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育整体性评价模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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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裴云
摘 要 高职教育正处于深刻的变革当中，高职教育日益回归教育的本质属性。在此过程中，高职院校的“独特性”和“一流潜质”正在形成。同时，现行高职教育评价模式面临着评价主体利益化、评价手段单一性、评价指标零碎化带来的弊端，评价效度低下，严重阻碍了高职教育的生长。基于“独特”与“一流”建构高职教育整体性评价模式，有利于破解高职行政性和营利性困境，回归人才市场需求。该模式从人力资源供给的角度，建构起产品理念、结构设计、资源集聚、运行效能四个一级指标，并衍生出二级、三级指标，形成了整体性的评价效能。
关键词 高职教育;评价模式;独特;一流;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31-0029-06
在技术日趋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代，教育评价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社会普遍期待，教育评价不仅应遵循教育规律、提供正向标尺和解决现实问题，更需敏锐前瞻未来，使偏离的教育重回正轨、停滞的教育活力重现。对高职教育而言，可以从教育为经济社会服务这一普遍性原理出发，认清高职教育的本质在于为经济社会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这一事实，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一流）和高职教育差异化发展的路徑（独特性）两条线出发，对高职教育规律加以重新审视，作出准确判断，建立起高职教育自身生长和经济社会发展高度契合的整体性评价模式。
一、对高职教育进行评价的两个基础性前提
当前，对高职教育进行评价，存在两个基础性前提。忽略这两个前提，对高职教育的评价就可能陷入短期实用性的窠臼，从而难以建构起准确、完整、有效、具有引导和推动作用的评价模式。
（一）高职教育正处于深刻的变革当中
高职教育正发生重大变革，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的传统格局。这种变动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外部环境的变动①。“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示范（骨干）校、一流校、“双高”校等建设规划的相继实施，表明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已走上快车道。政府、市场、社会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对高职教育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高职教育的期待。二是高职教育自身的变革。近年来，高职教育发展迅猛，规模不断拓展、结构不断优化、理念不断升级，传统的“层次论”“本科压缩型”等认知视角和评价标准越来越难以对新现象进行准确解释与说明。三是我国高职教育的这种变革并无明显的参照系，是一种自发内生的。国际上并未有如同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规模如此庞大、样式如此统一的公办高职教育体系，因此难以找到一种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高职教育模式供我国参照。
高职教育所发生的上述变革，使之呈现出某种特殊性，隐含其中的是高职教育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旺盛的活力。必须深刻了解高职教育的这种变革，从而遵循高职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交互作用的外部逻辑，从而对高职教育作出准确、完整、有效的评价。
（二）高职教育日益回归教育的本质属性
具有显著产业属性的高职教育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伴随着发展的深入，高职教育逐渐回归教育的初心。高职院校具有自主办学、免受外界干扰的内在需求。相比社会其他领域，教育往往变动缓慢、面向长远、注重沉淀。但随着整个社会持续深入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均以不同方式对教育施加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展示出正面的推动功能，也具有负面的阻碍作用。教育在走出象牙塔迈向社会中心这一普遍而漫长的过程中，一方面，集聚了更多的资源、形成了更多的经验，得以推动教育持续、迅猛、良性地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本身的脆弱性，不可避免受到外界侵扰，导致教育生态异化严重，影响着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与此对应，院校的功能，一方面，通过正向传授知识与技能，促进学生身心成长，促进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自身;另一方面，成为“麦田守望者”②，通过反向隔离阻挡外界对学校的不良影响，使学生身心免受侵害。
