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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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作为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开端，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也是联大图书馆历史的一个关键阶段。要对西南联大图书馆完整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离不开对长沙时期的办馆历程的研究。文章从成立背景、组织结构、藏书建设、阅览服务等方面入手，详细描述了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的办馆情况。
　　关键词 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 组织结构 藏书建设
　　中图分类号 G259.2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07-05
　　The History of Changsha Temporary University Library
　　Wu Chun
　　Abstract Changsha Temporary University Library， as the beginning of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Library， wa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history of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Library. In-depth study on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Library cannot be conducted without the research on its course in Changsha.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ituation of Changsha Temporary University Library in detail by focusing on its founding backgrou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and reading service.
　　Keyword Changsha Temporary University Librar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西南联大图书馆历史是西南联大校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联大办校地址的迁移，联大图书馆经历了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1937年9月—1938年4月）和昆明的西南联大图书馆（1938年4月—1945年5月）两个时期。目前关于联大图书馆历史的研究文献大多着重于昆明时期的西南联大图书馆，而对长沙时期的临时大学图书馆描述较为简略，为此笔者翻阅有限的资料，从成立背景、组织结构、藏书建设、阅览服务四方面入手，力图重现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的详细办馆情况，以期为当前的西南联大图书馆研究作点贡献。
　　 一、成立背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短短1个月内日军相继攻占了北平、天津，原本安静的校园也受到了冲击，北京大学图书馆被日寇洗劫一空，南开大学大部分校舍也毁于战火，学校的日常教学事务受到严重影响，平津一带已经无法保障高校科研教学的正常运行，举校迁移成了当时的选择。为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校长与当时的南京政府教育部研究后决定，南迁长沙，联合办校。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建立临时大学，三校师生开始分批南渡[1]18。
　　 三校抵湘后，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为了配合教学科研的开展，满足学校约1706名师生（包括他校借读生和北大、清华在武昌联合招收及南开中学毕业直升大学的新生在内）的需求，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图书馆开始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作办馆，借助中央研究院的力量，于1937年秋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下文简称“临大图书馆”）[2]138-143，成为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发端。
　　 二、组织结构
　　 临大图书馆实行馆长制，由原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出任首任館长（1937年9月—1938年4月在任），与总务处、教务处在行政上平行，隶属于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由原三校校长组成）。根据《长沙临大、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图书馆办法》，临大图书馆组建了图书馆委员会，成员共七人，除馆长外，临时大学和北平图书馆各推荐三人作为委员，对图书馆的业务开展进行联合指导和监督[3]277-278。
　　 临大图书馆由临时大学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共同出资建馆，各出资一万元，办公费和馆址由临时大学负责，职员工资由各自原机关发给，总馆设于校本部，即学校租用的长沙韭菜园原圣经学校，先后以两间教室、大礼堂作为阅览室[4]138-143，馆内业务分为四组——采访、编目、索引、阅览组，各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了解决临时大学图书资料匮乏的问题，1937年9月16日召开的临时大学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上通过了“成立图书设计委员会”的决议，商定由陈总（陈岱孙）、冯友兰、顾毓琇、吴有训（此四人来自清华）、梁实秋、饶毓泰、赵廼抟（此三人来自北大）、方显廷、杨石先（此二人来自南开）九人作为图书设计委员会的成员，由陈总召集，隶属于校常委会领导[5]112。
　　 1937年10月，临时大学与湖南省建设厅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商定借用该厅附设的国货陈列馆全部图书，成立临大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同时向长沙中山东路的三和酒家租借阅览室一间[6]45。1937年11月，临大图书馆在南岳衡山的分校设立了分馆，为位于此地的临时大学文学院的200多名师生提供文献资源服务，有关文科的所有书籍在长沙总馆登录、编目后，送往南岳分馆，此处的大阅览室可容百人阅览[7]138-143。至此，临大图书馆形成由校本部阅览室、国货陈列馆第二阅览室、三和酒家阅览室、南岳分馆阅览室组成的阅览室体系。
　　 部门的合理设置、图书馆委员会的有效指导，使临大图书馆渐成规模，1937年12月，馆内职员达到33人，其中北大4人，清华4人，南开1人，国货陈列馆2人，北平图书馆22人，比10月份多了16人[8]281。 　　 三、藏书建设
　　 七七事变后，北大图书馆的图书几乎全部沦落敌手，清华大学图书馆战前运出的图书和战争初期装箱的图书物品滞留在武汉和北平，南开大学抢运出来的3万多册图书滞留在天津租界，临时大学图书馆面临的是图书仪器严重匮乏的困境。
　　 临大图书馆的藏书收集渠道有三：采购、接受赠书、借用其他机构图书。
　　 1.采购。根据《长沙临大、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图书馆办法》规定，临大图书馆购书侧重于教学参考书和教科书，北平图书馆则侧重于一般参考书、西南文献和西文专门期刊，双方所购的图书均分别登录，各自建立财产薄。1937年临大图书馆由本校之部购入的中文图书有5275册，西文图书1288册，中文期刊49种，北平图书馆之部购入西南文献648种，西文期刊400余种[9]281-283。由于战时交通不便，临大图书馆从外地和香港购书更加困难，便在长沙当地的书肆寻求，以满足教学所需为目标，选购价格便宜、实用易得的图书。
