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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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测度中国省域市场一体化程度，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实证分析在密度、距离、分割的3D框架下中国省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国市场一体化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两边较低，中部偏高”的态势。在全国层面上，密度、距离因素显著推进市场一体化；财政分权阻碍了市场一体化；贸易开放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特征。分地区看，部分结果显示出区域性差异，包括中西部地区产出密度阻碍了市场一体化，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市场一体化的弱化作用不显著，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度的影响与全国整体相反等。最后，提出无差别公共政策、基础设施建设与地方干预措施等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关键词：市场一体化；3D框架；密度；距离；分割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08.02
　　中图分类号：F207；F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08-0006-04
　　引言
　　市场一体化伴随着要素自由流通，意味着规模经济、知识共享和技术外溢，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但地区间的差距却不断扩大。目前，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受到了经济活动分散、市场分割等因素的阻碍，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也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对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挖掘阻碍市场一体化的根源并提出措施，对区域协调发展和提升国民经济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回顾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方法主要分为“生产法”“贸易法”和“价格法”三类。前两种分别采用投入产出结构、贸易流量数据测度市场整合程度。桂琦寒等指出这两种方法都有其内在缺陷，而“价格法”利用商品价格信息综合反映商品和要素市场的整合程度，是一个有前景的方向[2]。本文选择“价格法”，即采用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测度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
　　现有文献已从不同角度解释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多数学者将市场一体化与市场分割视为同一问题的正反面。首先，行政性分权是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财税权利下放等改革逐步确立了地方的利益主体地位，政绩竞赛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并形成市场分割[3]。其次，国际贸易对国内贸易的替代效应加深了市场分割[4]。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企业无法利用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转而增加出口以获取国际市场的规模效应，弱化了国内合作的激励[5]。任志成等用贸易开放度表示经济开放水平，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6]。
　　从传统贸易理论来看，省际间贸易强度可以表征市场一体化水平，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降低贸易成本，提升贸易强度，促进市场一体化。Andrabi和Kuehlwein发现印度铁路交通的完善可以解释印度商品市场20%的价格趋同现象[7]。陈宇峰和叶志鹏在实证中得出，公路里程长度与市场一体化负相关[8]。另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实证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进一步又提升经济增长速度[9]。李雪松、孙博文在对长江经济带市场一体化的研究中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弱化了市场一体化[10]。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需进一步深入。首先，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侧重于全国整体趋势的测度，鲜有学者进一步分区域研究；其次，影响因素的分析多集中在某一方面。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基于1998～2013年数据重新测度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并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进行比较。（2）借助3D框架分析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地区间差异的原因，为探寻市场一体化的障碍提供了一个系统性框架。
　　2理论机制：3D框架与市场一体化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将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进行整合和拓展，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地理框架――3D框架，即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分割（Division），为研究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提供了一种系统性框架。密度通常用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总量表示，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强度。经济集中能带来要素的聚集，在形成规模效应、资源共享及技术外溢的过程中实现市场一体化。距离是指要素流动所需耗费的成本。它不仅包括空间距离，还包括文化、制度等差异造成的经济距离。距离越长，要素流动的成本增加，弱化了市场一体化[11]。分割主要表达市场一体化的制度障碍，包括限制内部贸易和劳动力流动的政策[12]。比如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提升了地方经济发展绩效，但造成了境内贸易受阻。同时，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阻碍了市场一体化[13]。