高职教育的教育属性，其要义在于教育本身蕴含着深厚的生产力。为此，应通过深入认知高职教育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与功能，摒弃短期实用性思维，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的本性与活力。
二、传统高职教育评价模式的不足
在高职教育领域，评价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上级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行政性评价。其目的在于围绕政府财政投入，对指标完成、取得成果、经费使用等情况进行描述、分析、说明，展示出办学绩效。这种评价实质上是一份关于政府财政投入绩效的检验报告。另一种是社会机构（含非营利性中介机构和营利性公司）组织实施的第三方评价。其目的是从社会公众关注的角度，选取薪酬收入、专业吻合度、雇主满意度、就业率等指标，通过各种数据分析提供院校办学社会贡献度的说明，回应教育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理关切。这两种方式各有其现实合理性，二者共存形成了优势互补，但也存在明显不足。
（一）评价主体的利益化
政府和市场构成高职教育评价的两大主体。政府通过经费拨付、人事编制、招生许可、毕业证书发放等方面的影响力与公办院校之间形成天然、实质、牢固的从属关系。但恰恰是二者之间紧密的、事实上的行政关系，阻碍了有效评价的实现。政府评价主要围绕经费使用情况设计指标，关注经费实际使用绩效，无法体现高职院校发展的教育性、长远性特征。所谓教育性，是指育人过程超越单纯企业产品的复杂性;所谓长远性，是指教育为未来培养人才，具有周期性和滞后性，其成效并非短时间所能显现。营利性公司通过直接收取费用实施这种评价，与院校形成实质上的产品交易关系。从表面上看，后者属于购买服务的举动，但营利性公司无法突破公办院校的封闭性，无法获取必需的数据，从而无法作出准确的评价。非营利机构无法获知准确数据，同时受限于公益属性，往往缺乏足够的经费支持和必要的权力支撑，缺乏评价的深层次推动力，难以持续，可以说存在先天不足。
（二）评价手段的单一性
以政府为主的行政性评价手段单一。政府本质上是行政机构，缺乏对教育进行评价所必需的专业化手段。伴随着院校评价日益专业化，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委托专业公司对高职院校进行评价。市场评价具有专业性手段，但出于营利需要和囿于市场成本的制约，往往寻求剥离教育的整体性，通过若干重要、关键性指标数据对教育发展情况作出判断，试图通过个别指标反映出整体性状况，以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市场评价必须依赖其指标设计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以及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稳定性。 （三）评价指标的零碎化
评价的效度最终取决于指标体系的准确、完整，取决于对被评价者认知的精准。当前，对高职教育的认知基本上建立在普通高等教育“壓缩版”的基础上，这就决定了现行评价指标体系很难体现出高职教育的内在规律，不可能引导和推动高职教育迈向一流。这种评价的最终目的，是把高职教育从普通高等教育同质化发展中剥离出来，还是继续推动二者更紧密地联结发展，这是该评价模式难以回答的问题。正因如此，这种评价的效度值得质疑。
综上，高职教育的政府行政评价、营利公司的市场评价、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性评价，皆集中体现为评价指标零碎，缺乏整体性。实际上反映出与社会需求脱节、与高职教育规律相悖。探索一种新的、基于整体性的评价模式势在必行。这种整体性模式的指标体系准确、完整、有效，既能够反映高职教育的巨大变动，又与高职教育内部规律、经济社会外部规律形成高度契合，最终对高职教育未来发展起到重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
三、高职教育的“独特性”养成及其“一流”前景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规模不断拓展、实力不断增强、质量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在此过程中，高职院校的独特性逐渐显现，一流特质初现端倪。
（一）高职教育的“独特性”逐渐显现
伴随着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高职教育长期被忽略的“独特性”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我国，从1980年全国成立的13所最早的城市职业大学算起，高职教育的实施只有短短的40年。基于历史积累不足和发展程度上的差异，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基本上保持了同质化发展的格局，并形成了二者事实上的层次区分，前者长期作为后者的附属而存在。但作为一种具有独立类型潜质的高等教育，高职教育的独特性生命力强悍。
一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高职教育的知识体系具有不可改变的独特性。知识的不同构成教育类型的核心差异[1]。高职教育的知识以实践性知识[2]为主，同时涵盖了学科知识。实践性知识具有程序性、隐性、经验性等特征，主要通过个体的动作操作等得以表现，难以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展示出来。实践性知识主要来自一线产业过程，产业链构成创造新的实践性知识的重要来源[3]。知识的独特性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深刻塑造了整个教育教学形态。从知识出发，传授这种知识的教师也具有独特性，既具有相应的学科性知识作为基础，同时也具有一线工艺流程方面的知识、技术、技能。同样，围绕这种知识的课程建构和教学模式设计，必须遵循实践性知识的特征和内在规律，以契合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认知特点。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知识的独特性，必须有一整套独特的模式加以配套，不能以普通高等教育的模式去实现高职教育的目标。
