中，RDi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由Kakwani指数计算得出），Capital代表人力资本指标，Social代表社会资本指标，α、β分别表示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影响。协变量矩阵X是其他控制变量的集合，γ代表协变量的影响，μi是随机扰动项。为稳健性起见，本文采用winsor缩尾法处理了所有连续变量的上下1%极端值。
　　4.1.1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强弱关系到失地农民的谋生能力和收入水平高低，进而影响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状况。一般而言，教育、健康和技能培训会对失地农民生计活动产生影响，有助于拓展失地农民从事非农活动的能力和非农化就业渠道，影响就业机会和经济地位，进而使得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低。本研究将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操作化为“文化性人力资本”“技能性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考虑到失地农民教育状况普遍不高，因此，本文将教育程度设置为“初中及以上=1，其他=0”两分类变量。CFPS（2016）对“技能性人力资本”的测量是通过二分变量来实现的，问卷调查中有“参加技术技能培训”的问题，以“是”赋值为1，否定答案赋值为0。健康也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不健康直接形成人力资本劣势。
　　4.1.2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作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之一，其在既往研究中衡量方法各异。综合以往研究[18-19]，社会资本区分为三种类型：①纽带型社会资本。纽带型社会资本是指通过血缘、种族或家庭纽带而形成的一种紧密型社会关系。亲戚给的经济帮助能够反映家庭与非同住亲戚之间交往联络的频率，是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代表的结构型社会资本。因此，本文以“是否获得亲戚经济支持”指标作为纽带型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②桥梁型社会资本。桥梁型社会资本是指通过同事、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等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我国是一个人情关系型社会，礼顺人情是农村居民维护其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而礼顺人情通常会伴随着“人情支出”，对失地农民而言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失地农民参加社会活动的支出越大，拥有的社会资本就越多，因此，选用“人情礼支出”作为桥梁型社会资本的替代变量。③连接型社会资本。连接型社会资本是将不同社会层次的个人和团体连接起来的具有特定组织身份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比较弱的社会关系。组织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社会资源状况，因此选用“个体劳动者协会或工会成员”作为连接型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
　　4.1.3 其余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收入不平等可能受到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以及家庭背景等变量的影响[7]。同时，经济资本禀赋状况较好的农民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和稳定收入来源，可能具有一定的收入惯性[15]。经济资本越强，个体相对剥夺效应越弱。此外，部分文献[20]还充分肯定了劳动力外流对缓解农村居民贫困的积极作用，究其缘由在于劳动力外流不仅给农村居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而且打破了原有固化的社会阶层，降低了收入不平等，优化了绝对收入状况，进而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防止农村居民贫困的代际传递性。因此，为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反映个体特征的变量，以及物质资本、经济资本、金融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等家庭特征指标。此外，本文还纳入了政府补贴、社会捐助控制变量。表2给出了变量的定义与描述统计。
　　4.2 模型估计结果与异质性研究
　　4.2.1 基本回归结果
　　由表3第（4）列全样本的OLS回归结果可知，所有类型的人力资本变量均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产生了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添加个体层面、家庭层面与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后，以上变量结果依然稳健，所有类型人力资本积累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抑制效应。因此，人力资本的提升可能是失地农民改变劣势地位，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状况的重要渠道。在人力资本变量中，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影响最大的是健康人力资本，健康状况好的失地农民比健康状况差的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低0.065个单位。同时，本文发现由基础教育反映的文化性人力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效应，与对照组相比，文化性人力资本积累对收入剥夺指数的减弱效应为0.034个单位。参加过技术技能培训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存在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技能性人力资本的 提高对收入剥夺指数的减弱效应为0.046个单位。从收入剥夺视角来看，对于生计资本已经受损的失地农民而言，由于被征地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民可能难以从事技术性较强以及难度较高的服务型工作，其工资性收入主要是来源于较低层次职业的劳动收入，由此导致部分失地农民的农业收入锐减的同时工资性收入提升幅度不高，进而其差距主要体现在非农收入上。文化程度偏低直接形成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劣势，导致失地后个体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因此，坚持提升弱势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特别是解决健康不平等问题和提升劳动技能水平，对于失地农民减贫促收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从社会资本解释变量来看，所有类型的社会资本均能够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同时，不同维度社会资本的抑制效应存在强弱区别。首先，从纽带型人力资本而言，相对于没有获得亲戚经济支持的失地农民而言，获得过亲戚经济支持的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低0.032個单位。这意味着，通过血缘、家族或家庭纽带而形成的一种紧密型社会关系，依然是影响土地征收后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变量。其次，由人情礼支出衡量的桥梁型人力资本变量也在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中也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且桥梁型社会资本每提高1个单位，失地农民个体不平等水平降低0.018个单位。可能的解释是，我国是一个人情关系型社会，礼顺人情是中国居民维护其社会网络和人际交往的重要途径，而礼顺人情通常会伴随着“人情支出”，作为社会资本重要衡量指标，会通过影响失地农民的就业机会以及多元化收入渠道，从而对个体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因此，桥梁型社会资本越强的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越弱。