　　在3D框架下，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工具是无差别公共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干预措施[12]。无差别公共政策是指不考虑空间因素、普遍适用的政策，包括劳动力和土地管理等法律法规，以及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提供的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是将空间因素考虑在内的政府规划，如连接地区间的公共交通设施等。地方干预措施具有空间针对性，包括市场准入、相关产业财政激励等政策，它能弱化市场分割效应。
　　3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31 计量模型
　　根据上述理论框架，本文构建了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动态面板模型，见式（1）。
　　MIit=φ1MIi，t-1+α1PDit+α2LDit+β1TAit+γ1FDit+γ2Tradeit+γ3sqtradeit+λ1PGDPit+λ2FDIit+ui+εit（1）
　　其中，MIi，t-1表示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的一期滞后；ui和εit分别是个体效应和随机误差项。密度因素选取产出密度（PD）、就业密度（LD）；距离因素选取交通通达度（TA）；分割因素有财政分权度（FD）、贸易开放度（Trade）与其平方项（sqtrade）；控制变量是人均GDP（PGDP）和外商直接投资（FDI）。 　　32变量选取
　　321被解释变量
　　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MI）的测算方法参考了“价格法”[14]，即采用商品相对价格方差的倒数值来衡量商品价格的波动范围，指数越大，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图2显示，全国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由于该数值非常大，实际报告时每个数值都除以10000。总体上在波动中上升，三大地区的MI值呈现出相同的动态演变趋势，但各地区间存在差异并且差异呈扩大趋势。1998年到2005年期间，三大地区MI值都较低且相互之间差距较小。2005年之后差距逐渐扩大，东部和西部地区的MI值较低，中部地区的MI值相对较高，表现出“两边较低，中间偏高”的特征。
　　322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包括密度、距离、分割三类因素。
　　密度因素包括：产出密度（PD）、就业密度（LD）。产出密度为GDP/省区地理面积，反映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活动强度。就业密度为单位土地面积的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反映该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越高，聚集能力就越强。
　　距离因素选取了交通通达度（TA）。本文选取各省的铁路、公路和内河航运三类运输路线的加权密度来反映交通通达度，计算方法为TAit=（η1itHDit+η2itRDit+η3itWDit）/Si。其中，η1it、η2it、η3it分别表示公路、铁路和内河航道货运量占公路铁路内河航道货运总量的比重。HDit、RDit、WDit分别代表公路、铁路和内河航道里程。Si则代表i地区的地理面积。
　　分割因素选取了财政分权（FD）和贸易开放度（Trade）两大指标。参考徐永胜和乔宝云的方法[15]，财政分权度=人均省级公共财政支出/（人均省级公共财政支出+人均中央公共财政支出）。贸易开放度=各省市的进出口总额/GDP。任志成等发现贸易开放度与市场一体化之间成倒U型关系[6]，为进一步测度非线性影响的存在，加入贸易开放度的平方项sqtrade。
　　323控制变量
　　除了3D框架中所包含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了两个重要的控制变量：（1）人均GDP（PGDP）。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往往有发达的基础设施体系，要素流动加快经济聚集，有利于市场一体化。（2）FDI，计算公式为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地方政府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为增强投资吸引力，在政策方面力求优越于其他省份，这样区域协调发展的机会减小，阻碍了市场整合[10]。
　　33数据说明
　　由于西藏部分年份数据的缺失，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除西藏外的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选取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日用品、家用电器、文化办公用品、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燃料等9种商品计算MI值。由于部分年份商品类别划分有变动，在统计中，烟酒茶与饮料烟酒相当，衣着类与服装鞋帽相当，药及医疗用品与医疗保健相当。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4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41内生性问题处理
　　采用GMM估计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差分GMM容易出现弱工具变量问题，在小样本中问题更为严重，但系统GMM能降低小样本偏误，同时消除异方差的干扰。因此，采用系统GMM两步法进行估计。其次，将产出密度和就业密度认定为内生变量。某地区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会带动下一期产出聚集和劳动力聚集，也就是说密度因素与市场一体化之间有双向联系。选取PD、LD的两阶滞后项作为其差分项的工具变量，另外分别使用AR（2）和Sargan检验验证模型设定和IV选取的合理性。
　　42结果分析
　　表1中列1至列4是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依次将密度、距离、分割变量以及贸易开放度的平方项增加到模型当中，列5至列7是三大地区的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除列1、列2外，其他列的A（2）值和Sargan检验的P值均无法拒绝原假设，意味着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
　　421全国层面3D框架与市场一体化