二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经过多年的发展，高等教育中普通高等教育与高职教育之间形成了实力上此消彼长。其中，普通高等教育同质化严重，现行发展路径已经变得狭窄，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一方面，由于同质化倾向，普通高等教育在传统领域供过于求;另一方面，普通高等教育现有模式并不能应对市场的新需求，并不能培养出社会迫切需要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作为一种应对，一大批地方普通高等院校开始转型办高职教育③。这种状况深刻表明，传统的普通高等教育发展路径不仅没有为高职教育留下发展的空间，甚至自身发展也举步维艰、难以为继。这样，高职教育必须探索新的符合自身规律的独特性发展路径。实际上，经过多年的艰难发展，不少高职院校已突破瓶颈，在校企深度融合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和鲜明特色。这些实践上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高职院校独特性意识的觉醒，推动着高职院校探索新的独特发展路径。
综上所述，“独特性”并不仅仅体现于外在形态上的简单差异，而是具有显著的经济学内核，深刻预示着具有显著产业属性的高职院校，开始形成摆脱同质化竞争、迈向差异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二）高职教育正发生深刻变动，孕育“一流潜质”
长期游离于高等教育边缘的高职教育，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整体实力上与普通高等教育尚存巨大差距，没有出现发展模式的创新。从这个意义出发，似乎很难把“一流”二字加诸于高职教育。但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至今，在内部与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其潜在的“一流”特质逐渐显现[4]。
一是规模拓展、结构优化。当前，高职教育在院校数量和学生数量方面逐渐占据了高等教育一半左右的份额。一方面，规模拓展体现出社会需求与认可，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学意义;另一方面，规模效应的形成有利于降低培养成本，形成结构优化的内在动力。高职教育分层分类推动各种要素重组，促进结构不断优化，品牌化打造、专业化培养、集团化办学的格局初现端倪。
二是出现高端层次，体系趋向完整。系统化培养蕴含着高效率和高效益，伴随着应用型大学的产生，高职出现了高端层次。2015年11月，教育部发文同意在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的基础上，整合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图书馆教育资源，建立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这是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中国第一所应用技术类本科层次普通高校。其他省份也纷纷进行了应用型大学的试点。
三是国家大力资助，战略地位凸显。在“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我国高职教育获得了历史性发展机遇。2014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标志着职业教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一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高职教育将进一步获得政策利好，进一步得到财政投入和企业资助，校企深度融合和集团化办学成为大趋势。这必然促进高职教育在理念、结构、质量、体系上发生巨大变动，系统化办学格局逐渐形成。
以上从内部到外部、从规模到结构、从单一化发展到系统化办学的变化，深刻塑造着高职教育的发展路径，清晰地展现出高职院校的一流前景。
四、基于“独特”与“一流”的高职教育整体性评价模式建构 由谁担任教育的评价主体、以何种视角对教育进行评价，是教育评价的基础性问题。不同的实施主体、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不同的价值观和发展路径选择，使同一高职教育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将高职院校视为人才市场中提供人力资源的组织机构，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决定高职教育发展状况的，是产品理念[5]、结构设计、资源集聚、运行效能四大不可分离、互有联系的部分。通过这四个视角，高职教育办学绩效的影像得以清晰显现。见表1。
（一）高职教育的“产品理念”
