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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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成群
凡读过白居易《琵琶行》的人都知道，里面有一句“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也就是说，那个弹琵琶的女人的老家是在长安的虾蟆陵。其实虾蟆陵之所以取这么一个名字，并不是因为这一带蛤蟆多，而是因为原地名“下马陵”的讹传。关于“下马陵”历史上还曾经有一段典故。韦述的《两京记》中记载说：“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日下马陵。”相传大儒董仲舒去世之后葬在长安城南，一次汉武帝出游过此，为了表示敬重，下马而行。暂不管这个故事有多大的真实性，但其中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董仲舒的影响力都是一般人无可比拟的。
据《史记》记载，董仲舒非常用功，孜孜不倦，三年之中没有去自家的庭院花园中散过一次心。正因如此，他的学问博雅渊深，《汉书》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这个评价可以说是相当贴切的。董仲舒是治公羊春秋的大儒，比起他的前辈儒者，可以说他生逢其时。因为汉武帝之前的统治者，都是在以“黄老”之学治理天下，而儒家的学者并不吃香，甚至有很多学者还非常遭殃，如赵绾和王臧都被迫自杀，而辕固生差点没有被喜好黄老的窦太后喂了野猪。窦太后去世之后，汉武帝大兴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已经初见端倪。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的五月，武帝亲自召见董仲舒，针对汉武帝询问，董仲舒连作三篇应对，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天人三策”。现在这三篇文章保留在班固的《汉书・董仲舒传》里。当然现在也有学者说这三篇文章并非是董仲舒在汉武帝元光元年策贤良文学的答卷。但无论怎样，这三篇对策记录了或总结了董仲舒的思想轨迹。
我们可以把“天人三策”中一些语句摘录于此，一条一条地加以分析：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署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在董仲舒的思想学说中，“天”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天”虽然是一个自然运行的苍穹，但它同时也是群物之祖，因为它衍生出了世界万物。所以它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它的一切规律都有铁的法则。寒来暑往，阴阳变化，这之中体现出的自然秩序也是无比完美的。所以人世间的社会秩序可以依照“天”的秩序规则来确立。所以说“圣人法天而立道”，又因为天无私德，所以社会之中的统治规则也应该以博爱仁德为基点。
当然了，把“天”作为世间所有秩序的本原与依据，并不是董仲舒的发明。在先秦诸子那里，无论是老子还是孟子还是其他，大都把“天”的规则作为惟一具有终极性和绝对性的依据。而董仲舒更为激进一些，所以“天人三策”中又说：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董仲舒的上天秩序的本质在于阴阳运行，班固曾经说他“始推阴阳”，阴阳是董仲舒非常强调的一个关键词。如在他一部非常著名的著作《春秋繁露》里曾经写道：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相生》)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顺命》)
董仲舒的阴阳之学是继承了《周易》和邹衍阴阳之学的古老传统，又在其基础上有诸多的发明。这种天地间的阴阳运行之学，体现在人间秩序就有了德与刑的区别。按照他的说法就是“阳为德，阴为刑”，而在自然界，阳为积极的一面，即生育养长万物；而阴为消极的一面，所以在人类社会中，“阳”的一面即“德”永远应该处于主导地位。而“阴”的一面即“刑”应该处于附属地位。综合来说，治理社会、整饬秩序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德为主，刑为辅”。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天”的规则对人类社会不仅有一种垂范的意义。而且还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在先秦的思想世界里，“天”、“人”之间交感互动的基本格局已经大体确立了，逐渐萌生出了中国哲学世界最为动人的“天人合一”模式。到了汉武帝时代，经过董仲舒的进一步强调，使得天人互感的关系逐渐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里。譬如司马迁说自己的修史动机就有一条是：“究天人之际”。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学尤其注重阴阳灾异，他认为国家政策有不合礼数时，上天就会以地震、冰雹、蝗灾等灾难示以警告，如果统治者不钳悔改的话，上天的责罚就会加重，甚至于导致败亡。董仲舒的这一学说为东汉的谶纬之学打开了闸门。在东汉的思想史上到处可见这种充斥图谶迷信的意识及学说。直到后世，这种阴阳灾异的论调一直是常盛不衰，打开历代史书，常常可以发现在出现日食、彗星、蝗灾、洪水、地震等灾难时，皇帝常常要下罪己诏，还有就是大臣以灾害来批评皇帝的个人道德问题，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武帝执政初期面对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权力分散和思想的混乱。由于汉初统治者采取的是黄老“无为”的统治政策，使得地方藩国的势力过于膨胀，最终酿成了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汉武帝上台后必须实行一套强有力的政策来保障中央集权，于是儒家有所作为的“大一统”学说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所谓的“大一统”就是指的确立中央的权威，不但是在政策上，而且也要体现在思想上。董仲舒指出当时社会一个极大的弊端就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即思想意识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所以他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的思想学说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以行政的强制力去保证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自此，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奠定了。董仲舒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他一生坎坷多难，连遭陷害，甚至差点被处以死刑。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j
上面这一段话，从表面看，还是强调“天”的绝对性，但是在深层涵义上，却另有所指向。“天不变，道亦不变”，即“天”的秩序是不能更改的，所以人间的社会秩序也不可更改。从古到今，一切既定的秩序都不可改变：尧舜禹一脉相承都是上天的意旨，守住的是人间的大道，也是守住了上天的规则。在这里，空间和时间就悄悄转化了，上天的绝对性赋予了历史的绝对性，以这个思路来看，皇帝的统治权就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即君权天授，君王统治天下也就符合了《春秋》之道，即“奉天而法古(《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所以他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唯(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天人三策”确立了天人合一与君权天授的原则，同时也发明了阴阳德刑的实践思路。但是任何一种学说要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还必须有一系列具体的可供操作的制度策略。否则，是无法落实到现实中的，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
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
董仲舒的注重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和选官制度上，这两个措施为儒家学者进入权力中心提供了可靠保障。汉武帝采取了他的建议，“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著为功令……”
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其实，董仲舒的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夹杂阴阳无行之学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国家宗教神学。当它借助权力上升为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它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上给中国历史制作的模板，成为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参照。
(责任编辑 纪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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