　　 2.接受赠书：临大图书馆还积极争取国内外的图书捐赠，其中北平图书馆之部就先后发函300多通，向国外学术界和出版界征求书籍，并委托各国图书馆协会组织、征书委员会在该国重要城市征求图书以待战事结束后免费运华。经过努力，1937年临大图书馆接受赠书达到247种，国立北平图书馆之部受赠图书246种[10]281-283。
　　 3.借用其他机构图书：除了借用中央研究院的图书，1937年10月6日临时大学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借用湖南国货陈列馆图书室图书办法，原湖南国货陈列馆全部图书（主要为经济、财政、商业类的中英文图书）仍存放于原室，由临时大学派专门人员整理编目以便利用，原陈列馆图书室3名职工人员仍负责保管等事务，薪酬由临时大学发给，临时大学教职员、学生持图书馆阅览证可以入内阅读[11]10-11。在临大图书馆委员会和各方努力下，图书馆藏书量渐渐增多，至1937年11月，馆藏中文图书有6000册，西文图书有2000册[12]12，但远远不及战前三校图书数量，由于图书资料过少，学校甚至同意毕业班学生免去毕业论文写作[13]25。
　　 临大图书馆所入藏图书都由编目组负责编目，至1937年12月，长沙本校图书馆共编成中文图书1500种3000余册，西文图书1032种1250余册，其中理工和法学类书籍编目后存于本校图书馆，文史教育类书籍编目后送至南岳分校图书馆阅览室;北平图书馆之部送编的主要为西文图书，共编成117种146册;湖南国货陈列馆全部中西文图书也编目完毕[14]283-284。
　　 在图书分类方面，临大图书馆的西文图书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中文图书采用北平图书馆的中文书籍分类法，分为书名、分类、著者三种卡片目录，共制成17000余张卡片，分别编成中西文混合的卡片目录。为了参考利用和馆际互借之便，编目组另外编制了“长沙各图书馆西文书联合目录”，至1938年初，已编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收藏的西文书的卡片目录[15]284。
　　 除了普通图书的编目工作，临大图书馆针对本馆搜集的中西文日报和其他剪报上的抗战资料和中日双方的照片、国外言论等分类并编制索引，为日后编纂战史提供参考资料。为了补充战史资料，临大图书馆还将西文期刊和日报上刊载的关于国际形势的言论和专文一一抄录制成复本，建馆3个月间就收录了250余篇，分期印成《抗战中之国际舆论》一书[16]284。
　　 面对国土沦陷、日寇欺凌的困境，临大图书馆深深认识到工业化对于复兴的重要性，为此专门将北平图书馆订的300多种西文工程期刊中刊载的论文编制成索引方便利用[17]285。
　　 四、阅览服务
　　 临大图书馆办馆起步艰难，最初只有校本部楼上两间教室改成的阅览室，后来学校大礼堂改为阅览室，可以容纳250人阅览，阅览室内四周放置书架和杂志架，所有书籍和期刊开架阅览，供学生自由取阅，室内的目录柜提供了校本部图书馆的三套卡片目录和长沙各图书馆西文书联合目录，为学生检索提供方便。大阅览室每天的开放时间达到11个小时，开放时段是上午8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晚上7点到10点，每天均座无虚席，接待学生700余人次[18]285。
　　 1937年10月，随着临大图书馆和湖南省建设厅附设国货陈列馆的合作协议签订，在该陈列馆设立了第二阅览室，同时又新增向三和酒家租借的阅览室一间。同年11月，位于南岳衡山上的圣经学校成立分馆，此处的阅览室可容纳百人阅读，4个阅览室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师生的阅读空间。
　　 五、奉命迁徙
　　 临大图书馆只维持了几个月时间，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久武汉也告急，长沙成为战略后方重地，学校已经无法正常上课，于是被迫再次迁徙，临大常委会经过研究，决定选择远离前线，既有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通往海外，又方便采购图书仪器设备和了解国际学术、科研发展动态的云南省会昆明，准备迁往此地，1938年1月迁移方案确定，全校师生将于2月起分3路向昆明迁徙。1937年12月，临大常委会作出了“本校图书仪器暂缓购置”的决议[19]26。1938年2月7日，临大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签订了运书协议，中央研究院的200余箱图书由临大图书馆收入，一同运往昆明并由临大图书馆保存，以备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到昆明后工作之用[20]286。
　　 1938年3、4月间，临大图书馆以及所借的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的图书，共900余箱，一路辗转最终运至昆明[21]25-32。4月2日，教育部轉行政院命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22]32，至此，临大图书馆进入西南联大图书馆时期，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迫于战火，联大在长沙的办学时间只有三个多月，但各方的努力、有序的组织使战时教学不至于中断，临大图书馆在困境中争取各方支持、联合各方力量，千方百计开展藏书建设、阅览服务，其组建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保存了战前三校图书馆的火种，为西南联大8年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其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办馆历程不仅是西南联大图书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中国图书馆史上也不能被忽略。
　　………………………………………………………………………参考文献
　　[1]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
　　[2]韦庆媛，邓景康.清华大学图书馆百年图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38-143.
　　[3]林丽生，杨立德主编，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6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277-278.
　　[4]同[2]本次引用页码138-143.
　　[5]郭爱蓉，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2会议记录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12.
　　[6]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 第3卷 1937—1946[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5.
　　[7]同[2]本次引用页码138-143.
　　[8]同[3]本次引用页码281.
　　[9]同[3]本次引用页码281-283.
　　[10]同[5]本次引用页码10-11.
　　[1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4，18（5-6）：12.
　　[12]易杜强著，饶家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M].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25.
　　[13]同[3]本次引用页码283-284.
　　[14]同[3]本次引用页码284.
　　[15]同[3]本次引用页码284.
　　[16]同[3]本次引用页码285.
　　[17]同[3]本次引用页码285.
　　[18]同[1]本次引用页码26.
　　[19]同[3]本次引用页码286.
　　[20]吴晞.策府弦歌唱城春：西南联大图书馆始末[J].津图学刊，1992，3：25-32.
　　[21]同[1]，本次引用页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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