教育过程同时也是人才产品的生产过程，这个观点越来越为社会所认同[6]。从产品的视角可以看到，与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一样，高职教育本质上是某种类型人力资源的提供者，为经济社会运行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其为社会提供何种数量与质地的人才产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构成对高职教育最基本的评价指标。其不同之处在于，高职教育具有显著的产业属性，其半公共产品的属性强于普通高等教育。因此，强调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产品属性具有更强的合理性依据。同时，伴随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景，将产品理念纳入高职教育评价模式，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一是从教育起点的角度看，高职教育应按照产品的逻辑对教育过程进行顶层设计，将质量、成本、效益等市场机制引入高职教育领域，确保人才的生产满足社会需求，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契合高职教育内在规律。缺乏这个起点，高职教育必然陷入封闭性办学、灌输式教育的传统窠臼，与市场机制的前景背道而驰。
二是从教育过程的角度看，高职教育应将教育过程视为产品生产过程。如，专业设置是否体现出市场需求度？与社会脱节的产品，不仅难以实现产品销售，也难以集聚社会资源;课程编排是否依据了实践性知识的内在逻辑和产品消费者的认知规律？缺乏这种依据，作为生产工具的课程必然难以实现有效生产;师资作为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工具的掌控者，其配备是否按照产品生产的要求，深谙产业流程运行规律，以及掌握了产业技术技能？作为产品质量的学生素质，是否受到市场标准的检验？
三是从教育结果的角度看，高职教育应以教育产品的标准对教育活动进行评价，并形成标准体系。经过教育起点、教育过程，高职教育最终会形成教育结果。对教育结果进行评价的标准，联结了教育的终点与新一轮的起点。合理的标准体系对高职教育产品再生產过程形成巨大的推动力，对新的起始起到经验辐射和起点提升的功能，通过否定之否定，实现螺旋式上升。这种基于产品的质量标准，不是封闭式的自我设定的标准，也不是上级部门设置的验收标准，而是要经过市场激烈的竞争与淘汰之后为市场所认可的标准（往往是龙头企业所遵循的标准）。
（二）高职教育的“结构设计”
在规模狭小、结构简单的年代，资源决定了院校的实力与质量。而随着院校规模逐渐壮大、功能逐渐综合化、结构日益复杂精密，高职教育的结构成为决定其效能的重要指标。结构的合理性程度是教育生产力的集中体现。通过结构优化，各种资源得以整合，体系得以运转。结构的严谨与优化决定了资源配置的合理高效程度，决定了人员流动的成本与效率。基于此，我国高职教育可以初步建构三大结构：
一是以校企深度融合为核心的教育教学结构。高职教育的独特性需求决定其必须从校企融合中获取必要的知识，打造独特的课程体系。因此，校企深度融合构成高职教育的灵魂，也是当前高职教育改革的关键点和难点，并且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付出较高的资源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单凭高职院校和企业自身，难以克服二者之间在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单位性质上的巨大差异。亟须政府部门充当第三方，为二者深度融合提供推动力和保障。
二是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院校管理结构。经过多年的发展，高职教育的“公平”原则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效率”提升成为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主战场。效率提升的主要方面，就是改变现行院校管理中行政化的传统痼疾，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在管理结构上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通过这种对接，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使市场或者企业成为院校办学主要、稳定的经费来源，从而大大减轻对政府财政投入的依赖。这种管理结构能够有效降低运行成本、提升运行效率、汲取市场资源、销售教育产品、打造教育品牌。
三是以学生需求为核心的消费者中心结构。当前我国以公办院校为主的高职院校，整个框架体系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加以建构。这种传统的体系有助于降低办学成本，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大量人才，但不利于选拔和培养精英人才，不利于因材施教。伴随着学生消费者意识的增强，传统模式难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伴随着经济社会岗位流通加速的现实，学生对自身创新能力培养和自主选择职业的理念日益加强。这必然推动整个教育体系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移，通过学分制等形式，提供更多的人才培养方案，推动学生多样化成才。
（三）高职教育的“资源集聚”
资源是办学的基本要素。缺乏资源的基础性支撑，任何科学的理念和合理的结构都难以持续。总体而言，高职教育的资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师资。教师构成教育产品的生产者，是生产力要素中最具有活力的要素。高职教育能否集聚到国家级教学名师、行业协会领袖（国际知名度）、技术技能大师等作为专任教师，能否集聚到行业企业精英、社会名流等作为兼职教师，可集中体现出其吸引力，也构成了其教育生产力。教师可以通过不断创新使教育教学内容不断优化，过程充满活力。教师不仅应保持数量充足、质量较高，而且教师结构要合理，以体系的形式实现教育教学功能和效果的倍增。
