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民族关系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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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21世纪以来，关于辽金时期民族关系的研究，包括辽金民族政策、宋辽战争、澶渊之盟、辽宋交聘、宋金和战、金夏关系、民族间的交流联系等方面，皆取得较大进展。但从内亚史的视角、区域史的思路来看，辽金民族关系仍存在比较大的研究空间，对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关注也有待加强。
　　 关键词：辽金时期;民族关系;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2-0027-06
　　 21世纪中国学界的辽金民族关系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本文拟在回顾、综述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未来辽金民族关系研究的学术增长点提出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民族政策研究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关于辽金时期民族政策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現。辽朝的“因俗而治”政策引起学界关注，周国琴赞同冉守祖[1]的观点，给予积极评价，主张其加快了契丹封建化进程，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2]。而李文泽则认为“北南分治”政策对契丹族自身具有消极影响，限制契丹人的文化进步，不利于社会发展[3]。
　　 林荣贵对比北宋与辽的边防政策，提出蒙古人建立元朝实现全国大一统过程中，尽量利用在辽金时期实现历史性发展的北疆地区的物质和军事优势，直接促进和加快了实现全国大一统的进程[4]。程妮娜通过和宋朝边疆民族政策对比，揭示辽朝民族政策自身特点，认为辽宋民族政策差异在于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不同，前者重在强力统治，而后者在于绥怀[5];纪楠楠指出，辽朝民族政策重要特征是其明显的区域性，可分为核心、外围和外延三部分，并对其分别实行直接控制、半羁縻半直接控制、纯粹的羁縻和封贡三种统治方式[6]。
　　 移民也是辽代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的《中国移民史》[7]，是最早关于移民的专著，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这一时期的移民情况。武玉环指出，辽代移民以汉族、渤海族、奚族为主，移民占辽代总人口约三分之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8];郭虹虹探讨了契丹族的迁徙情况，以王德忠[9]的研究为基础，指出契丹族迁徙方向是北方和西北，主要原因是为了适应农业经济的发展，并带有军事屯田的性质[10]。
　　 关于金代民族政策的研究，多数学者达成一致，认为金朝对被统治民族实行压制政策。方衍[11]、贾祥恩[12]、刘浦江[13]等都从不同方面探讨了金代对其他民族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林威进一步主张正是因为金统治者对契丹人采取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引起契丹人仇恨，是促使契丹人后来归附蒙古的主要原因[14]。程妮娜指出金朝统治者遵循“因俗而治”的政策，对契丹民族实行部族、糺军制度，承袭辽制又有所变化[15]。祖岳在范树梁[16]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金朝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政策虽具有民族压迫的特点，但也深受汉族文化影响，最终促进了民族大融合[17]。
　　 目前，学界还没有针对金代人口迁徙问题的专门性著作，但涉及的论文很多。王德忠认为金朝社会人口流动主要是统治阶级强制迁徙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女真族向中原迁徙、汉族向金源故地迁徙以及契丹族向各地的迁徙[18];张希清指出，金朝对待宋人和辽人的迁移安置政策有所不同，主要将契丹人迁往内地[19];马倩认为将汉人迁至黄河以北的地区，是其“移民实河北”政策的体现[20]。
　　 二、关于辽金与中国境内各政权之间关系研究
　　 辽金属于中国分裂时期，辽金与中国境内诸政权间关系，除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对峙，西夏与辽金并存之外，早期还涉及辽与五代的关系，后期涉及金蒙关系等。
　　 关于辽宋关系的研究，前人成果颇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台湾学者陶晋生[21]的《宋辽关系史研究》，涵盖宋辽关系研究的各个层面，对于宋辽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目前，学界关于辽宋关系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辽宋和战、辽宋外交、辽宋经济文化交流和辽宋边界等方面。
　　 关于辽宋战争的性质，学界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杨树森[22]认为是统一战争的延续，徐红年[23]则认为是两个封建政权之间的领土纠纷。关于战争的进程，王晓波认为宋朝在雍熙北伐失败后转攻为守，实行防御主和政策[24];黄纯艳则探讨了雍熙北伐后的东北亚政治格局，认为东北各族相继断绝对宋朝贡，辽朝重新控制东北各族，形成辽朝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25]。
