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仪式对儿童生命成长的促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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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学校仪式具有象征性、表演性、文化规定性和结构性的特征。本研究以“学校仪式”这一社会化活动作为切入点，以儿童的感受、体验为主体，探讨“学校仪式”在儿童生命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描绘出儿童从自然人到社会人、道德人的转化路径。同时，运用中国传统“礼”的二重性来诠释学校仪式的规范性与儿童个体的价值性的统合。
　　关键词 学校仪式  生命成长  规范  体验  礼
　　“丙申年丙申月丁亥日，老师、孩子身着汉服，头戴礼帽，备祭品，校长上香、念祭文，与孩子们共同双膝跪地，向“至圣先师”孔子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孩子们叩拜学校老师、敬茶，以示尊师重道;老师讲授人生的基本道理;继而举行朱砂开智（在孩子眉心点痣寓意开启智慧）、击鼓明智（通过鼓声以表志向高远）的仪式，礼成。”
　　以上是笔者对南昌X小学开学典礼流程的简单记录。回忆自己的开学典礼：升国旗、奏国歌，校长致词，颁发优秀学生奖品，学生代表讲话，退场。相同的仪式类型，不同的仪式形式，激发出内心不同的情感。大型的学校仪式和学校日常生活中的小仪式共同维系着学校生活的道德世界。我们为什么需要仪式？不同的仪式在人的一生中有何种意义？学校仪式又在我们人生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仪式是一种“生命历程的体验”，对仪式参与者而言，每一次仪式都意味着自身状态的转变，生命历程就在自身状态的不断转换中完成。学校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气息、传递生命信息的场所，其教育实践的使命，也是始终围绕着人的生命活动及由此展开的成长历程来实现。因此，学校仪式与生命、教育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儿童的生命成长不仅仅是关注他们的身体成长，更需要关注儿童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心智、情感方面的成长。“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道德生命是生命整体的三维”[1]，共同构成人的完满的生命。那么，什么是学校仪式？学校仪式与儿童生命成长间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是本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从传统仪式到现代仪式
　　目前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不仅被用来表示试图与超自然接触的人的行为，而且还表示世俗社会中群体或个人用来表达意义的行为模式[2]。广义的仪式，近似于社会性的泛泛礼仪，包括人际交往的规范与行为;狭义的仪式，仅包括与宗教相关的祭祀与礼拜仪式等。“仪式”在汉语语境中是“礼仪”的“仪”，仪式是礼的制度化和技术化的形式，而“礼仪”既是有形的礼仪活动和行为，也是无形的社会价值系统和观念形态[3]。从此角度来说，若是将社会性的礼仪划入到仪式的范畴，应考虑是否妥当。借鉴罗红光对“仪式”的阐述，本研究认为仪式“更接近静态的结构和仪礼的技术层面表达，是被格式化了的一套程序，更注重结构性表达”[4]，即它是一般意义的、被格式化或结构化的表达。
　　二、学校仪式的概念
　　学校仪式具有特殊意义，它从日常时空中被抽离出来，是一种充满意义的文化事件，甚至演变成学校制度的一部分。李红真认为学校仪式是“学校全体成员之间共有的和大多数人在长期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积累的，在组织中表现出来的做事方式或一系列程序化活动的统称”[5]。该定义关注了学校仪式的继承性和程序化，却忽略了仪式的象征性、表演性。另外，她把學校仪式分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精神层面，这种分类将“文化”与“仪式”的概念混为一谈，说法略显牵强。
　　与此类似，徐立峰聚焦仪式中象征符号的功能，将学校仪式分为静态的学校仪式和动态的学校仪式两类，前者指那些反映学校师生精神面貌、行为方式的物化形态，如建筑风格、环境设计等;后者指学校举行的各类仪式[6]。学校仪式是特定文化的表现形式，能够体现学校的意识观念和思想情感，把任何具象的、符号化的物质形态都当作仪式的类型，实有不妥。
　　结合“仪式”的定义，笔者认为，“学校仪式”是指以儿童、教师和家长为主要参与者，突破学校的日常生活，具有表演性、象征性的程序化活动。
　　三、学校仪式为儿童生命成长奠基