二是生源。学生作为教育的消费者，其起点的高度显示出院校的水平，其终点的高度则体现出院校的质量。因此，学生要素横贯教育活动始终。第一，可以吸引到何种起点的学生。包括能否吸引到同批次录取高考分数高的学生、国际知名职业院校的交换生以及招收培训其他大学在读或毕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第二，可以培养出何种水平的学生。鉴于教育的周期性长，在毕业后数年毕业生能够取得何种成绩，如成为国际技能大赛选手以及全国劳动模范、技术能手、行业领袖等。 三是管理层。管理技术的现代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高职院校的科层制和封闭性，造成管理人员队伍的行政化、官僚化，这与市场机制的要求相悖。因此，一所开放程度较高的高职院校，必须有一支具有现代市场意识的专业化管理人员队伍。这些人员兼具高职教育学者和职业经理人的双重特质，深谙高职教育规律、通晓市场规则，既能把握高职教育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善于通过市场机制的有效运用获得各种资源，推销教育产品，打造教育品牌，降低院校运行成本，以保证教育质量。
四是经费来源。办学经费充足，获得大量捐赠及捐赠基金收益。收入来源多元化，包括政府拨款、私营企业投入、科研收入及留学生学费等，获得大量具有竞争性（非普惠政策）的培训经费、科研经费、奖助学金、政府专项、企业捐赠，获得合作办学机构的经费和物资。在所有的资源中，来自企业的资源是最重要的，这是高职教育价值的直接体现。企业经费指标应成为判断高职教育资源最核心的指标。
（四）高职教育的“运行效能”
高职教育的产品理念、结构设计、资源集聚，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而这些基础性条件，必须最终转化为高職教育的运行效能才有意义。
一是社会声誉。社会声誉是指高职院校获得社会公众信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影响效果好坏的程度。社会声誉是院校总体实力的折射，是经过长期的时间积累在社会公众中形成的总体印象。在市场机制下，社会声誉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能够起到重要的品牌效应，从而为院校集聚资源、吸引人才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声誉的意义与价值可能超过其他要素，成为衡量院校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高职院校应深刻认识到社会声誉的重大意义，从战略层面对院校社会声誉给予全方位关注，进行持续和有力度的传播，将院校的价值观、办学模式、产品和服务等及时准确地传达给各方面受众，从而极大提升本院校的软实力。高职院校的社会声誉指标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行业知名度，指在行业领域中的影响力，包括雇主满意度等指标;二是政府认可度，指在上级管理部门心目中的印象;三是社会美誉度，主要是指对生源的吸引力。这三者分别体现出院校在不同领域的贡献度。
二是基础性平台。高职院校与普通高等院校的一个区别在于，前者拥有众多的技术平台，后者拥有更多的实验室。技术平台融合了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多种功能，集中体现出高职院校的高职特色和办学水准，成为凸显高职院校整体实力的硬指标。高职教育重要的平台主要有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国家级职教集团等。这种重大平台投入巨大、建设期长、效益显著，不仅设备先进，更重要的是汇集了优秀的师资、吸引了优质的学生、吸收到大量经费。这些技术平台，构成高职院校发展的基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对高职院校发展雄心、办学实力、未来发展的一种基础性判断。
三是重大成果[7]。高职院校取得的重大成果是高职院校整体功能运行后的结果，集中体现出高职院校为区域经济社会作出贡献的程度。首先，这种重大成果表现为培养出了何种质地的人才。这些人才获得何种奖励，如参加高水平技能竞赛获得的奖励;加入何种企业，如是否为世界500强企业所接纳。其次，办学过程中获得的各种成果。如获得政府各种级别的荣誉，如国家示范（骨干）院校、全国优质校、全国“双高”建设单位;教师参加各种竞赛获得的奖励、荣誉;国家级和省级教学成果、精品课程;通过国际合作引进的先进工艺、流程、证书等。最后，技术创新取得的成果，如各种等级的科技转化成果和专利数量等。
四、结语
“独特”与“一流”构成推动高职教育持续深入发展的两个关键要素，也预示着高职教育未来发展的两个方向。围绕这两个要素建构高职教育评价模式，必须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打造有效的指标体系。可以看到的是，由产品理念、院校结构、办学资源、运行效能四大要素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跨越了单纯的教育视角，将高职院校视为整个社会产业链条上某类人力资源的供应者。其中，产品理念是方向，办学资源是基础，院校结构体现出教育生产力的活力，运行效能是效果，四个要素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四者的共同作用下，高职教育的发展方向更明确，发展路径更清晰。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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