　　列3、列4中，密度和距离因素的变量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产出密度、就业密度的提升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都能有效促进市场一体化。关于分割因素，财政分权度显著阻碍了市场一体化。财政分权制度刺激地方政府保护地方产业，限制某些要素的自由流动，严重阻碍了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其次，贸易开放与市场一体化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变化关系。列3中，贸易开放度的系数为01502；列4中，其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分别为-42145、20352。说明在贸易开放度较低时，贸易开放削弱了市场一体化；当达到一定阶段时，这种作用由负转正。原因在于，在贸易开放水平较低时，政治晋升博弈刺激地方政府设置市场分割；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地方经济开始获取国际市场的规模效应，而此时，国内贸易竞争加剧导致地方保护的成本越来越高，政府实施国内市场分割的激励大大减小。经计算，这一临界值出现在12073，只有上海等少数省份的部分样本在临界值以上。所以，目前贸易开放度的提升还处在阻碍市场一体化的阶段，这是造成东部地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偏低的原因之一。控制变量中，人均GDP的提高有利于市场一体化。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往往伴随着充足的财政收入保障地方公共设施和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市场整合。此外，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不显著，具体原因有待后文进一步分析。
　　422三大地区层面3D框架与市场一体化
　　列5至列7是东中西部地区的分组回归结果，部分结果显示出区域性特征。从密度因素来看，中西部地区的产出密度和就业密度系数显著为负。究其原因，中西部省份地理区位处于劣势，经济活动分散，规模效应难以有效发挥，同时有大量劳动力流失，较低的产出密度和就业密度阻碍了市场一体化进程。这意味着我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聚集辐射能力有待提高。
　　从距离因素来看，西部地区的交通通达度系数不显著。原因在于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对市场一体化贡献不足，这也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西部地区的MI值。因此，有必要完善我国的水陆交通网络，推进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分割因素当中，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度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分析发现，中部省份财政分权度较低，对市场一体化弱化作用不明显。东部和西部地区的FD取值相对较高，例如北京、上海、青海和新疆等的FD值都高于09，这也是造成东、西部地区部分省份MI值较低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在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就遇到了地方保护等市场分割问题。各省市缺乏有效的分工协作，主导产业呈现出同质化态势，在承接产业转移、产业资源争夺等方面存在着较强的竞争关系，不利于市场整合。关于贸易开放度，中西部地区Trade与sqtrade的系数符号与全国整体的截然相反。研究发现，中西部省份的贸易开放度较小，部分省份的变量取值多在01以下，将该指标取平方后取值更小，并没有达到变量二次项代表贸易开放程度提高的目的，造成了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度指标回归结果不佳。可见，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控制变量来看，东部地区的FDI系数显著为负，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FDI系数显著为正。东部地区拥有靠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享受政府对引进外资的各类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东部，这会形成无形的市场分割，不利于市场一体化。而中西部省市处于区位劣势，为吸引外资，政府会投入更多资金改善落后的交通网络等，在公共基础设施快速完善的过程中市场一体化水平反而得到了提高。三大地区FDI对市场一体化影响方向的不一致，也为全国层面回归中FDI系数不显著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3D框架下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密度、距离因素和人均GDP增长都能有效促进市场一体化；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弱化市场一体化；贸易开放度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分地区看，中西部地区的密度因素显著阻碍了市场一体化，西部地区的距离因素对市场一体化影响不显著，中西部地区亟待提升经济聚集和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其次，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市场一体化的弱化作用不显著。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度与其平方项的回归结果不佳，我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还需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开放水平。最后，中西部地区的FDI系数为正，原因是中西部省市在吸引FDI过程中积极改善落后的公共基础设施，导致市场一体化水平得到了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实现国内市场一体化需要从经济聚集、缩短距离与削减分割三大措施入手。（1）依靠市场力量并以国家规划引导为辅助，实施投资、财税、公共服务等无空间差别的法规政策，形成更多产业集群。同时，各地区要明确自身定位，合理规划产业分工和布局，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和产出低效率。另外，要拓展区域发展空间，发展创新集群等新集群形态并形成集群梯度转移[16]。（2）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水陆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效的产业集群、城市群与经济带互动联系的现代交通网络和物流体系。（3）实施地方干预政策。地方政府要积极开展地区间合作和利益补偿，逐渐削减市场分割和贸易壁垒，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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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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