最后，以组织身份衡量的连接型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较为显著，参加了个体劳动者协会或工会的失地农民比没有参加的失地农民的个体不平等低0.037个单位，这佐证了失地冲击下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积累对降低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我国，土地征收可能导致失地农民社会关系变迁和重组，传统以地缘和血缘为中心的社会资本产生扩散效应并且可能被逐渐弱化。土地征收造成传统的地域型社会关系被打破，以社会组织为连接工具的联结机制，显得尤为重要。采用不同的指标衡量社会资本，均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社会资本的提高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以上结果证实了失地农民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社会资本提升在缩减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该研究发现为培育和发挥失地冲击背景下的农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进而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此外，与对照组相比，征地补偿款数额越多、家庭实物资产越多、有存款和养老保险、农民家庭人口规模越大、收到政府补贴的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显著更低。从这些表现显著的禀赋来看，家庭和社会层面的经济社会资源相关变量，都是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变量。这可能的解释是，失地农民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多元化生计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扩展失地农民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2]，从而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增长和个体收入不平等降低。此外，劳动力流动能够影响失地农民收入，进而成为影响其个体收入剥夺的重要因素。但是，与传统的研究结论“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20]略有不同，本文进一步发现，在既定条件下，失地农民本省外县就业能够显著降低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而跨省就业却伴随着失地农民个体不平等程度提高，意味着与省内就业失地农民相比，失地农民跨省就业和外流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地位优势，反而可能面临房租、寻找工作和就业歧视等转移成本[21]，进而生计转型不顺利，这显然会抑制失地农民收入水平提升，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可能会加深。
　　4.2.2 地区异质性研究
　　失去土地往往位于地理位置优越的郊区，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这类失地群体本身存在非农就业机会上的高度选择性和更多源化的收入来源。由于异质性资源禀赋，地区之间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发挥的提
　　高失地农民收入和降低个体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可能有所差异。为进一步考察土地征收冲击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接下来将样本分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样本，经济相对不发达且收入剥夺相对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样本，并利用Kakwani指数重新计算出两类样本群组个体收入剥夺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样本回归。为稳健性起见，在地区异质性研究中同时引入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控制变量，计量模型设定及其他控制变量同表3。
　　由表4可知：第一，在引入所有变量的情况下，由基础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反映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成为影响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与对照组相比，基础教育状况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低0.034个单位;与没有参加技术技能培训的样本相比，参加了技术技能培训的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样本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低0.05个单位。并且，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技术技能培训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对失地农民非农收入产生显著的促增效应，而东部地区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往往位于经济发达的郊区，失地后个体收入不平等对基础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禀赋分化并不敏感，因此文化性人力资本和教育性人力资本分布不均等对其个体收入不平等影响不明显。第二，健康人力资本对所有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抑制效应非常显著，且健康人力资本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与对照组相比，东部、中西部健康状况好的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大致减轻0.06个单位。因此，人力资本对不同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侧面印证了地区之间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差别可能成为影响各地区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关键原因。
　　从社会资本因素来看：第一，以血缘、种族或家庭纽带衡量的纽带型社会资本仅对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存在显著影响，与对照组相比，纽带型社会资本使中西部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降低0.051个单位。可能的原因是，在失去土地后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利用其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更有动机寻求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因此收入的增加和收入不平等的降低对其纽带型社会资本较为敏感。而地处经济发达东部地区的失地农民本身就拥有更多元的就业途径、多源化收入来源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22]，东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对纽带型社会资本的敏感性弱。因此，纽带型社会资本对不同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果呈现出异质性特征。第二，人情支出衡量的桥梁型社会资本对东部、中西部两类区域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均极为显著且回归系数始终为负，再次证实在我国“礼顺人情”的桥梁型社会资本因素在降低不同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三，如表4模型（3）所示，在控制一系列特征变量后，以组织身份来衡量的连接型社会资本与东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依然呈现出了显著负相关，其抑制效应为-0.055，这进一步证实了社会资本积累在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中的重要性。事实上，传统地缘社会资本损失后，那些生计资本更具有优势的东部地区失地农民，能够选择性地参加个体劳动者协会和工会等社会组织，由此造成连接型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进而对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产生非常显著的抑制效应。以上发现揭示了中国各地区收入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为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社会资本提升在缩减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提供经验证据。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不同群体居民个体收入剥夺程度在空间上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因此，各区域应采用因地制宜的消减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