　　从实践层面来说，学校仪式对促进儿童生命成长有积极的作用。张志坤借助儿童学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维度进行研究，认为学校仪式教育是铸就儿童自我实现的结构力量[7]。同时，也有很多学者指出学校组织仪式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应付了事”“走过场”“形式化”等，都是对仪式变味的评价。那么，学校仪式的象征性、表演性、文化规定性和结构性等特点，在儿童生命成长过程中如何彰显，起何种作用？本研究试图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来探讨学校仪式与儿童生命成长的关系。
　　1.从自然生命到社会生命的规范塑造
　　在儿童从自然生命到社会生命的转化过程中，学校仪式主要通过教育、规范来实现，这既是对人外在行为的制约，也是实现个体社会化的途径之一。
　　（1）规范的产生：仪式的结构性
　　升旗仪式、课堂仪式、入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学校仪式，记载着儿童的成长过程，也将在儿童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学校仪式中，儿童必须严格按照学校的规定，遵循固定的程序或者事先的预演，从时间、空间、服装到语言，按部就班地参与各类“场景化”的活动。儿童只是作为被动的接受者而存在，在仪式掌控者的要求下，以一种配合的“虔诚”状态进入仪式，主体意识在强制性的制度中被剥夺，训练成了福柯眼中的“听话的身体”。
　　学生每日在课堂中重复上下课仪式，在此重复性的仪式表演中，他们养成了秩序和规则的意识，儿童与教师间以及儿童间的关系得到确认。升旗仪式前，老师反复吹哨指令儿童踏步走、向前看齐等，这些单调的体化动作，也在塑造儿童的纪律意识。然而，正是在这种规范化的场景中，儿童融入仪式情境中，亲身参与仪式的各环节，对仪式的实践活动有所认知，并将习得的文化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学校仪式的规范性让儿童对自己的角色有所定位，他们将学校秩序和规则内化，并表现出教师、学校和社会期待的行为，承担其作为“学生”的责任和义务。从美国社会学家米德（GeorgeH.Mead）“自我的社会性”视角出发，自我是在交往中显现的，学校仪式的规范性也证实了儿童个体必须遵循自己的角色要求，才能在社会交往中实现自我。 　　（2）个体社会化：从人际交往到人际关系的培养
　　米德提出“符号互动理论”，把儿童自我发展分为嬉戏阶段、群体游戏阶段和普遍化他人阶段，个体通过参与社会符号互动而逐步社会化，自我在各种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中持续发展[8]。同时，米德认为游戏中的角色扮演，可以促进自我的产生和构造，原因在于自我的社会性和表演的意向性之间能够产生共融共生。
　　学校仪式具有象征性、表演性和程序性，个体在仪式中沟通交往，承担特定的角色和义务，有目的地行动，“伙伴文化”也伴随学校仪式或在仪式之中形成。在仪式过程中，儿童清楚地分为“内”与“外”，他们应对彼此的差异和分歧，学会回避或消解差异，以便更好地相处。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学校仪式让儿童产生新的社会地位或身份，进入新的生命状态，成为新的“社会个体”。基于仪式实践活动的程序性，无形中生成了一种秩序和权力，但也使学校文化和价值观念得以传递。也因此，个体走出自我世界进入他人世界，个体成为关系中的“个体”。
　　2.从社会生命到道德生命
　　社会生命让个体从自我中走出来，通过生命与生命的相互交感而实现，然而自我不仅需要在社会中实现，还要经历自我转化的过程，即构建自我的道德生命。在学校仪式中，儿童从知礼（了解什么是恰当的行为）到习礼（如何运用道德原则）再到礼化（塑造自己的道德人格）的过程中，主要通过情感体验、自反来实现，从而培养自己的心性。
　　学校仪式运用具有象征涵义的符号、程序和形式，赋予事情或事物以神圣、庄严之感，潜移默化地传递社会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道德符码和生命体验等，以唤起儿童内在的神性，使其生命经常与神圣伟大的事物相连，内化于心，形成永久的动力，扩展对生命的认知和理解。笔者于2017年清明节在W小学参与了一次纪念革命先烈的仪式，在肃穆的纪念场馆中，国旗、国歌、鲜花、烈士塑像、战争器具、视频回顾等多元化的视听符号共同营造了一种神圣、肃穆的情境，身处其中的儿童不禁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获得一种象征性的身份——“我是少先队员，我们来之不易的生活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好好珍惜”，激发了儿童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学校仪式用具有“生命性”的符号营造各种特殊的感情氛围，将教育融于可感知的仪式情境中，儿童借助自身的观察、参与，体验现场气氛、操练身体行为、实现情感共鸣，从而获得不同的生命体验，得到生命成长的养分。
　　此外，学校仪式还内在隐含着儿童深刻的体验性反思。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探讨了“互动仪式”的概念，即“际遇者由資本和情感的交换而进行的日常程序化活动”[9]，关注情境中个体的情感和情感能量。在学校情境中，很多仪式属于互动式的，如向老师问好的仪式等，在此过程中儿童和老师间发生符号互动和情感交换，形成与符号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他们有信心、有愿望去做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事情。在这种重复性和长期性的仪式过程中，学校将仪式的制度化转化为仪式的生活化，学校的文化、价值观融入师生的日常生活中，并逐步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和道德标准。
