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物质条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任继愈

　　古代汉字的书写工具是刀、锥、木、竹、帛。钟鼎文字是用刀刻在模具上，范型成器，器物的铭文出于铸工手刻。钟鼎文出现以前有甲骨文，文字刻在牛肩胛骨、鹿头骨，大量的是龟腹甲骨。安阳发现的大量甲骨片中，有的片上还有书写的字迹，尚未用刀刻过，可见甲骨文制作过程是先写后刻。书写的用途是为了传播、保存文献记录，考古发现的竹简、木牍、帛书字体都不可能过大，目的在于实用。受书写工具的限制，汉字只能小，不能大。
　　汉代(公元前后)中国发明了造纸术。早期造纸不能造太大的纸张，但比木牍、竹简提供的书写空间大得多。书写的工具――毛笔也有了改进，笔头增大(考古发现公元前三世纪的毛笔很细小，制作工艺很粗糙)，可吸收更多的墨汁，在较大的纸面上写字，大到“榜书”(写匾额)。
　　1900年于甘肃敦煌石窟发现了大量手写经卷，经卷纸张坚硬光滑，抄写者的书法有的生疏，有的成熟，具有书写者独特的风格。手写卷目的在于讽诵、传播，而不在于欣赏其书法。
　　唐代造纸技术比汉魏有所发展，纸质坚实，不晕墨。唐人制笔用紫毫，笔锋较硬(从韩愈《毛颖传》可知当时制笔原料为兔毫)，席地而坐，面对矮几，悬肘而书(悬腕自不待言)。凡习书者，必先练腕力，使之不摇不颤，故能运笔有力，挥洒自如。唐人书法流派纷里，流利而不呆滞。其书写工具与书写条件对书法不无制约影响。
　　古人生活的社会去今世遥远，只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及文物遗存中窥见其端倪。敦煌莫高窟壁画有许多唐代人生活的图像，其中有关于建筑、室内装饰、人物服饰、生活用具、社会风俗，弥足珍贵。唐人室内生活席地而坐，写字凭几而不用高桌，敦煌壁画中提供了实物例证。
　　宋明时期，中国造纸术进步，能造熟纸(澄心堂纸，即宣纸的前身)。纸张洁白如玉，吸水力强。书法家喜用羊毫笔，笔毫散开能作飞白体。宋明以后，中国人起居用桌椅，不再席地跪坐，写字时坐高椅，作书时双臂有所倚托，故不必悬肘。苏轼书法其向左撇笔多长，而向右的捺笔较短，当是伏案作书，用笔使然。如悬肘为之，不致有此现象。黄庭坚书体瘦劲而善作波磔，其所用毛笔当为长锋羊毫而非紫毫，用熟纸而非汉魏硬纸。与苏、黄同时的米芾、蔡襄，字亦丰腴，虽出于秉赋风格，与其所用工具为羊毫、宣纸亦不无关系。
　　明清以来，科举取士，模仿古人书法，读书人桀骜不驯的性格，经过书法的训练与八股文同时灌输，使之纳入政府要求的规范之内。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从思想到行为，连同书法，都受到约束。后人论书法，多推尊唐以前而菲薄宋明以后，主要在于馆阁体当道，抹杀了作者个性。
　　书法作为一种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本身也要求发展。我们不能同意中国书法今不如古，越来越倒退的观点。书法与其他艺术一样，其生命在于发展创造而不是模仿。复制的艺术品价值不高，原因也在于此。为摆脱科举考试给书法带来的桎梏，明清书法家进行了一些突破性努力。
　　
　　(一)打破科举培养的馆阁作风，创造标新立异书法，如郑燮中进士后，专工书画艺术，其书法完全摆脱了科举的范式，创造了他的六分半书。
　　
　　(二)甲骨金石字体本来用刀刻成。后人用柔软的羊毫表现用刀刻的甲骨文、钟鼎文，从而是形成清以后“尚碑”的风潮。邓石如用羊毫笔写小篆书，上追秦汉，为书坛开了新生面。近代发现甲骨文后，书法家把甲骨文引入书法――不是用刀刻在坚硬的甲骨上，而是用毛笔书写在柔软的宣纸上。也有用甲骨文篆刻印章，或小字放大成楹联、堂匾，别具一格。
　　
　　(三)元明以来，书法与中国绘画相结合，画不离书，把书法的美与绘画的美融为一体，在书画界成为定式，几乎无画不题字，字画结合，相得益彰。
　　
　　(四)古代书法，大字小字各有专工，大字用大笔，小字用细笔。书法的审美要求也不同，大字贵结密而无间，小字贵宽绰而有余。今天有光学投影技术设备，字体大小可以任意操纵，这是古代书法家所未料到的。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而不重视中国汉字书法使用的工具(文房四宝)及生活物件(古人席地而坐，今人高桌高椅)，也是不全面的。文房四宝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现代化，也在发生变化。以墨而论，古人制墨以杵捣碎。清人袁枚制墨精良。号称“随园十万杵”，以示其研制精细，今人书法多用墨汁，很少人工研磨，砚台的作用仅供盛墨汁，有的只供观赏了，所谓端、歙等名砚温润发墨的优点、特点已无从发挥。古人用墨块，人工磨墨必以人力。康有为善书，他写字用半机械的一种工具“磨墨机”――用手摇动的一种齿轮机，比人工省时省力。近来有了墨汁，既细且标准化，墨、砚越来越不重要，退居次要地位。
　　近代书写工具又有广泛改变，日常多用钢笔、圆珠笔，在机器造的硬纸上书写。近十年来硬笔书法逐渐被承认。文房四宝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怕只有纸和笔“二宝”了。
　　
　　(选自《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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