　　 “澶渊之盟”一直是辽宋关系研究的焦点。李锡厚从战前力量对比、双方战略意图、澶渊之役的胜负以及澶渊之盟以后的辽宋关系等几个方面，论证了澶渊之盟是在北宋战而胜之的条件下接受辽朝求和提议，维护了宋辽之间稳固持久的和平[26];武玉环、陈德洋认为“澶渊之盟”是力量均势的结果，是辽宋双方由对立关系走向兄弟之邦的友好交往[27];而陈峰却认为“澶渊之盟”的订立给宋朝国防战略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使宋廷过分依赖议和手段，轻视武备建设，从而令边防陷入长期被动挨打的境地[28]。
　　 辽宋交聘近年又重新受到学界关注。贾玉英认为，宋辽交聘中的泛使，是国信使中与常使不同的、往来不常的一种特别使节，还初步探讨了横使的概念，认为横使和泛使相同[29]。此外，贾玉英在《宋辽交聘制度论略》中指出，宋辽交聘制度对促进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与交流均起到积极作用，并提出宋朝在交聘中处于被动地位[30];而曹显征的观点与其相反，认为宋朝才是主动提出交聘的一方[31]。周立志还探讨了宋朝对辽金交聘使节的入境运作问题，认为可以分为常使和泛使两种进行观察，而有限的事例显示宋朝对待泛使入境的运作效率极高，但在宋与辽、金的外交博弈中，宋较为被动[32]。
　　 关于金宋关系的研究，20世纪下半叶开始有重大突破。张博泉[33]提出“中华一体论”推动了宋金关系研究，并依据宋金和战史事，将宋金议和分为“积极进取”的议和与“消极退让”的议和，认为前者不应否定，后者不应肯定[34]。此外，对金宋和战问题进行研究的还有李锡厚[35]、任仲书[36]、靳华[37]等。至21世纪初，赵永春的《金宋关系史》[38]，一改以宋朝为主的研究套数，以金朝作为研究主线，对金宋关系展开全方位研究。 　　 目前学界在宋金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赵永春认为虽然宋人的经济文化比较先进，但在某些方面金人也有许多可取之处，金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宋朝也有一定影响[39];曹小波考察了黄河下游榷场设置的原因、组织和管理以及榷场贸易的演变和影响，认为宋金榷场贸易极大地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具有积极意义[40];刘智博、李秀莲从金的角度入手，将金与南宋榷场贸易分为酝酿、发展、衰落三个阶段，并论述了各个阶段的特征[41]。
　　 近年来，学术界对辽夏关系史的研究获得快速发展。杨浣根据辽朝政权利益和对外战略转移，重新评估辽朝对夏政策的演变及其意义，认为宋、金两政权是影响辽夏关系走向的主要外部力量。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对于“天下中国观”的认知，作者认为辽夏关系中的辽夏虽然非汉族政权，但是在双方关系中却浸润着“天下中国观”，辽夏关系的本質是作为“天下中国”的辽王朝及其附庸国之间的关系[42]。武玉环从辽与西夏关系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入手，论述辽朝与西夏关系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揭示了当时中国由三足鼎立的局势向全国统一趋势发展的历史必然性[43];王万志则探究了辽夏封贡关系，认为辽夏封贡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辽、宋、夏三角关系的制约，以“澶渊之盟”为界，可看出辽夏封贡关系的阶段性变化及其特点[44]。
　　 金夏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比较关注的课题之一，但是由于资料较少，研究成果也较为分散。李华瑞[45]首次以专著的形式详细论述了宋夏关系的各个方面。此外，刘建丽[46]将金夏关系分为初期争斗、关系改善和关系破裂三个阶段;而袁晓阳[47]则认为金夏先后经历援辽抗金的对抗时期、和平交往、关系破裂和重修旧好四个时期。总体上这些研究成果都将金夏关系分为金夏关系确立、友好发展和关系破裂，但在具体细节上存在差异。此外，杜珊珊探讨了历史上金与西夏的商贸往来变迁历程，认为金夏贸易是金朝为迫使西夏就范所使用的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48];马旭俊梳理了金与西夏经济交流的途径，并认为这种交流具有西夏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西夏的“走私”得到遏制、金夏贸易出现“外来产品”等特点[49]。
　　 目前学界关于金蒙关系的研究成果不多，且主要集中在战争方面。石坚军[50]分别探讨了蒙金关河争夺战、三峰山之战的性质、过程和影响;岳文竹则深入探讨了蒙金战争中的胜负因素，认为蒙金战争胜负双方的因素都是多方面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应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具体分析[51]。此外，周峰对金朝派往蒙古的二十多位使者进行考察，认为金朝遣使是在军事受挫、处于劣势时的不得已之举，目的都是为了求和，这也成为其对蒙古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52]。
　　 辽金时期，逐渐掌握了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并通过与这条丝路上的政权和亲加强对这条丝路的控制，草原丝绸之路也在辽朝经营下日渐繁盛。关于辽金与丝路上其他政权的研究包括：董尚礼、程卫红探讨了辽与回鹘之间的贸易往来和草原丝绸之路，认为在11世纪时，契丹与阿萨兰回鹘的贸易中，白银成了主要的交换形态，同时伴有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形式[53];武玉环、程嘉静认为，辽朝在重新开辟丝路后，以互市和朝贡的方式加强了和西域诸国乃至中亚、西亚等国的联系，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保障体系，对双方的经济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54];周路星指出，辽崛起后逐渐取代回鹘掌握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契丹利用怀柔手段与丝路上的重要政权进行和亲，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55]。
　　 三、关于辽金境内各民族间关系研究