　　3.从学校仪式到儿童生命成长的桥梁——“礼”文化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说文解字》）礼从最初的祭神以求福的行为，发展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社会法则，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和道德要求。“礼”往往需要通过“仪式”来体现，仪式是礼不可或缺的载体。中国一直都保有仪式教育传统，主要体现在儒家非常重视“礼”的价值，并希望通过外在“礼”的形式来实现内在的“仁”。儒家思想认为“礼”可以用来统一和完善人的情感，而仪式则使人的情感和情绪得以规范的表达。学校仪式是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认识的一种表现，而儿童主体自我则通过“仪礼化”的形式，以孝、悌、友、师、忠等精神进行自我修养达成生命成长。
　　费孝通先生说，“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10]。“礼”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绝对的规范和制度的象征，是一种权威的号令，需要我们完全服从，是对个体外在行为的规训，学校仪式就是其中的一种范畴;另一方面，礼能够对儿童进行内在的心性教化，引发儿童内在的善，让儿童自发地去遵循规范，促进儿童生命成长，它是转化人性和塑造人格的一种重要途径。总之，“礼”不仅仅表现在仪式过程中建构的制度和规范，而且还包括生命层面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礼”的生命层面是通往儿童德性圆善的可能性，经过社会化、具体化后形成了学校的制度或各种仪式的形式。
　　学校仪式一方面通过规范性、程序性、结构性促使身处其中的儿童能够顺从和认同学校的传统、纪律、文化等，自觉与学校传统产生交互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其表演性、象征性传递出的神圣性、庄严性使得儿童能够通过内心情感体验来感悟学校文化的精神，形成共识性的价值观，确认归属感和使命感，自觉地引导自身的精神性发展。仪式的制度性和个体的价值性通过“礼”沟通起来，外化表现为学校仪式，内化以塑造儿童的道德人格继而促进其生命成长。儿童既被仪式所规定和塑造，又是仪式的参与构建者，他们在参与学校仪式的过程中实现了人际性自我，依托身体的载体建构道德人格，以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完善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
　　在学校场域中，儿童的生命在不同的仪式结构中成长，通过儿童间的经验世界和与成人的经验世界进行对话，不断推动自我内在的结构而前进。学校是一个展现生命、领悟生命成长的场域，要对儿童的生命有所帮助，就要在仪式中激发他们的生命成长感，把学校仪式作为儿童成长、发展完善、自我实现的路径，让儿童逐渐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转化为具有道德人格的个体。
　　参考文献
　　[1] 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2] 扬·普拉特弗特.宗教的和世俗的仪式[M]//仪式与信仰.王霄冰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3]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4] 罗红光.人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 李红真，学校常规活动仪式的文化解读[J].现代教育论丛，2008（10）.
　　[6] 徐立峰.学校仪式的异化及其价值的回归[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2.
　　[7] 张志坤.仪式教育于儿童生命成长的人类学意涵[J].当代教育科学，2012（18）.
　　[8] 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9]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9.
　　[10] 费孝通.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万华颖（1989-），女，江西九江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助理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  郑雪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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