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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中的精神自由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臧慧敏

   中国古代有着源远流长的“隐逸”文化传统,在先秦儒家那里,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道家则主张清净无为,一切顺应自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于私。”(《庄子·应帝王》)。这里的“游心”就是使自己的精神处于淡然无为的状态,顺其自然,是一种由遮蔽走向澄明的过程,也是一种真正的精神自由。
   苏轼谪居黄州,道家消极遁世的处世哲学渐渐在他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他在给苏辙的信中曾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予以事系御史台狱……》)初到黄州,诗人心灵沉浸在“乌台诗案”的阴影之中,也发出过像“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之类的牢骚。为了抚慰心灵的创伤,苏轼把目光转向了自然山水。
   诗人初到黄州,寓居在黄州东南的定惠院,这里环境幽雅,“绕舍皆茂林修竹,荒地蒲苇。春夏之交,鸣鸟百族。”诗人顿生隐逸之心,“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这正是生态世界对诗人心灵的感染与同化作用。月下赏花,诗人颇有感慨“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驚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次韵前篇》)苏轼善于体物,随物赋形,此时海棠在诗人眼前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姿态:“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满山总粗俗。”诗人不禁联想到“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隐逸生活是寂寞的,但诗人得以走进郊野,漫步林间,获得精神自由驰骋的空间,感受到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
   黄州山水景物重新焕发了诗人对生命的热爱之情,成为诗人作品中令人深深陶醉的自然造化。例如《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这首词: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词前有小序,作者自云:“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尘世也。”大自然是人类永远的母亲,苏轼真正把自己融进山水自然景物之中,借婉如仙境般的青山绿水,了却心头的忧愁,真正与大自然建立了一种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
   “精神家园”一词源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神圣实在”,它指能够为人们提供最终精神皈依的理念。苏轼谪居黄州,生存环境使他得以亲近自然山水,聆听自然万物生命的律动,从而思考人生、社会及宇宙的规律。自然对人类心智的启发莫过于她的“无言之教”,庄子有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诗人饱尝人生况味之后,内在的情感生活已经与大自然形成了共鸣与统一,诗人通过山水诗词的吟赏,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心灵的生态家园。
   苏轼谪居黄州,仕途上遭遇不幸,却得以更深入地思考社会人生,参悟世态人情。“遣子穷愁有天意,吴中山水要清诗。”(《和晁同年九日见寄》),用乐天知命的达观心态面对人生的潮起潮落,“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然而苏轼性爱丘山,寄意林泉,山水自然中寻找人生的“乐”与“适”,形成一种诗意化的生存方式。于是,黄州山水景物在他的诗心妙笔下呈现出别样的姿态。我们试来分析下面一组诗:
   《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
   其一
   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殷勤木芍药,独自殿余春。
   其二
   高亭废已久,下有种鱼塘。暮色千山入,春风百草香。市桥人寂寂,古寺竹苍苍。鹳鹤来何处,号鸣满夕阳。
   雨过天晴,诗人独自漫步郊野,来到四望亭下的鱼池,后又登上东冈。诗人仰观俯察,自然景物纳入心胸,诗句中处处显示出诗人“民胞物与”的情怀。诗人在鱼池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中,看到了聚拢漂浮在湖面的浮萍,联想到美丽的海棠,成熟的青梅;那含苞待放的木芍药独自点缀着这生意盎然的春光,而周围的阵阵蛙鸣声又为这诗意的画面增添了勃勃生机。诗人返程途中路过乾明寺前的山岗,登高远望,心旷神怡,“暮色千山入,春风百草香”,山下的古寺里青竹苍翠,在夕阳的余晖中迎风摇曳;夕阳西下,鹳鹤纷纷归巢,号鸣声在幽深的山谷中回荡着。诗人仿佛已化为这自然造化中的一个“生态因子”,感受着自然生生不息的律动。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诗人躬耕东坡期间,悉心体验自然生态之美,实现了自我精神世界“诗意地栖居”。试看《东坡八首》中的生态世界:
   荒里虽浪莽,高庳各有适。下隰种秔稌,东原莳枣栗。(其二)
   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其三)
   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
   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其四)
   农父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需纵牛羊。(其五)
   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想见竹篱间,青黄垂屋角。(其六)
   诗人在《江城子》(醉中了了梦中醒)叙文中称:“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可见,东坡地理位置较好,加之诗人把握农时,辛勤耕耘,生活上实现了自给自足。诗人根据土地“高庳各有适”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下隰种秔稌,东原莳枣栗”。春天,东坡草木萌动,生机盎然,“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夏天,庄稼欣欣向荣,“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秋天,东坡一片收获的景象,“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富于农耕经验的农父指点诗人“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需纵牛羊”。麦苗刚出,要任牛羊践踏;开春后,麦苗重新发出,才能获得丰收。诗人初来黄州时,东坡还是块荒地,“茨棘瓦砾之场”,如今成了“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的良田,面对“想见竹篱间,青黄垂屋角”的丰收景象,诗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道家哲学是力主人与自然和谐的,视“自然”为顺性无为的本真状态,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理想境界。苏轼隐逸黄州期间,人生观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在他看来,“生命即自然”,宇宙间万事万物尽管千差万别,却又浑然为一。这一时期苏轼的山水吟赏表现出了“无待”之游的自然心境:物我俱化、宠辱偕忘。
   黄州的自然山水景物以其博大美丽的襟怀陶冶着诗人的情操,抚慰着诗人的心灵。而南堂则以其俯临长江、境界开阔的地理位置优势深得苏轼的喜爱,苏轼经常来此游息,“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南塘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南堂五首》其一)“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其五)“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与司马温公五首》)大自然的风雨烟云、山光水色,足以极视听之娱,诗人完全可以排除世事纷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在苏轼看来,人的生命应该像宇宙自然的运行那样,自然而然,获得最本真的自由。诗人正是通过与自然的精神往还、心灵吐纳,思想获得了自由的驰骋空间,诗词吟赏独具生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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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慧敏,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东城教育集团益民实验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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