　　4.3 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
　　4.3.1 稳健性检验
　　尽管上述基准回归加入个体、家庭、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但仍可能存在遗漏重要变量导致内生性问题。为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考虑以下检验方式。
　　第一， 添加“少數民族、医疗保险、非农就业”等二分类变量作为新增控制变量。研究发现，在控制遗漏变量的偏差问题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及其显著性并未发生变化，二者依然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在定量分析中，对健康人力资本的测量比较困难，仅凭单一指标得出的结论往往会遭遇怀疑。为验证模型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失地农民“过去半年是否患慢性病”指标（赋值“1=无，0=有”）衡量基准模型中的健康人力资本。理由是该指标是比较常见的生理健康临床测量指标之一，与失地农民主观健康指标相对。且理论上来说，失地农民“过去半年是否患慢性病”对个体经济层面有重要影响，而对当期农村居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可能不那么敏感，可能存在滞后的反映[23]。通过采用不同的指标衡量健康人力资本，得出一致结论，即健康人力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确实存在显著抑制作用。第三，由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因此，本文采用受限Tobit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与稳健OLS估计基本类似的回归结果。以上各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见表5模型（1）～（3）估计结果。第四，本文进一步使用“收入剥夺等级”作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替代变量，其中，受轻微剥夺、受一定剥夺、受较强剥夺、受严重剥夺、受极度剥夺分别赋值“1、2、3、4、5”。由于变换数据后的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多分类变量，因此采用非线性Ordered 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较为合理（见表5第（4）栏）。与整体性检验结果基本一致，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仍然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所有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不变。 　　从以上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的结论中不难发现，所有模型中的基准回归结果、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以及受限Tobit的回归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无论采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还是半参数模型，一系列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本文结论人力资本积累会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同时，更高社会资本水平能够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是稳健可靠的。
　　4.3.2 内生性讨论
　　除了遗漏变量会导致内生性外，产生内生性的原因还可能是反向因果关系和样本选择偏差。一方面，经验研究的证据表明，农户收入不平等和贫困是人力资本分布不均的结果[16，21]，而收入分化也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个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分化。在本项研究中，以礼金支出衡量的桥梁型社会资本，可能与失地农民收入水平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收入水平越高的失地农民礼金支出越多，进而可能造成估计偏误。考虑到截面数据中个体收入剥夺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并不一定在本期发生，且相关研究表明个体收入剥夺的反向影响可能存在延迟和累积[23]。因此，本文主要考虑社会资本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失地农民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失去土地往往位于经济发达的郊区，这类群体是否参加技术技能培训、自评健康、是否参加个体劳动者协会或工会，可能存在样本的选择性问题，进而造成回归结果有偏。基于此，为修正选择性偏差和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接下来结合工具变量法（IV-GMM）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进行更稳健的因果推断。
　　参照已有研究[18-19]的做法，本文以“本村人均礼金支出”（村级ID匹配自2014年CFPS数据）和“与被访者居住同一区县的人均礼金支出”作为人情礼支出的工具变量。在工具变量检验中，F统计量的值大于10，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IV-GMM模型的过度约束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Hansen’s J的P值为0.788，由此认为模型设定是正确的，过度约束是合理的。引入工具变量后使用IV-GMM方法的回归结果见表5第（5）栏，无论是在基准回归模型中还是工具变量模型中，都可以发现所有类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产生显著抑制作用。除此之外，为缓解失地农民样本自选择问题可能带来估计结果偏差，本文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别以失地农民的技能性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和连接型社会资本为识别变量，以个体、家庭和社会层面的变量作为特征变量进行近邻匹配检验。结果发现，在其他因素既定前提下，修正选择性偏差后，不同变量（技术技能培