　　 辽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是实现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但关于辽金时期我国境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比较分散，其中包括：舒焚最先消除大汉族主义，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并从多方面论证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友好往来方面，更表现在契丹族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汉族和中原王朝的影响[56];石金民论述了辽代契丹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形式包括贸易、贡赋、联姻等[57];王德忠还探讨了东丹国南迁后渤海国故地的民族关系变迁[58]。
　　 任爱军探讨了契丹族与奚族之间的关系演变，在契丹民族刚刚崛起时，对奚族交替采用剿抚并举的战略，初期保留奚族原有统治方式的基本形式，中期奚族原有的一切贵族特权遭到剥夺，奚族大王府也正式成为辽朝的地方行政机构之一，之后又对奚王府进行调整，使其失去了原来的独立政治地位[59];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郑毅[60]。李红侠从政治、经济、文化及西辽建立这四个方面阐述了回鹘对契丹民族发展的影响，认为回鹘在契丹发展中起到了推动作用[61]。吕富华、孙国军在《从使辽诗看奚族社会生活》中提到了奚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认为虽然有短期的战争，但在长时间内保持着一种相互交融、和平稳定的关系[62]。
　　 夏宇旭探讨了金代女真人与契丹人的婚姻关系，认为其是随着女真与契丹民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大融合[63]。郑玲系统梳理了河西回鹘与西夏之间的战和关系、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等[64]。王龙从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两个方面论述了西夏与回鹘之间的关系[65]。
　　 辽金时期所出现的少数民族汉化与汉族少数民族化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毛汶[66]、尹克明[67]是最早研究契丹族汉化的学者。杨军提出女真文字、女真科举是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加速了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吸收，女真人汉化也就成为无法逆转的历史潮流[68];张其凡、惠冬指出胡化状况表现在衣饰、发式、礼仪等方面，在心理上呈现出对南宋的疏离和对金朝统治的认同倾向，消融了他们与燕云“汉人”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69];都兴智、赵浩指出韩氏家族的“契丹化”开始时间早，而且更加彻底[70];魏淑霞主要通过比较三个民族政权“汉化”的方式、原因，考察了中原文化向边疆地区的传播[71]。
　　 四、结语
　　 目前，学界在辽金民族关系史领域已取得丰厚成果，尤其在辽金民族政策、宋辽战争、澶渊之盟、辽宋交聘、宋金和战、金夏关系、民族间的交流联系等方面皆取得较大进展。但同时也显现出在某些研究方面的不足，笔者试对未来辽金民族关系研究的学术增长点提出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民族政策的动态研究。目前学界关于辽金时期民族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本身，即民族政策的内容、性质以及评析等方面，还未从运作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措施本身固然重要，但作为一个国家政权，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一措施的运作模式，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运行，如何落实的，以及实际中所产生的问题和针对问题所做的修正，从而对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等，这些研究目前仍是学界的盲点。
　　 其二，辽金时期各政权统一意识的研究。辽金时期，虽然各政权之间战争不断，但随着一系列和约的签订，在大部分时间各政权选择了和平相处的模式。与我国历史上其他时期如春秋战国相比，这一时期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和高频率的吞并战争，然而海陵王南征和雍熙北伐，也正体现出统治者统一中国的意识。那么，关于辽金时期各政权的统一意识以及为之所付出的努力，目前还是学界所忽视的一个问题，应当予以关注。
　　 其三，北方民族中华观意识的研究。辽金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互动，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汉化和汉人少数民族化。在此基础上，北方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逐渐呈现出一种心理认同和文化趋同，体现出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特点，同时也为之后元朝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其中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然而目前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却几乎是空白，这是未来学界所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
　　 总体上看，从内亚史的视角、区域史的思路，辽金民族关系仍存在比较大的研究空间，对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关注也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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