　　5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建立实证模型考察失地冲击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主要有如下几点发现：①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处于较高剥夺区间，且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东、中、西部地区的指标值分别达到0.516、0.552、0.595。②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抑制效应非常明显，健康状况好的失地农民比健康状况差的失地的个体收入剥夺指数低0.065个单位;由基础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反映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产生的抑制效应稍弱，其中，基础教育为初中以上、参加过技术技能培训的失地农民收入剥夺指数分别比对照组低0.034、0.046个单位。③所有类型的社会资本变量均有助于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且失地后以血缘和亲缘为核心的纽带型社会资本在抑制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方面依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④异质性研究还发现，失地农民个体收入剥夺程度在空间上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本文研究的重要结论表明，失地农民较严重的个体收入不平等问题可能源于人力资本不均等和失地后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损失，证实了失地农民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社会资本提升在缩减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本文发现为政府部门制定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政策提供了有力的微观证据，对防止失地农民陷入持续贫困，保障长期收入均等与生计可持续发展有深远意义。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具体的政策启示有：
　　（1）政府应进一步提升失地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技术技能培训水平和健康水平，开拓多源化收入渠道;促进失地农民个体的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其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机会，防止群体固化和收入剥夺恶化，进而缓解个体收入不平等。同时，建立贫弱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机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降低贫弱失地农民的收入劣势，推动失地农民社会资本再造和生计重建，并着重从生计能力提升上促进处于弱势地位的失地农民生计恢复和收入的增长。
　　（2）以失地农民内源要素为依托，设計引导不同禀赋特征的失地农民生计转型和收入创造的公共政策。大力推动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失地农民收入结构升级和多样化;为失地农民就近就业提供更优质的机会，同时防范失地农民“进城”引致的个体收入不平等加剧问题;坚持就业支持与社会保障两手抓，增加外出务工的失地农民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且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实施差异化安置措施，积极引导失地农民积累资产。
　　（3）鉴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效应的区域异质性，针对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可着重从强化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其教育和健康水平，充分发挥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会资本的作用等几个方面着手，抑制个体收入不平等较深的问题;东部地区着重于促进失地农民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利用同事、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组织身份等社会资源，推动实现贫弱失地农民的生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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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on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YANG Jing1 DING Shi-jun2 DENG Da-song1 　　（1.The Center for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as always been a hot issue of concern to all sectors of society.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perspective， this paper used the 2016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and the Kakwani index to measure the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an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The income deprivation index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as in a high deprivation interval， and presented a diminish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from east to west China. Moreover， the index values of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 were 0.516， 0.552 and 0.595 respectively. ②The richer the human capital， the easier it is to reduce the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income deprivation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ith good health condition was 0.065 units lower than that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ith poor health status. ③The suppression effect of cultural human capital and skilled human capital reflected by basic education and technical skills training on the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were -0.034，-0.046 respectively. ④Heterogeneity research confirmed the positive role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in reducing the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spatially affected by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and the social capital measured by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its suppression effect was -0.055. In the context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avoid group solidification and income deprivation by improving the human capital level and social capital level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ll regions should adopt policy measures to reduce income deprivation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hich has positive reference value for reducing the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reducing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land-expropriated farmer; family endowment; livelihood;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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